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老上海额！”如果用一个形容词来描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上海，你脑海中第一个浮现的词会是什么？时髦？开放？变革？
在那时，荷兰摄影师罗伯特·凡德·休斯特（Robert van der Hilst）穿梭在上海的街头巷尾，通过他的镜头，定格了这一时期的都市繁华景象，也讲述了那些属于老城区的岁月痕迹。
8月8日，罗伯特·凡德·休斯特个展“上海：瞬间与永恒 1990-1993”在上海Fotografiska影像艺术中心展出，带领观众重回1990 年代的上海。
1990年代初的上海，正面临着一次全新的转变，无数新事物正急剧改变着这座城市中的景观、人们的生活，乃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当时的西方社会对正在变革中的上海充满兴趣。1990年4月，《时尚》杂志(法国版)需要拍摄一个以“上海·城市”为主题的封面故事。而罗伯特·凡德·休斯特作为特约摄影师首次来到上海，以一组不同寻常的照片记录下了他眼中的上海。
罗伯特·凡德·休斯特
罗伯特·凡德·休斯特，杰出的荷兰摄影师，他曾游历世界并在期间用镜头捕捉了无数引人入胜的画面。在他辉煌的职业生涯中，他的摄影足迹遍布世界各地，包括欧洲、北非、中东、美洲以及亚洲等地区。他曾先后担任《VOGUE》、《Stem》、《嘉人》、《GEO视界》、《ELLE》、《巴黎竞赛画报》、《星期日泰晤士报》、《费加罗》等著名刊物的特邀摄影师。其出版作品包括《上海1990-1993》、《古巴人家》、《中国人家》、《永恒的世界》、《重庆人家》等。
展览现场
展览现场，罗伯特·凡德·休斯特为《时尚》杂志(法国版)拍摄的封面故事。
展览现场
罗伯特拍摄上海的照片一经发布，引发了热烈的反响。至此，更多的邀约纷至沓来，他便与上海这座东方城市结下了不解之缘。1990至1993三年间，他七次往返上海，用镜头记录下这个改革开放最前端，瞬息万变、蓄势迸发的社会能量，以及时代变迁中的市井风貌。
在展览现场，罗伯特回忆了初次来上海的印象，“当时是七月，和现在一样的大热天。我坐飞机来到上海虹桥机场（对，虹桥机场，当时还没有浦东机场）。那是我第一次去亚洲，第一次来中国，第一次去上海。杂志社的人把我安排在著名的和平饭店，我在那度过了美妙的一晚。第二天早上6点半，我就迫不及待地背着我的相机和一大堆胶卷出门了。然后过了24小时，我就完全被上海这座城市所吸引。”
陆家嘴的东方明珠正破土而出，1992
拍摄于外滩，1990
罗伯特·凡德·休斯特拍摄的建造中的大桥
在罗伯特的镜头里，东方明珠电视塔还未竣工，南浦大桥、杨浦大桥亦在建造中 ; “独立从掌握一辆凤凰自行车开始”的广告语醒目而诱人 ; 大马路边乘风凉，理发店里做头发……这些作品大都是在自然光下的“街头”摄影。每个场景都被视为故事发生的剧场和舞台，每个人都在浑然不觉中成为参与者或见证者。
“这是一个全新的世界。我用了‘异国情调’这个词，那么不同，但很美。我喜欢这里的人，清晨看到穿着睡衣的中国人在人行道上喝茶，和邻居聊天，那种社区的感觉。太美了。太棒了。”罗伯特说。
南京东路还未被改造，车流伴随着人流穿行……午夜的南京东路，1990
南京路上，路边巨幅的手绘海报讲述着人们对于生活的美好愿景，1992
策展人施瀚涛表示，“罗伯特的作品并不是那种典型的繁盛于20世纪的新闻或纪实摄影，他的拍摄好像从来没有固于某一特定的摄影类型所要求的程式，更像是无时不刻地好奇张望，并跟从内心的感受而触动快门。这也许正是街头摄影唯以被定义的地方，它自由随性，不拘于语言的考究，更多是对于眼前瞬间的现看和体会。罗伯特的摄影带着更强的日常性，并赋予了画面所特有的碎片的、流动的、眼花缭乱的感受，而这也正好应和了1990年代上海开放、炽热，又有点冷酷的气息。”
北京路上，人们开始追求新的时尚拐子烫（羊毛卷）成为潮流标志,1992
罗伯特·凡德·休斯特通过镜子拍摄的美容院
罗伯特曾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依然记得九十年代初在外滩看到的景象。我能够瞬间辨认出海归的华裔 : 那些来自港澳台地区或曾在西方国家生活过的中国人，因为相比当地人，他们长得更高，穿着得体，看起来也更健康…今天，如果我再次走在外滩，我眼里的本地人和外国人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这并不容易，上海非常了不起！”
罗伯特·凡德·休斯特在北京路的酒吧中拍摄的场景
罗伯特·凡德·休斯特在外滩拍摄的经营貂皮服饰的年轻人
罗伯特·凡德·休斯特在上海大多时候都是在街上走，实在走不动了就会乘坐公交车。
30年之后，这些图像依然如此清晰。据说，在影视剧《繁花》的前期筹备中，罗伯特·凡德·休斯特作为特别的历史影像支持，为剧组提供了珍贵的照片和资料。他说：“王家卫拍摄《繁花》时联系到我，我的画册《上海》是在香港出版的，画册内容正是提供了那个年代上海的场景、人物、衣着，这些照片完全没有PS，没有美颜，真实反映了八、九十年代的上海面貌。”
罗伯特·凡德·休斯特在上海，1992年
“我们不知道未来的人在看到这些画面的时候，会有怎样的惊叹或疑惑，但至少可以让他们知道，这个城市里的人曾经以这样的方式生活过。”施瀚涛说。
展览将展至11月3日。
关于纪录片选题?
一、努力追求记录事物本质的真实人们都不会否认，真实性是纪录片的生命。 作为电视观众，选择看纪录片，就是想看到最真实的东西，否则会使观众丧失对纪录片的信任感，这个信任感一旦丧失，整个纪录片的概念都会垮掉。 作为纪录片的编创者，也是以追求真实性为创作原则的。 不论是把纪录片比作“打造自然的锤子”，还是“观照自然的镜子”，都毫无疑问地说明，在纪录片中，故事的真实性是纪录片的生命，这也是纪录片区别于故事片的根本所在。 然而，纪录片决不是现实的原貌，编创者拍什么，不拍什么，取舍之中本身已具有了主观色彩。 “真实，实际上是人介入物质世界的产物，是人对物质世界形态的内涵的判定。 客观事物的‘存在’是脱离人的精神世界而独立的，这个物质世界不依赖人的感觉而存在，但它又是通过人的感觉去感知的”。 因此，一部好的纪录片，不是停留在表层的记录，而是能够通过客观事物的深层记录，表达出体现事物本质的真实。 有良知的纪录片编创者，所努力追求的正是最大化地接近事物本质的真实。 1、捕捉能表现时代本质的纪录片选题在电视台的圈子内有这样的说法：选题选好了就成功了一半。 这句行话道出了选题对一部纪录片的重要性。 面对林林总总的大千世界，你选择怎样的题材来拍摄纪录片，一百个人会出一百种选题，这涉及到每个人的兴趣爱好、生活阅历、交友圈子、知识范畴、对周围世界的感知程度以及世界观等等。 但是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依据每个编导的新闻素质，这是我们选择拍摄社会人文类纪录片选题最重要的因素。 所谓新闻素质，是指对社会与生活的观察能力和分析能力。 当年拍摄纪录片《毛毛告状》的王文黎老师，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从别人那里得知一个打工妹要打官司的事，很快便投入拍摄，结果不仅拍出了一个动人的生活故事，也从中折射出了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农民进城打工，给社会伦理观念带来变革的深刻主题；纪录片《重逢的日子》是编导王蔚在主持对台节目过程中，遇到了一位台湾老兵来大陆寻亲，她追踪拍摄，拍出了一个令人叹惋的爱情故事，从一个侧面演绎了海峡两岸人民渴望统一的时代背景。 2001年5月，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正式将中国古老的戏剧昆曲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看到这一消息，我想拍摄这个选题一定是很有艺术和历史价值的，但是从哪个角度入手更能揭示事物的本质？我又在报纸上翻看到一则消息：上海闵行三中的学生学演昆曲。 于是我决定从昆曲艺术的传承这个角度来拍摄，最终获得了成功。 纪录片《学昆曲记》入围法国国际音像节（FIPA），受到了外国评委的好评，因为，昆曲的传承是全世界、全人类共同关注的视角。 2、要有良好的创作心态制作成功一部能反映出事物本质真实的纪录片，需要一个相对漫长的时间段，在这个阶段中，要有一个不受外界干扰、耐得住寂寞、潜心创作的心态。 记得1991年我开始拍摄纪录片《德兴坊》时，那时也不懂什么纪录片的理论，只是想用纪实的手法，拍摄一部能真实反映石库门弄堂里老百姓生活的纪录片。 那时理解的真实，就是生活化，没有一点虚假的成分，表现生活原汁原味的东西。 于是摄制组在德兴坊里跟踪拍摄了八个月。 弄堂里的生活，周而复始，琐琐碎碎，可我们却从这平淡无奇的生活中发掘出了普通人真情实感的故事，这些故事又反映出了接近事物本质的真实性，即：20世纪90年代初期，上海普通老百姓的住房状况以及石库门弄堂里的人情世故。 每一代人对下一代都可以成为财富，都可以留下宝贵的历史资料，但前提是必须真实和有思想。 到了2002年，中央电视台《见证》栏目策划了“时间的重量”系列，选择了一些90年代制作的中国经典纪录片，组织重访拍摄。 我又重回了相隔10年的德兴坊，拍摄10年后的德兴坊。 这次拍摄的感觉与10年前完全不同，我丝毫找不回10年前的那种真诚和对石库门弄堂的兴趣。 根本原因就在于创作心态变了，变得浮躁，变得功利。 《重访德兴坊》这部片子因而拍得十分糟糕。 所以，当你遇上好的纪录片选题，而你既无创作激情，又无好的心态时，最好是不要拍，因为纪录片“是要用心来创作”的，拍摄纪录片“耗费的是生命”。 3、拍摄纪录片是反复思考的过程反复思考是为了透过现象看本质，深刻地揭示事物的真实。 “吕西安·瓦尔说得好：‘有许多影片，从剧本看，是过得去，导演也无疵点，演员也有才能，但是这些影片却毫无价值。 ’这些影片所缺乏的，就是人称为‘灵魂’或‘吸引力’，被命名为‘存在’的东西。 阿倍尔·甘斯（法国导演）说过：‘构成影片的不是画面，而是画面的灵魂’”。 我理解这里所指的“灵魂”，就是作品的创作灵感和思想火花，就是好的作品要具有深刻反映事物本质真实的深透性。 人非天才，对于事物的本质的认识往往要有一个过程，由表及里，由此及彼，才能达到认识的深度。 我拍摄《德兴坊》时，最初并不想涉及住房问题，因为那时住房尚未商品化，老百姓住房困难，怨气很大，政府一时也无法解决，当时被列为敏感为题。 但是既然要拍摄老百姓的生活，要表现事物的真实，这个问题是回避不了的。 为此我经历了几个回合的思考，最终将着眼点放在了住房问题上，真实地记录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上海普通老百姓生活的状态。 所以，一个好的纪录片编导，应该是一个擅长思考、有思想的人。 俗话说“文如其人”。 纪录片作品也是如此，编导必须心中有，才能在作品中表现出来。 二、努力追求纪录的艺术对于纪录片而言，“记录”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它是纪录片事实的载体，是表意语言的构成基础，是表现手法的显现形式，是拍摄记录的一个过程。 约翰·格里尔逊将纪录电影明确地定义为“对现实的创造性处理”，这个定义的积极意义在于否定了那些简单复制日常生活的纪录片，将纪录片划分到艺术创作的范畴。 因此，追求纪录片的艺术性，是创作纪录片的重要环节。 “纪录片是拍出来的”。 纪录片不同于故事片，故事片在事先有完备的剧本，所有场景和镜头都是人为安排的。 纪录片则完全不同，不仅事先没有剧本，几乎所有的场景都是自然状态的（情景再现除外），是摄制人员在现场的记录。 现场是客观事物存在的空间状态，过程则是客观事物运动发展的时间流程。 因此，摄像机在现场要从一切有利的角度去抢拍正在进行着的事物。 拍摄的好坏，直接影响纪录片的成败。 1、在现场要入戏在每一个特定的场景拍摄，都有其特定的内涵，这需要摄制组全体成员（编导、摄像、录音、灯光），都能很快地进入到特定的情景中去，协调一致，紧张工作，精神状态绝不能游离在拍摄场景之外。 拍摄主体处于正在进行时，它是主动的，而你是被动的，处于被动方的你必须注意力高度集中，否则被拍摄的事物稍纵即逝，后悔莫及，直接影响记录的真实性。 每一位摄制成员只有进入到正在拍摄的情景中去，才能做到有预见性，预见到下一步可能发生的情况，准确无误地捕捉到事物的发展过程。 在纪录片《学昆曲记》中有这样一个情节：陈婕到北京昆剧院去报考，在大厅里，陈婕看着别人考试，心里紧张，她突然转身朝门外跑去，原来，她是想到外面练练嗓子，把嗓子开一开。 开始摄像不知陈婕要干什么，但是他很快就敏感到她可能要练嗓子，于是抗着摄像机紧随其后，记录下了这一过程。 在这个突发情节的长镜头中还有一个小小的处理：陈婕有点害羞，不愿让人看见她练声，她跑到一座房子后面藏了起来。 摄像龚卫没跟上去，而是停在远处，从空间录下了陈婕练嗓的声音。 这个处理非常之好，不仅使事情显得更真实，而且留下了空间，使人更有回味。 所以，拍摄纪录片对摄影师的要求是非常高的，不仅要有娴熟的摄像技术，还要有对事物的洞察力和判断力以及较强的敬业精神。 2、在现场要有创作激情吉加·维尔托夫称摄像机为“电影眼睛”，他说：“电影眼睛在事件、空间内工作和移动，以完全不同于人眼的方式进行观察和纪录印象。 ”应该说，“电影眼睛”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 高于生活本身就体现了创作过程。 这种创作不是虚构，而是在于发现。 在拍摄现场，摄制组全体成员都应有饱满的创作激情，用不同于人眼的方式进行记录，摄影机不仅记录生活的图像，而且要记录生活的情境。 图像是实物的复制形式，具有表意的符号功能，而情境是一个完整的、具体的叙事概念。 因此，摄影机不能只是机械地复制图像，而是应该完整地记录生活的情境。 这个情境之中，既有事物的主体，也有环境、背景；既有叙事的语言，也有想象、抒情的语境。 要达到这样的境界，靠的是创作的激情。 在拍摄纪录片《上海滩最后的三轮车》时，我们了解到陆文义老人自从老伴死后，一直孤独地住在一间租来的小屋里，生活十分悲凉。 我们摄制组追踪拍摄到他家里，注意到墙上挂着他老伴的遗照，摄影师建议老人将镜框的积灰擦拭干净，老人轻轻地将镜框擦了擦，一切都是那么自然，摄影师将这个场景记录了下来。 片子播放时，许多观众说，看到这个镜头，禁不住流泪了，这个镜头那么有感染力——这是摄影师带着激情而生发的“电影眼睛”。 我相信，只要我们带着激情去拍摄纪录片，就会在各种场景中有新的发现。 三、纪录片是编辑的艺术纪录片同故事片一样，是靠镜头和镜头间的组接变化来形成自己特有的艺术语言。 后期的编辑工作，是把这种特殊的艺术语言付诸实现的关键环节。 这一阶段的创作，对纪录片而言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爱森斯坦认为，“主题”（theme）是一个使作品的每一部分具有意义的结构，随着作品这一思想或主题在时间上的展开，它便获得了节奏的形式。 即随着各部分在时间上的发展，它们之间具有表现力的相互关系便构成节奏。 从爱森斯坦的这一观点可以看出，“主题”涵盖了作品的内容、思想、结构和节奏，高度概括了后期编辑工作将要达到的目标。 1、提炼主题制作现实题材的纪录片，主题有可能是在定选题时就确立了的，也有可能是在拍摄过程中确立的，但无论如何，在拍摄的中后期，主题一定已经确立。 而后期编辑是实现主题和完善主题的具体操作阶段。 首先要将前期拍摄的素材进行整理。 因为在前期拍摄中，由于主题的不确定性和人物、事件的不确定性，拍摄的素材会很多。 一般我制作纪录片的片比大约在30比1，即拍摄30分钟素材，可以编成1分钟的纪录片。 当然，这得根据个人的创作习惯，有人更多些，有人更少些。 所以，后期要根据主题和内容的需要，将脱离主题的素材去除。 如果说前期拍摄是做加法，那么后期编辑就是做减法。 提炼主题的过程，就是“要求作品的每一部分都含有统领整个作品的那个主题”（爱森斯坦语）。 这个过程往往会很痛苦，因为在拍摄过程倾注了太多的感情，会产生思维的惯性，往往舍不得剔除有些自认为精彩的情节和场景，而这些情节和场景又游离了主题。 所以这个过程必须是很理性地来完成。 不然的话，这也想要，那也舍不得放弃，把这些素材编辑在一起，相互之间缺少逻辑联系，弄得杂乱无章，主题不突出，节奏上不去，绝对成不了好的纪录片。 2、找到一种最恰当的结构方式纪录片发展到今天，整个趋向是叙事和表现方法由封闭走向开放，由说教走向多元。 仅有真实画面的纪录片是远远不够的，观众想看真实生动而又具有深刻内涵的东西。 格里尔逊主张，纪录片拍摄“门前石阶上发生的戏剧性事件”。 我们的生活中到处都是故事，观众是带着一定的期待来看叙事片的。 “戏剧性”和“故事性”永远是引人入胜的重要元素，讲一个动人的故事，是对所有纪录片编创者提出的挑战。 有的纪录片题材，本身就是一个故事，本身就具备戏剧性的元素：人物、事件、矛盾冲突……比如纪录片《毛毛告状》、《重逢的日子》等，就是这一类的选题。 然而大部分纪录片选题，本身没有很强的戏剧性。 只有一些零零碎碎的情节，如何将这类选题的内容和情节组织好，编得观众爱看，这得依靠编创者积极开动脑筋，调动各种手段，多尝试几种编辑方案，多次反复，找到一种最恰当的结构方式，方能成功。 我在编辑《学昆曲记》时，就遇到了挑战。 我们从学校新学年的开学那天开机拍摄，经历了学校昆曲剧社招收新学员，新学员接受启蒙教育，追踪三位学员的成长过程，一直到其中一人报考专业剧团，最终被录取，走上献身昆曲艺术的道路。 起初我按照事件发生、发展的时间顺序来建立结构，编了100分钟，总感到节奏拖沓，叙事方式没有起伏。 我又在原来基础上加以紧缩，去掉了一个人物，再去掉一些多余的情节，编成了80分钟。 然而，通篇看下来，还是有节奏拖沓的感觉。 另外一个难以处理的是，结尾一场孩子们的汇报演出，镜头十分精彩，内容也有深度，展示了孩子们稚嫩的表演，折射出中国昆曲艺术后继有人的思想内涵。 然而，这场镜头用多了又像戏曲节目，用少了总觉得不过瘾。 后来，我采用了另一种结构方式，将事件的发生和发展列为一条主线，这条线是以时间顺序建立的；第二条线是孩子们的汇报演出，这是时空集中的一条线。 这两条线有机地组合起来，形成了一种爱森斯坦提出的复杂的蒙太奇概念，即被爱森斯坦称之为“理性蒙太奇”——即两个互不相干的和不完全的意义在碰撞后生成一个全新的意义。 这个结构，改变了拖沓的节奏，从视觉上注入了一种新的元素——美学。 后来纪录片《学昆曲记》成片为64分钟，内容不仅没有减少，艺术性和思想性显然也提高了。 “画面再现了现实，随即进入第二步，即在特定的环境中，触动我们的感情，最后便进入第三步，即任意产生一种思想和道德意义。 ”纪录片拥有其它媒介无法取代的独特魅力，拥有认知世界和认知自我的强大功能，是富有启发性的文化内涵的艺术。 作为从事纪录片创作的专业人员，应切忌浮躁，努力遵循纪录片的创作原则，努力探寻纪录片的艺术创作空间，对选题进行深层记录。 那么，我们的荧屏上就会少一些浮躁之作，多一些有价值的纪录片。
这电影演员是谁？。
个人资料中文名：基努里维斯/基努李维斯/奇诺李维斯英文名：Keanu Reeves性别：男职业：演员，贝司手国籍 ：加拿大出生地：黎巴嫩贝鲁特现居地：美国洛杉矶血统：英国，中国，夏威夷土著，葡萄牙等生日：1964年9月2日（星期三）身高：186cm体重：77公斤左右学历：高中辍学星座：处女座生肖：龙家庭：父亲有中国、夏威夷、葡萄牙等血统，母亲为英国人，两个妹妹：同父同母妹妹Kim、同母异父妹妹Karina[编辑本段]个人简介基努·李维出生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父亲山谬·里维是美国地质学家，母亲派翠西亚·泰勒是英国人的夜总会舞女。 他的父亲出生在夏威夷，祖母有中国、夏威夷、葡萄牙血统，而祖父是田纳西州出生的爱尔兰裔美国人。 他的名字Keanu在夏威夷土语中的意思是吹过山头的清风。 在他刚到好莱坞的时候，他的经纪人觉得他的名字太有异国情调了，因此在他早期的电影中他有时被叫作K.C. Reeves、Norman Kreeves、或Chuck Spadina (Spadina是来自多伦多唐人街的街名)。 因为父母亲的关系，他拥有加拿大、美国、英国三重国籍。 他有一个比他小两岁的妹妹(Kim)，很喜欢养马，也拍过电影[1]。 在1966年全家曾经前往澳洲生活了一年(他的妹妹Kim Reeves就在1966年於澳洲出生)，之后他的父母在同一年离婚，父亲离开了这对母子回到夏威夷。 从那时起直到十三岁为止基努·李维有的时候会前往夏威夷看望父亲。 而她母亲则带著两个孩子在搬家到了纽约(在纽约生活期间搬了五次家)，并改嫁给一位百老汇和好莱坞导演Paul Aaron。 但两年后他们又离婚并在1970年搬到了加拿大多伦多。 李维在那里长大，曾在餐厅、溜冰场打工，在中学的冰球队获得过最有价值球员称号。 在5年中他前后换过4所中学，其中的一所表演艺术学校是把他开除的。 在他15岁时，李维在一个犹太人社区中心的舞台剧第一次登台表演，从此开始其演员生涯。 父亲萨缪尔·诺林·里维斯是个地质学家，母亲帕屈西娅是服装设计师，继父保罗·阿隆为话剧导演。 基努·里维斯出生不久，父母离异。 帕屈西娅带着里维斯和妹妹金（Kim）先后定居澳大利亚、纽约。 她嫁给了在百老汇当导演的保罗·阿隆，随后举家迁往加拿大的多伦多。 里维斯对上学没有兴趣，而热衷于冰球和戏剧，他在转了好几所中学后，干脆在高中辍学去演戏。 他的第一次上镜是在可口可乐的一部广告片中。 然后他在舞台剧《狼孩》中得到了平生第一个角色，并参加了几部加拿大电视剧的拍摄。 当好莱坞明星罗伯·洛来此拍摄《热血男儿》时，他在片中露了一面。 然后，在他20岁那年，他就带着身上只有的3000美元，开着自己买的第一辆车---一辆1969年产的Volov向着洛杉矶出发了。 在好莱坞，里维斯因扮演《河畔》中的叛逆青年而引起导演和评论界的关注。 次年，他便以《比尔和泰德历险记》确立了自己的明星地位，并且获得加盟历史片《危险关系》演出的机会。 其后，里维斯与这个时代最著名的几个导演有了合作，如贝尔托鲁其的《小活佛》，科波拉的《吸血僵尸惊情四百年》和范桑特的《我自己的爱达荷》等。 1994年，里维斯达到了事业的顶峰，他主演的《生死时速》的票房达一亿二千一百万美元。 随着他与艾尔·帕西诺合演的《魔鬼代言人》的上演，里维斯再度引起了人们的注目。 1999年里维斯出演《黑客帝国》以及后来的黑客帝国第二三集，让他达到的事业的顶峰。 1994年基努-里维斯凭着《生死时速》一举成名，他与生俱来的优雅气质使他迅速成了美国及亚洲各地亿万观众心目中的偶像。 基努·里维斯是一个混血儿，身高186公分，1964年9月2日出生于黎巴嫩的贝鲁特。 他的父亲萨缪尔·诺林·里维斯是个地质学家，是拥有中国、爱尔兰、英格兰、葡萄牙、夏威夷血统的夏威夷人。 母亲帕屈西娅则是拥有英国、德国血统的英国人，是个舞台服装设计师。 当时她母亲是在贝鲁特一家酒吧做歌舞女郎时与基努的生父相识，并生下了基努。 这段婚姻没有持续多久。 在基努·里维斯出生不久，他们便离异了。 不久母亲帕屈西娅带着里维斯和妹妹金移居纽约。 在纽约她嫁给了在百老汇当导演的保罗·阿隆，之后全家迁往加拿大的多伦多定居。 一年之后，这个家庭又宣告破裂。 在这之后母亲又嫁了两个丈夫，基努-里维斯的童年是在辗转不断地搬家和动荡不安中度过的。 “基努”的发音为key-an-oo，来源于夏威夷方言，在夏威夷土语中“基努（Keanu)”这个名字意为“从远处山谷中吹来的清风”(cool breeze over the mountains），而他也确实有如是一阵清凉的山风，为90年代的影坛注入了清新的气息。 由于继父保罗·阿隆是个导演，因此他们家中常有明星出入。 与演艺界的长期接触使基努·里维斯开始对表演发生了兴趣，16岁时他凭一支可口可乐的广告进入了演艺圈，17岁时他便立志当演员，转向表演事业发展。 1985年，他来到了洛杉矶，前往他所向往的好莱坞发展。 1986年,他出演电影<年轻热血>(Young Blood)，这份在好莱坞的第一份正式工作为基努带来的酬劳为3000美金。 1987年，基努因扮演《河畔》(“The Rivers Edge”)中的一个叛逆青年的角色而引起导演和评论界的关注。 1989年，基努很快又在《比尔和特德的奇异冒险》(“Bill and Teds Excellent Adventure”)中得到了一个角色。 这是一部充满幻想的轻喜剧，在片中他扮演了一位飘飘欲仙的少年吉他手，刚出道的他以一股清新、自然的气息将这位少年演得像一个“自然之子”一样，和蔼可亲。 从此基努·里维斯开始逐渐为人所知，成了美国青少年的偶像，并且获得了参加历史片《危险关系》(“Dangerous Liaisons”)演出的机会。 在基努·里维斯参加拍摄的这几部影片中，《危险关系》一片的大获成功，使在片中饰演配角的基努·里维斯一举走红，并确立了他在好莱坞的地位。 同时，基努·里维斯也开始尝试拓宽自己的戏路。 在1989年的《父母身份》(“Parenthood”)及1991年的《爱你到死》(“I Love You Death”)等片中，他体现出了一种闲暇飘逸的表演风格，在《惊爆点》(“Point Break”)一片中他又首次在动作片中亮相，饰演了一名警察的角色。 虽然并未走红，但却也显露出了他在这方面所具有的潜质。 而在1991年他又参加了加斯·范·桑特执导的影片《不羁的天空》(“My Own Private Idaho ”)的拍摄，这是一部男同性恋电影。 期间他又开始尝试多种表演风格，以证明自己的多才多艺。 特别是在1992年，基努·里维斯在科波拉的著名吸血鬼题材的影片《吸血僵尸惊情四百年》(“Bream Storkers Dracula”)中饰演了一位配角。 虽然他在这部片中并不是担任主角，但基努·里维斯在片中的表演却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段时间，基努·里维斯开始在好莱坞渐渐走红。 1993年，基努受到意大利著名导演贝特鲁齐的“钦点”，在其影片《小活佛》(“Little Buddha”)中饰演了主角悉达多王子。 这是一个颇具难度的角色，为了演好这一角色，他还特意读了不少的佛教书籍并减去了体重。 或许真是基努·里维斯所具有的那四分之一的东方血统使他天生就具有一种极其纯净和质朴的气质，使他成了饰演“小活佛”的上佳人选。 基努·里维斯在这部片中的的表演虽然说不上极其成功，却也相当不错，他开始受到人们的瞩目。 小活佛剧照1994年的基努达到了其演艺事业的顶峰，他主演的成本不高的动作片《生死时速》(“Speed”)的票房达一亿二千一百万美元。 这部电影由著名的荷兰裔摄影师杨狄邦执导，基努-里维斯在整部电影几乎一直都处在疲于奔命的状态中：先是拯救摩天大楼高速电梯里的受困民众，之后表演跳车、钻车底，和女主角桑德拉·布洛克合作飞越高架桥，直至最后英雄救美人。 基努·里维斯在这部电影中的形象改写了好莱坞英雄人物的“成熟中年”传统，他反应敏捷，身手矫捷，更有一张英俊的脸。 《生死时速》的成功，也把他的声势推到了顶点。 继《生死时速》之后，基努在《捍卫机密》(Johnny Memonic)扮演了一个电脑资料员，由于整部电影被拍得拖泥带水，基努·里维斯在该片中的演出甚至被连带讥讽为“比机器人还像机器人”。 接着他又在《云中漫步》(“A walk in the Clouds”)饰演一个自二次大战退役回乡的推销员、在《连锁反应》(“Chain Reaction”)饰演一个科学研究员、在《爱上明尼苏达》(“Feeling Minnesota”)中饰演一位无名作家和在《魔鬼代言人》(“The Devils Advocate”)中扮演了一位律师等。 在短短几年里，他扮演了很多不同角色，由于他试图与主流制片保持距离，加上所挑选的独立制片电影卖座不好，他在好莱坞的地位渐渐削弱了。 在《魔鬼代言人》后，整整半年没有一部好莱坞的电影剧本找上他。 1999年，基努·里维斯迎来了他演艺事业的第二个转折点—《黑客帝国》(“The Matrix”)。 这是一部描述虚拟的网络世界的电影，成为1999全美票房第二。 基努·里维斯以一个黑暗、神秘、充满力量的黑客形象出现在片中。 他基本上只穿黑色的衣服，头发很短，没有笑容，但眼神极具魅力，俨然一副酷哥的打扮。 该片的动作设计指导是由香港著名武打设计袁和平担纲，基努·里维斯等演员在他的要求下在开拍前还特意学习了几个月的武术。 今年他又推出了新片《替补队员》(“The Replacements”)，在片中扮演一个美式足球四分卫。 该片在美国上映以后，票房差强人意。 基努也饱受影评界和影迷的批评。 《夺命追踪》(“The Watcher”)是今年他推出的另一部力作，片中，基努首度尝试反派角色，演出一个连续杀人魔。 影片一上映，即以910万美金的收入拿下北美票房排行榜冠军，多少挽回了一点《替补队员》的影响。 目前他正在澳洲进行四个月的训练，然后进行为期一年的《黑客帝国2》拍摄。 他下部戏《临时教练》（“Hardball”）将会挑战棒球，饰演一位教练。 功成名就的基努·里维斯并没有趁热打铁地去接演一些片酬很高的大片，却热衷于接一些低成本制作的小片，显现出了一种对名利的淡漠。 除了演艺以外，他热衷于摩托车和音乐，并在“天狼星”乐队中担任贝司手，过着潇洒的生活。 珍妮佛与艾娃尽管绯闻不断，作为一个极注重个人隐私的演员，里维斯从未在媒体上提到或承认过任何一个真正的女友。 1999年圣诞前里维斯与当时的女友珍妮佛·塞姆期待万分的还未出生的女儿艾娃·阿切·里维斯（Ava Archer Reeves）不幸夭折，俩人伤心万分。 传言此后里维斯与塞姆分手，但仍然维持好友关系。 珍妮佛不幸于2001年4月2日凌晨6时左右驾驶切诺基吉普驶进了逆向车道并且撞向了3辆停着的车子，因为未系安全带，当场死亡，警察在她的车内发现了抗抑郁药和其他不明药品。 里维斯闻讯从悉尼赶回洛杉矶，悲痛万分，并担任了她的扶柩者。 在珍妮佛·塞姆的讣告中，塞姆的家人称里维斯为“the love of her life”（她生命中的爱）。 珍妮佛·塞姆去世后，导演大卫·林奇将电影《穆赫兰道》献给了她。 2010年新动向里维斯在2009年12月开始拍摄一部超现实主义浪漫喜剧《亨利的罪行》。 基努里维斯为了饰演影片中一名被冤枉抢劫布法罗银行的男子专程造访了布法罗市拘留中心以及布法罗市所属伊利县的一家监狱。 拍摄即将在2010年初结束。 随后，他将作为制作人和主演开始Jon Spaihts所著写的科幻片《乘客》的工作。 据透露，2009年1月，里维斯将出演由动画系列《星际牛仔》改编的真人电影，计划本片在2011年上映。 其他即将推出的作品包括由广告导演卡尔·埃里克·瑞辛奇执导的武士电影《47浪人》。 经由贾斯丁·海斯编剧的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的经典名著《化身博士》，该片最初定为尼古拉斯·温丁·雷弗恩执导，后改为希腊导演丹尼斯·伊利亚迪执导，电影由环球影业出品。
90年代初上海是什么样子？
提到上海，你首先会想到什么?东方明珠、迪斯尼乐园、外滩、老城隍庙、上海中心大厦(中国第一高楼，632米如果你仔细观察，会发现这些都是近现代的景观，极少古代景观。 这是什么原因呢?和近现代上海的显赫地位相比，古代上海并不耀眼，属于江苏省的一个边缘地带，开始叫华亭县，后来叫松江府。 古代的时候，吴文化的中心区域，一直在苏州和其他太湖周围的城市。 至今，也把苏州话视作纯正吴语的代表。 仍在建设之中的东方明珠。 1991年7月30日动工，1994年10月1日竣工在四个一线城市中，上海比不过多朝古都的北京，也比不过千年商都的广州，不过要比小年轻深圳更年长。 上海的崛起，始于近代开埠之后，并且在不太长的时间里，成为中国第一大城市。 并且，至今百年多过去，老大的位置始终没有动摇。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追求稳妥，上海变化发展的速度不那么快。 不过，改革开放起步后，南方的广州、深圳迅速腾飞。 终于，1990年上面决定开发浦东，并于1992年成立了浦东新区，上海终于也腾飞了!巧合的是，就在这个新旧交替的时候，一位名叫罗伯特凡德休斯特(RobertVanDerHilst,1940-的荷兰摄影师，拍摄了1990-1993年间的上海。 罗伯特凡德休斯特在上海，1992年罗伯特凡德休斯特的任务，是帮《时尚杂志》(法国版拍摄一个以上海城市为主题的封面故事。 他的第一批上海照片，发布之后引发强烈反响，在随后的三年时间里，休斯特累计来过7次上海拍摄。 罗伯特凡德休斯特后来回忆：90年代初他来上海时，本地人穿着朴素，身材清瘦，在街头一眼就能分辨出本地人和港澳台商人的不同。 但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差别了。 下面，一起来欣赏一下，罗伯特凡德休斯特1990-1993年间拍摄的上海。 上海的大爷们在跳广场舞，似乎比较优雅。 90年代初，上海人就在用大哥大了，这位小伙子在炫耀。 90年代初，上海老城区一个普通家庭，居住条件不太理想。 上海人比较小资，比较洋气，图为在学大提琴的人们。 90年代的上海街头，仍有不少路边的公用电话，5毛钱一分钟。 90年代初，上海已经有肯德基了。 小编是江西人，南昌到2002年才有肯德基呢，整整晚了十年啊。 上海老城区，一位老奶奶，不知在忙啥?那么多烟雾。 人们在寺庙里烧香。 一个建筑工地，应该是建设之中的一座大桥。 是杨浦大桥吗?上海的打工妹，90年代初的照片，现在30年过去了，她们退休了吗?上海外滩，一群穿着时髦的年轻人。 上海本地人，90年代是这样洗澡吗?又一位老板，在使用大哥大，这是当年财富的象征。 一位穿着讲究的少女，正在使用双反相机拍照，没看清是外国的禄来相机，还是国产的海鸥相机。 这应该是一个发廊店吧?这好像是一个KTV，一对年轻人穿得很时尚。 一位秀气的美少女，不知是在哪里?建筑工地附近，一个打气球的地摊。 这是跳的什么舞?迪斯科吗?一个年轻时尚的美少女，坐在餐桌旁边。 90年代初，一个上海普通家庭，有彩电了，还挂着先人的遗像。 上海街头的相机广告，当时翻译叫欧林巴斯，后来才改叫奥林巴斯。 可惜在几年前，这个品牌不存在了，被一家叫奥之心的公司收购了。 一对穿着讲究的美少女。 这衣服现在穿也不过时，但背景中的建筑装饰仍有90年代的味道。 黄浦江畔，两位休息的小伙子。 正在建设中的一座大桥，不知是哪座桥。 90年代初，上海工地上的一块广告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