新华社北京8月9日电 近日，美国纽约州前州议员本·盖勒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一条爆炸性消息：华盛顿“披萨晴雨表”出现异常，预示或将有战事发生。这条简短推文获得1300万浏览量，近千条留言表示对此保持高度关注。
什么是“披萨晴雨表”？所谓“披萨晴雨表”靠谱吗？
5月8日，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华盛顿国会出席听证会。新华社发（亚伦摄）
“披萨晴雨表”理论
共和党人盖勒3日晚发推文说，通过观察美国国防部附近快餐店和酒吧实时运营情况发现，披萨店“比平时更繁忙”，而酒吧“比平时更空闲”。盖勒说，根据“披萨晴雨表”理论，美军或将在中东地区有“大动作”。
盖勒此后两天持续关注此事，他除了指出五角大楼附近酒吧空闲外，又提及美国军工巨头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股价与多国普跌的股指“逆行”，侧面印证美国将进行军事行动。盖勒的系列推文获得巨量关注，网民普遍表达兴趣，但尚无主流媒体跟踪报道。
“披萨晴雨表”是美国流行文化中的一个概念，指美国重要政府机构周边披萨店的繁忙程度。如果政府部门职工大规模加班，他们往往会点披萨外卖，因此披萨店的繁忙程度能反映政府部门加班情况，在某些情况下或许能暗示这个政府部门将有重大情况发生。
2021年8月3日，一名警察在美国弗吉尼亚州阿灵顿的五角大楼附近执勤。新华社记者刘杰摄
“披萨晴雨表”概念或发端于第一次海湾战争时期。
据美联社1991年1月16日播发的一篇报道：“只需看看美国国防部、白宫和中央情报局点了多少披萨外卖，就知道世界局势现状。”报道援引在华盛顿地区拥有43家披萨连锁店的弗兰克·米克斯的话说，媒体可能还不如披萨店外卖员掌握国际局势重大动向。
报道援引米克斯的话说，从1991年1月7日开始，来自国防部的深夜订单逐渐增加，单日订单从3个增加到1月15日的101个；白宫仅在1月15日晚10点到16日凌晨2点的4小时内就订了55张披萨。一天后，即1月17日，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开始空袭伊拉克。
米克斯的“披萨晴雨表”理论“一战成名”，一度被视作观察美国政府动向的参考指标。
2023年9月9日，一名女子在美国芝加哥美食节上品尝披萨。新华社发（文森特·约翰逊摄）
1998年12月，美国《华盛顿邮报》援引米克斯的话报道，受国会因莫妮卡·莱温斯基案弹劾时任总统比尔·克林顿影响，白宫和国会订购了数量远超平时的披萨。
不仅是披萨数量，米克斯还认为政府部门订购的披萨种类也能反映某种信息：当有坏事发生时，人们往往喜欢吃更油腻的食物以缓解焦虑，所以会订购更多荤馅披萨。他说，就在克林顿被弹劾前两天，白宫订购的披萨中“额外添加奶酪”的要求比平时多了32%。
“披萨晴雨表”靠谱吗
从理论上看，“披萨晴雨表”有一定合理性。当美国政府部门员工加班时，披萨因为符合大众口味、适合多人共同加班时分享，是较受欢迎的外卖食品。一些议员或政府工作人员偶尔也会发布办公室里一大摞披萨盒的照片，以塑造自己勤恳工作的形象。因此，披萨外卖数量确实可与政府机构繁忙程度形成某种关联。但受多重因素影响，所谓“披萨晴雨表”难以成为准确可靠的判断依据。
8月4日，以色列“铁穹”防空系统拦截射向以色列北部加利利地区的火箭弹。新华社/美联
第一，美国政府或许已采取措施避免通过“披萨晴雨表”泄密。也许是通过海湾战争案例意识到披萨外卖订单可能成为泄密点，美国国防部已采取措施规避风险。据《太阳报》美国版4月的报道，自从米克斯公开向媒体宣扬“披萨晴雨表”后，美国政府已不再从单一商家订购大量披萨，并且还会派工作人员到店取走披萨，以避免信息从外卖环节泄露。
第二，缺少足够的可证实案例支撑。美国主流媒体和权威人士对于“披萨晴雨表”较少报道和提及。通过检索，美国主流媒体播发与“披萨晴雨表”相关的报道仅有1991年海湾战争、1998年克林顿弹劾案和今年4月伊朗对以色列发动空袭。如果说“披萨晴雨表”在1991年曾成功预测海湾战争临近爆发，那么对于已确定时间的克林顿弹劾案并未起到预测性作用。今年4月，“披萨晴雨表”的“异动”发生在伊朗对以色列发动报复性空袭之后，也难说有预测作用。因此，目前缺乏足够案例证明“披萨晴雨表”的准确性。
8月6日，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在纪念真主党高级军事指挥官福阿德·舒库尔的活动上发表电视讲话。新华社发（比拉尔·贾维希摄）
第三，现实情况较为复杂。美国国会和五角大楼都有较复杂的安保系统，因此对这些部门来说，叫披萨外卖是繁琐且效率不高的行为。美国大西洋理事会信息安全问题专家埃默森·布鲁金认为，如果发生什么危机，这些部门很难专门派人花一个小时去取披萨，人们一般会从便利店买食物。
谈谈美国政治制度在美国成为世界强国中的作?
美国是当今世界头号超级大国,然而,它的建国时间只有224年。 是什么原因使它一跃而成为世界工业、农业、科技和国防现代化强国呢?下面笔者着重从地理方面探讨。 一、自然条件优越美国本土位于中纬度地带,气候温和,降水丰富,夏季潮湿,主要为温带大陆性气候。 美国地貌类型多样,500毫米年降水量线与西经100度大致吻合,并将其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区域,东部湿润,地形平坦广阔,土壤深厚肥沃,水源充足,有利于早期移民开发;西部干燥,多沙漠和草原,地势高峻,土壤贫瘠,适宜发展灌溉农业和畜牧业。 美国水陆交通极为发达,东北部的五大湖与纵贯中部的密西西比河构成庞大的内河航运系统,经圣劳伦斯河与大西洋相通,且与稠密的公路和铁路相衔接;由于它三面临海,多优良不冻海港,既可享有海上交通和捕捞之利,又可加强与其它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还可辟建军港,发展海军,捍卫海洋权益,并有利于国际人口迁移和对外贸易。 美国有丰富的自然资源,阿巴拉契亚北部和密西西比河中游东部有大量煤蕴藏,五大湖以西盛产优质铁矿,墨西哥湾西北是主要油田,西部多有色金属,森林覆盖率约占全国面积的1/3,耕地约占世界耕地面积的10%。 优越的自然条件为美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 二、外来移民汇集由于美国自然条件优越,海运便利,因而引发了人口迁移的洪流。 外来移民纷纷涌入美国,其中大部分是英国人,此外还有爱尔兰人、德意志人、法国人、荷兰人、瑞典人、犹太人等欧洲移民,以及黑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一些国家移民,欧洲各国移民中白人占80%以上。 从1607年到1733年,英国首先侵占北美大西洋沿岸富饶地区,先后建立13个殖民地。 经过外来移民及其后裔100多年的积极开拓,美国经济发展起来了。 北部工商业发达,造船工业兴盛,渔业、纺织、制铁、木材加工业都有发展;中部是主要产粮区;南部盛行种植园经济,以黑人奴隶为主要劳动力;西部的开发建设,提供了广阔的国内市场。 源源而来的欧亚移民,在19世纪最后25年达千万人以上。 他们不仅提供了必要的劳动力,而且带来了熟练的生产技术,雄厚的“剩余资本”,先进的思想观念,从而使美国能够在较短时间内获得飞速发展。 1894年,美国工业产量超过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跃居世界首位;19世纪晚期,美国小麦源源渗入欧洲市场。 三、领土迅速扩张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其很快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 18世纪末19世纪初,美国利用欧洲国家同法国作战、双方无力兼顾美洲的有利形势,一方面通过海外贸易壮大其经济实力,另一方面乘机夺取交战国在美洲的土地。 1803年,美国从法国手里购买面积达200万平方千米的路易斯安那,将领土扩大到墨西哥湾;1810年～1819年,美国采取先派兵强占,然后出低价“购买”的手段从西班牙手里夺走佛罗里达半岛;19世纪30年代,美国在得克萨斯挑起叛乱,使其脱离墨西哥成为所谓“孤星共和国”,又于1845年吞并了它,接着,美国又发动侵略墨西哥的战争,抢走墨西哥格兰德河以北的大片领土,直到滨临太平洋的加利福尼亚;1846年,美国从英国取得俄勒冈。 这样,美国领土就从大西洋岸向西延伸到太平洋岸,约占北美大陆面积的一半。 1867年,美国从俄国购得阿拉斯加;1898年,美国吞并了北太平洋中部的夏威夷群岛。 现在,美国共有50个州,一个首都华盛顿所在的哥伦比亚特区,总面积已达937万平方千米,相当于整个欧洲,居世界第四位。 辽阔的领土,使美国拥有极丰富的各种自然资源,这为美国工农业生产提供了先决条件。 四、政治位置有利美国横亘北美洲中部,与欧亚大陆之间被大洋隔离,南北邻国墨西哥和加拿大又远比它弱小,这既使其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远离主战场,境内免受战争创伤,又不用担心邻国侵扰。 美国还利用其有利的政治位置,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一方面供给欧洲各交战国以武器和粮食,另一方面又取代欧洲列强向落后国家倾销工业品。 因此,美国工业突飞猛进,海外贸易激增,藏金之富甲天下。 一战后,世界金融中心由英国伦敦移到美国纽约;1949年,美国黄金储备占资本主义世界的73 4%。 雄厚的资本,为美国工业发展注入了巨大活力。 二战后初期,美国工业总产值,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占1/3,到1948年占1/2强,美国还是当时世界上掌握核武器的唯一国家。 五、经济持续发展美国中央大平原原来只是茫茫旷野,欧洲移民到来之后才成为商品谷物生产基地。 由于这里地广人稀,自然条件极其优越,因而谷物生产比起欧洲有很大竞争优势。 一方面,美国依靠发达的工业实现了农业机械化。 这里谷物生产和销售的各个环节,都由机械作业,农业机械向大型、宽幅、高速、联合作业方面发展,有的农场还使用飞机作业。 另一方面,美国根据各地自然条件和市场需要,实现了地区生产专门化,如玉米带、小麦带和乳畜带等。 因为农业专门化便于充分利用自然条件,大规模使用农业机械,提高农业生产技术。 美国由此成为世界现代化农业大国,其生产的小麦、玉米、大豆、棉花等都居世界前列。 美国工业现代化得益于本国丰富的资源、发达的交通、强大的农业和庞大的市场。 事实上,美国在近代工业发展的最初一个世纪内,工业生产主要靠其丰富的自然资源,直到19世纪末,才使用新技术而进入钢铁工业大发展阶段。 美国东北部是世界工业最发达地区之一,工业主要分布在从波士顿经纽约、费城、巴尔的摩至华盛顿一线,以及五大湖南岸地区,主要工业部门有钢铁、机械、汽车、电力、化学等。 虽然美国传统工业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已有所下降,但随后崛起的微电子、生物工程、航空航天等高技术产业却占绝对优势1A�⒏咝驴萍纪度朊拦�晌�执��抗�墓丶��蚴侵厥臃⒄垢咝驴萍肌N�俳�┮悼焖佟⒏咝Ш统中�⒄?美国在全国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农业科技研究和推广系统,这个系统免费向所有农场主提供最新农业科技成果。 大平原农业一体化离不开美国的高新科技投入。 在新技术革命推动下,美国电子工业、半导体工业、核工业、航天工业、高分子合成工业、遗传工程、激光工业等高新技术工业部门方兴未艾,旧金山“硅谷”是美国乃至世界电子工业中心,这里每一项重要发明,都会影响全世界电子工业的发展。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电子工业更新换代的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新工艺、新产品,几乎都出自“硅谷”。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美国以宇宙探测为突破口,研制的各种载人飞船、航天站和航天飞机先后进入太空,带动了综合国力的迅速提高。 为实现“阿波罗登月计划”,美国历时11年,耗资255亿美元,动用了2万家企业、200多所大学、80多个科研机构和30多万人参与此项工程的运作。 1969年7月20日,美国“阿波罗11号”宇宙飞船登上月球,成为世界航天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项伟大成就,也成为美国现代化强国的一个突出标志。 当然,美国迅速成为现代化强国还有其它原因,如良性的竞争环境、成熟的资本市场等,但优越的自然条件、移民的不懈开拓、领土的不断扩张、有利的政治位置、持续发展的经济、高新科技的推动无疑是其主要原因。
从中国看世界，从世界看中国
体用之变，世界秩序的启示</
自古以来，中国智慧便强调“体无定用，惟变是用”，变迁是世界进步的催化剂，能力与机遇在此中交织。 纳什均衡虽看似无定形，却反映了变与化的微妙平衡。 体用之间，差异与转化，孕育了深刻的人心理解。 中国历史上的“天下”观念，不仅塑造了传统价值观，也对现代世界具有深远影响。
农业革命与现代世界的转折</
新石器革命与现代世界的建立，划定了人类历史的分水岭。 对于现代性的探讨，焦点在于那些促使世界发生剧变的结构性变化。 中国，作为一个独特的视角，其历史路径与对外扩张的理解，挑战了西方中心论的思维框架。
郑和航海与世界观的考量</
郑和的海上探险未能延续，反映出中国人世界观的深层含义：他们视自己为世界的中心，而非寻求殖民扩张。 儒家官僚与郑和的恩怨，以及对海外探险经济效果的质疑，都是理解这一历史事件的关键。 然而，全球化的趋势和全球问题的紧迫性，提醒我们超越国家视角的必要性。
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交织</
现代世界历史上的“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如跷跷板般摇摆，美国政治中的共和党与民主党立场的转换，正是这种动态的体现。 工业地理的转移，如英国的崛起，揭示了国际秩序中的权力转移与平衡。
中国与西方政治观念的对比</
中国的“天下国家家庭”与西方的“国家-个人”观念截然不同。 国家视角下的全球秩序思考虽自然，但赵汀阳指出，这不足以应对全球性的挑战。 他提倡的超越国家界限的思考，正契合了全球问题的现实需求。
老子的全球视角与道德经的智慧</
老子的“以天下观天下”，揭示了观察世界时的层次性和全球视野的重要性。 他的道法自然，正是对世界变化与秩序本质的深邃洞察。 这超越了时代的迷雾，唤醒了人们对全球责任与公正秩序的追求。
美国真的有所谓体制优势吗
美国大选特朗普“爆冷”获胜，令全世界开始深思美国政治体制。 事实上，冷战结束以后，许多人误以为，美国崛起尤其是在美苏冷战中最终胜出的根本原因，在于体制优势，即以自由民主理念在全球各类体制竞争中胜出。 弗兰西斯·福山曾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代表作《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人》一书中狂妄地写道：“人类接近千禧年的终点，体制的竞争将只剩下一个人，那就是自由民主”，而这最后一“人”指的就是美国。 这股思潮深深地影响了中国整整一代人，以至于在中国舆论中充斥着对本国“体制问题”的批判，有的甚至把所有中国问题都归究为“体制”。 理论误解如此之深，使新一代中国学人必须要从美国崛起的历史源头去厘清“政治体制与国家崛起”的关系。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笔者每年至少要去一次美国，走访了10多个州、数十个县镇，与数百位美国人进行了交谈，并汇集成册《美国的焦虑：一位智库学者对美国的调研手记》，这个问题一直是纠缠在脑海中的思考主线。 美国崛起的真实逻辑所谓“体制优势”，是对美国崛起相当简单的认识，在思维惯性中貌似解释了18世纪末《独立宣言》发表至20世纪末冷战结束之间美国从偏隅小国至全球大国的崛起史，但面对近20多年来的美国国力相对衰弱的事实，该逻辑却变得哑然：为何同样的政治体制，在美国获得空前国际优势的背景下，却不能保证美国实力的持续走强呢？民主体制在美国的确立并不是“生而有之”，而是经过了漫长的演化过程。 据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托马斯·戴伊的统计，1787年参与修改《联邦宪法》的55位美国建国先贤中，至少有45人持有国家债券，14人从事土地投机活动，24人放贷和投资，11人从事贸易和制造业，35人是奴隶主，还有15人占有大量的种植园。 而当时美国的400万公民，绝大多数都是小农、负债者、小商贩、边远地区农民、服务业者甚至奴隶。 在戴伊看来，美国从来就只是由一小部分人而不是广大民众掌控。 此后，美国宪法共经历了27次修正案，对建国先贤们最早确定自由民主规则进行的缝缝补补，延续了体制的生命力，也塑造了体制的吸引力。 但这27个有效修正案，最初10个修正案是一次性通过的，其他17个修正案则经历了艰难博弈，有的修正案讨论甚至历时200多年。 一方面，这个过程伴随着精英力量以外人群的权利受到尊重，从1861年美国废除农奴制，直到上世纪60年代马丁·路德·金为领袖的黑人解放运动，黑人才逐渐得到享受民主的平等权利。 另一方面，美国宪法的修正也充满着斗争与血腥。 这个国家经历内战1次、总统遭暗杀4次、周期性的经济金融危机数十次、种族冲突数百次，最终美国在19世纪90年代工业生产总值、GDP逐步超过老牌全球霸权国英国，渐渐成为世界第一强国。 由此看，美国国力的壮大，伴随着一部政治体制的改革史，是社会平等与种族抗争史。 体制的变革推动着美国崛起，而崛起的美国又不断提升其政治体制的国际吸引力。 从这个角度看，所谓“先有体制，后有崛起”是一种简单和教条式的误导。 当然，有了体制变革，并不必然会有国家崛起。 18世纪以来的法国经历数轮制度变革，共经历过5个共和国体制、两次帝国体制，却始终未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原因在于，法国在几次大国竞争中均没有很好地把握战略机遇，而美国崛起却是一个例外。 从国际视角看，美国崛起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实力渐长期。 19世纪初推出的“门罗主义”，奠定了美国独占美洲的根基，迫使欧洲列强争霸远离北美。 美国得以偏安一隅，休养生息，虽有19世纪60年代的内战，但整体上却享受到了欧洲大国争霸的“孤立主义红利”以及初期全球化的“国际贸易红利”。 19世纪，欧洲大陆共经历了至少8场大战，几乎每一组列强之间都曾发生过大规模的战争，而美国的工业化却是在和平的环境下进行。 二是取巧超越期。 上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变相抬升了美国的地位。 一战欧洲诸强的自相残杀，使美国最终得利，1922年2月，《美英法意日五国关于限制海军军备条约》即《五国海军条约》签字，使英国正式承认了美英海军力量的对等原则，标志着英国海上优势的终结，美国成为在军事上与英国平起平坐者。 接着，英镑领衔的“金本位”制逐渐瓦解。 二战中，苏联死亡2000多万人，德国300多万，英国450多万，意大利400多万，其他小国家加起来超过4000多万，欧洲几乎变成废墟。 1941年后，美国像一战后期那样，中途再次取巧介入，“拯救”了世界。 二战后，美国推行“马歇尔计划”，重建世界秩序，一举奠定霸权。 当时，美国GDP、工业生产总值、黄金储备都一度占全球60%以上，所有国际体系的设计主体思想均源于美国国家利益的诉求。 三是霸权护持期。 秦亚青教授在《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一书中曾充分论述过，美国在战后国际体系中的根本国家利益，就是维持霸权国与国际体系中其他国家尤其是主要挑战国家或潜在挑战国家相对优势的权力地位，即护持霸权地位。 简而言之，在二战后，美国在政治、经济、军事上曾遇到德国、日本和苏联的挑战，但后三者最后均功亏一篑。 上世纪90年代后，世界最终呈现“一超独霸”的局面。 中国可从美国崛起逻辑中汲取营养美国著名历史学教授韩德(Michael )在《美利坚独步天下》一书中，曾解释了为何美国能够成就霸业的原因，即财富的积累、国民的信仰或使命感以及一个强大、现代化的政府。 有此基础条件，顺着时局的变迁，美国历任领导人把国家愿望与物质资源结合起来，稳步地使美国走上了在世界上具有统治力的国际地位。 在近400页的书籍中，韩德几乎一句未提中国国内舆论所关注的“政治体制优势”，而是把国家崛起更多地归功于“体制”相对面：“人”以及与之相关的运筹力。 韩德教授的总结与我多年对美国调研的体会是一致的。 正如这本《美国的焦虑》中用许多的亲历故事所显示的，许多时候，我觉察到的，不是所谓的美国体制优势，反而是他们所谓“体制设计”的吊诡与两难。 比如，中国人最熟悉的美国领导人选拔体制。 经过三届总统选举的调研，我切切实实地感受到，美国体制选拔的领导人，首先不是取决于候选人是否具备领导这个国家能力，或者是否有充分的执政经验，而往往是候选人的游说、演说与筹款能力，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的信息化时代的美国历届总统，第一素质要求竟是“演”！所选出的总统要么是演员，如里根；要么是善于演讲者，如克林顿、奥巴马。 2016年大选，无论是希拉里，还是特朗普，“演”的特点更甚。 正是这种“体制悖论”——一方面，体制的改革不断需要民众赋权的平等化，即人人需要有平等的选票，决定国家领导人最后归属；另一方面，被选择对象需要迎合大众的导向，导致那些真正的政治大师、战略大师或者有伟大政治家潜力的人物很难脱颖而出——最终使整个美国陷入了无穷的焦虑与迷惘，国家与社会分裂化趋向越来越明显，国家的衰落也成为必然。 在我看来，造就美国崛起的三大重要原因正在消逝：美国天然的地缘政治优势正在消逝。 19世纪通过购买、欺骗、占领等各种手段，美国造就了“东西是大洋、南北是弱国”的全球最优质大国地缘战略位置。 但21世纪信息化、互联网化、超音速化的时代趋势，使美国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零距离化”，这使得美国再像上世纪上半叶那样“偏安一隅”，甚至在诸强大打出手时“捡便宜”式的胜出可能性越来越小。 事实上，奥巴马执政期，美国有一股“孤立主义”外交思潮在升腾，但美国做不到孤立于全世界之外，也无法把原本自己介入而导致恶化的各个区域难题甩手不管，也无法在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盛行的世界独善其身。 正如美国学者戴维·梅森在《美国世纪的终结》一书中所述：过度扩张大大耗费了美国的老本。 渐渐地，艾森豪威尔的美国预言正在显现：“我们将在寻找绝对安全的徒然折腾中自我毁灭”。 当然，这里的“毁灭”指的是美国不再那么强大。 美国捕捉历史机遇的能力正在消逝。 每一次历史机遇的到来，无论是美国内战，还是两次世界大战，美国都很善于抓住其中的缝隙。 在可能出现战略错误的关口，避免犯错，没有让稍纵即逝的机遇流失。 二战结束以后，德国、日本、苏联纷纷犯下的国内政治、经济等战略错误，美国的战略家与决策抓住了竞争对手的破绽，进行了有力的战略回击，成功维系了美国的霸权。 然而，冷战结束以后，美国这种天赋似乎还给了上帝，急得美国大战略家布热津斯基2008年在其《第二次机遇》一书中直接用“战略悟性的缺失和世界领导力的蹩脚表现”来形容克林顿和老布什、小布什三位总统。 可惜的是，奥巴马也没有抓住布氏所说的“第二次机遇”，面对全球的“政治觉醒”，美国的领导力真的是“灾难性”的。 三是美国网罗与培养人才的绝对优势正在消逝。 尽管美国仍然在人才吸引上领世界之先，但根据美国学者戴维·梅森的大量数据显示，日益衰败的教育正在成为美国竞争力和国际威望下降的重要原因。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特朗普的火爆、“社会主义者”桑德斯长期与希拉里并驾，背后的原因是民粹主义的崛起。 而民粹的基础则是美国人受教育程度和读写能力的日益下降，进而产生的理性主义的群体缺失。 有诸多证据显示，上世纪美国的务实精神、企业家精神、效率、科技创新、科研投入相对于其他强国的领跑度在后退，有的单项指标甚至落后于印度、中国等新兴国家。 笔者在韩国调研时得知，2014年韩国年轻人留学中国的人数第一次超过了留学美国的人数，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美国教育的衰败。 看美国，要坚持中国本位由这些消逝的“崛起动力”，就能真实地评估体制对美国发展的作用。 发表“历史终结论”20年后，福山再著《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全面反思与修正先前的理论，而这更折射了此前一些国人对美国勾勒的所谓“体制优越论”，更像是“历史终结论”推至极致而出现的理论自夸、自诩和自负。 200多年的美国政治史，其实就是体制发展史。 这其中包括有18世纪末的体制争论，19世纪中叶的农奴制大讨论，上世纪初的进步主义运动，上世纪末的民主自负，还有21世纪初的民主大反思。 要真实评估美国体制的地位，不是为了否定美国的民主，而在于重新思考政治体制对国家崛起的意义。 超越“体制决定论”，是一种否定式的思考逻辑，进而透析支撑美国长期保持优势的动力消逝。 这不仅能够提升中国社会的信心，还能为持续推动与保持中国崛起能量提供新的借鉴。 简而言之，中国相比于美国的地缘劣势不再那么明显，依靠“一带一路”所打造的新亚欧地缘政治，正在成为中国发展的新动力；在这个基础上，中国对外把握机遇，对内培养人才，崛起势头仍然将长期保持。 由此再看美国人、美国社会的焦虑感，不只是一种观察美国国内政治变迁与外交政策变动的重要角度，更重要的是，推己及人，联想自身，从美国的焦虑，寻找到支撑本国持续发展的秘诀。 这也正是把本书的主题定为“美国的焦虑”的出发点。 从1784年美国“中国皇后号”来华架构起太平洋两岸最古老的国家与最年轻的国家关系开始，如何处理好这两个国家的关系，始终是亚太地位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 然而，对中国而言，“到底该怎么看美国”，始终是一个很难校准的靶子。 这其中尤其要尽可能摒弃“美化”和“迥异”这两类思考维度。 所谓“美化”，是由美利坚合众国的中文翻译名开始的。 中国对美国的译名曾有过60多种，如米国、美利加、米里干等，最后选择用“美丽的国家”来定义，多少反映了当年中国人对美国的迷恋心态。 迷恋的结果是失望。 民国初年，中国一度曾采取过类似于美国三权分立制度，但很快就失败了；五四运动时，威尔逊总统曾经是中国青年学生的希望，但巴黎和会让中国人醒悟；1945年中国人认为美国会真正调停，但最终是“别了，司徒雷登”。 从历史经验看，中国一定要“去美化”“去美国化”地看美国，才有可能得出较为客观的结果。 所谓“迥异”，是指将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生活方式完全迥异起来看待，把中国与美国当成截然不同的两个文明体系。 这导致中国人看美国的“极化”，一是向美国靠拢，甚至主张在政治、经济和社会上彻底变成像美国那样的国家；二是要保持相对于美国的独立性、独特性，以至于逢美即反、逢美即防。 这使得美国常常在中国人世界观的数轴两端徘徊，圆点却找不到。 过去30多年，中国发展实际上走的相对“去美国化”同时又汲取美国经验的改革之路。 在广泛征求民意、公示制等基础上，中国推行基层选举、异地任职、公务员晋升制、集体领导制，逐渐形成了本国特色的政治体制改革之路。 美国仍然是全球第一强国，但并不意味着中国仍完全落后于美国。 相较于美国，中国每一个领域的位置并不一样，有的已超过美国，比如工业总产量、贸易量等。 正如本书中所说，中美差距，经济实力最少；教育科技实力次之，追赶之势非常明显；差距最大的是军事与金融的实力。 但超越美国不是目的，从美国的角度找到中国发展的要旨，才是学人所谓真正使命。 从这点看，更需要套用那句老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