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解读深化财税改革中的财政增收信号

税制 财政增收

新一轮财税改革任务明晰,在当前财政收支紧平衡态势下,释放出适度增加财政收入信号。这从扩大预算收入范围、相应税种的改革、清理不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等方面举措中可以看出。

拓展预算收入范围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下称《决定》)在部署深化财税改革时,在健全预算制度方面,首要提出健全预算制度,加强财政资源和预算统筹,把依托行政权力、政府信用、国有资源资产获取的收入全部纳入政府预算管理。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绩效评价制度,强化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等。

近日,在中国人民大学财税研究所等主办的解读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线上论坛上,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马光荣教授表示,上述改革既是预算完整性原则的基本要求,更是当前中国财政收入增长乏力、收支矛盾加大所必然应该采取的举措。

财政部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2024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下降2.8%,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同比下降15.3%。

“尽管此前预算外收入不断纳入到预算账本内,但目前仍有不少政府及部门的非税收入,或者部门依靠国有资产获得的部分收入没有纳入预算。另外国有企业种类多,国有资本收益也很多,目前也有部分未纳入预算。在当前财政形势下,应加强财政资源统筹改革。”马光荣说。

那么,如何加强财政资源统筹,做大财政收入?

马光荣认为,核心是将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行政事业性资产进行有效盘活,资产清理、处置和盘活的收益要完整地纳入预算。另外未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应该覆盖各种类型的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收益,而不仅限于国有独资企业,应当还包括国有控股和全部的国有参股企业当中国有股份所对应的利润收益部分。未来应该建立国有股份获取收益、上缴收益的一个完整的制度化的体系。

根据财政部数据,2022年全国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总额达59.8万亿元、负债总额12.4万亿元、净资产47.4万亿元。2022年全国国有企业(不含金融企业)资产总额达339.5万亿元、负债总额218.6万亿元、国有资本权益94.7万亿元。2023年全国国有企业利润总额约4.6万亿元。

事实上,当税收增长乏力时,不少地方加大盘活存量资产资源来增收,这就体现在非税收入保持较快增长。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非税收入同比增长11.7%,远高于税收增速(-5.6%)。

马光荣表示,上述《决定》强调了将政府信用获取的收入也要全部纳入政府预算管理,这主要是指依托政府信用的国有金融机构获得的收入要纳入政府预算,这当然包括银行、证券、基金、保险公司,也包括中国人民银行。未来加强这些国有收入的预算统筹,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还包括确定各种国有企业和国有金融资本收益上缴财政的比例,这个比例的高低要根据不同的行业、不同的企业来进行合理地确定。

今年一些地方在预算报告中,也提出将扩大国有资本收益应交利润范围,提高国企利润上缴比例。

目前中国对国有全资企业(非金融)税后利润的收取比例主要分为五类执行,其中烟草企业收取比例最高,为25%;第二类为石油石化、电力、电信、煤炭等资源型企业,收取比例20%;第三类为钢铁、运输、电子等一般竞争型企业,收取比例15%;第四类为军工企业、中国邮政、中国国家铁路集团等,收取比例10%;第五类为政策性企业,免交当年应交利润。

专家解读深化财税改革中的财政增收信号

财政部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6743.61亿元,为预算的125.9%,增长18.4%,这主要是地方加大资产处置力度,一次性产权转让收入增加。

税制改革增收细节

上述《决定》在部署健全税制改革时,首先提出要“研究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规范税收优惠政策,完善对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支持机制等。

马光荣表示,数字经济和一些新兴服务业是近些年来经济重要的增长点,也是重要的税源增长点,而且可以预计未来数字经济及其税源所占比重应该会进一步扩大。此次中央提出税制结构与这些新业态发展相适应,一方面在税制上要鼓励它们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又要让数字经济的税源扩大,来为税收增长提供相应基础。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谢波峰教授在上述论坛上认为,在数字经济形成的新业态下,一些税制要素适用存在困难,税收管辖权存在争议。税收征管对新业态的适应性和有效性也存在一定挑战。另外新业态下收入分配公平方面问题、一些国家单方面开征数字服务税等带来的国际税收问题,也都需要税制进行相关改革。

财税改革

谢波峰认为,根据数字经济税收不同问题,有不同思路,其中一个创新的思路是研究设计开征数据税、数字服务税的可能性和可行性。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岳树民教授在上述论坛上表示,中国目前的税收优惠政策较多,它对税制的统一、公平乃至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形成挑战,并对市场配置资源产生一些冲击。因此中央要求规范税收优惠政策。

马光荣认为,这次税制改革中较少提到减税降费,反而多次提到要规范税收优惠政策,加强税收征管改革,加上前述加强预算统筹等安排,不难发现这些都是在规范前提下、增加财政收入的举措。

政府

《决定》在税制改革中,还要求健全直接税体系,完善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规范经营所得、资本所得、财产所得税收政策,实行劳动性所得统一征税。

马光荣分析,这次健全直接税的改革方向是扩大直接税收入规模。比如,个税中劳动所得税负相对比较重,而资本所得、财产所得的税负相对较低,这不仅体现在税率相对低,还体现在有大量优惠政策。此次中央提出规范经营所得、资本所得、财产所得税收政策,未来改革方向是缩小劳动所得税负和资本、劳动所得税负的剪刀差,且资本和财产所得个税征管也有进一步加强余地。

岳树民认为,中央提出实行劳动所得统一征税,预计未来经营所得会被纳入综合所得。目前综合所得中,与工资薪金不一样,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收入会打折后计入综合所得收入,征税制度不统一,未来为了促进公平应进一步规范。

除此之外,《决定》还提出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划地方。研究把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合并为地方附加税,授权地方在一定幅度内确定具体适用税率。消费税征收环节从生产端后移至批发零售环节,由于批发零售环节价格显然高于生产环节,此举也有助于增加财政收入。而地方附加税开征,并授权地方确定具体税率,也利好地方财政增收。

马光荣表示,无论是提高直接税规模,还是拓展地方税收规模,这都是缓解财政收支矛盾逐渐加大的必要举措。当然,在当前宏观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有效社会需求还比较疲软的外部环境下,要大幅度地调整税制结构,增加直接税,增加地方税源,可能都需要结合宏观经济形势来推进相关的改革,需要审时度势,循序渐进。


此时此刻,国家再提房产税,释放了什么信号?

今天早上,有网友朋友问我,房产税到底还出不出?说实话,这个话题太大了,看似谁都能说两句,但实际上,还真没有人能说出具体的时间来。 也就是说,房产税出台基本上没有什么悬念,但具体开征时间恐怕没那么简单,这也是国家在逐步推进的税制改革,是创新之举,也是摸着石头过河。 财政部支持深圳税改先行再次引发房产税大讨论感觉房产税的声音好久没听到了,这几天又声音四起,主要是因为,前几天国家又提到了这个词。 虽然都知道房产税跟当前重点提到的房地产税不是一个等同的概念,但为了方便,姑且就叫房产税吧。 11月1日,一财发布了《财政部支持深圳税改先行》的文章,10月31日,财政部公开了《关于支持深圳探索创新财政政策体系与管理体制的实施意见》,14条举措支持深圳在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现代财税体制和财政管理效能四个层面做出新的探索。 其中最主要的亮点就体现在教育和住房政策方面,住房方面,《意见》提出“考虑深圳人口持续净流入对住房的需求,加大预算内投资对深圳保障性住房筹集建设的补助,加大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对深圳公租房、保障性租赁住房和老旧小区改造的支持力度,推动解决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 ”可以看出,深圳作为超大城市,房价高,人口多,自然就注定有大批人特别是年轻人无法通过市场化手段解决住房问题,而国家也提出要解决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深圳可以说作为改革前沿城市,不断尝试不断创新,继续当好改革排头兵、试验田。 解决大城市住房问题,其实就是在落实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个定位基础上,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但大家最关心的还是从文件中引申出的房地产税话题,《意见》中备受关注的还有一点就是,“支持深圳在全国税制改革中先行先试”。 虽然文中并没有直接提到房地产税,但无论是专家还是普通人都知道,房地产税就是税改中重要一环,这是绕不开的。 基于当前市场形势,短期内不太可能开征房地产税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表示,中国税制改革中,通过试点来推动改革行之有效,比如2012启动的营业税改增值税就是在部分城市、行业试点来全面推开。 他还表示,“未来税制改革中,房地产税试点是一个备受社会关注的焦点,尽管在当前形势下不宜推出。 除了房地产税试点外,未来消费税改革也是一大重点,比如消费税部分税目征收环节后移,也可以在部分城市先试点积累经验,然后再逐步推至全国。 ”这位专家也基本上说出了我要表达的意思,我们看房地产税开征与否绝对不是看一时半会的房地产市场行情波动,而是站在宏观大势上,对这个行业未来完善成熟机制的一个判断。 如果按照去年国家对房地产税的提及密度,还是给人一种急促感的,去年到8月底,国家年内至少4次公开提及房产税,积极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改革的提法,释放出国家对房地产税立法的决心。 而且在去年的5月份,4部门召开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这并非普通的研讨,而是一次有实质进展的会,被视为房地产税加速落地的信号。 众所周知,去年9月底,国家的调控政策虽然整体依然坚持房住不炒,但在因城施策方面,相比上半年有了很大的改变,大方向不变,小方向有了调整,想方设法维护刚需和改善购房者的合理住房需求,维护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这是从去年到今年提到的最多的一句话。 说白一点,就是房地产遇到困难了,当然原因多重影响,既有自身的问题,也有客观因素影响。 所以,在此时,你问房产税还会不会开征的问题就有点不是时候了。 今年基本上没有再重提房地产税,反而在今年3月份,财政部相关负责人明确表示,一些城市开展了调查摸底和初步研究,但综合各方面的情况,今年内不具备扩大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城市的条件。 当时这句话说出来后,不少人又开始过度解读,说房产税不会开征了,其实今天我们没必要再讨论会不会开征的问题,无论你愿不愿意,开征是大势所趋,不可避免的。 之所以强调,今年不会开征实际上也是给市场信心。 深圳税改先试先行对房地产税开征释放了哪些信号?那么最近财政部又以税制改革的内容谈及深圳先试先行,也意味着房地产税等税制改革不会搁浅,一直在酝酿,探索之路从未停过,既然是酝酿,你可以说没进展,但也可以说有进展,说没进展是因为反正没有出台,说有进展实际上内部问题都在一遍遍一次次模拟实验,以求达到最佳效果。 从大趋势看,税制改革不仅仅是房地产的问题,经济学家贾康就表示,房地产税不能拖了,“越拖越被动”。 没有所谓的最佳时间,房产税开征后既能减少炒作,又可以为地方财政增加稳定来源。 所以,地方财政问题也决定了房地产税是开弓没有回头箭的,显然,房地产传统开发模式已过时,那么地方就需要寻找新的税源,将来的房地产税是作为地方税的,是重要来源。 开征是必须的。 但短期看,今明两年内都很难开征,如果市场恢复,那么一切也将进入常态,未来两三年,房地产税立法或许是大概率事件。 至于开征房地产税的作用,今天就不多说了,前边已经隐约提到一些,大家也都明白。 除了时间节点,最重要的还在于怎么征?有专家表示,可以考虑按照套数,也有人表示,建议见房就征,见人就退。 至于是何种形式,我想,不能建立在增加百姓负担基础之上,而应该是作为统筹调节收入的一种手段,实现共富的目标。 它应该是一种累进税,房子越大越多,税率会越高,房子本来就不多且不好的低收入群体影响就很小。

现在烟草公司香烟涨价了吗?

刚才是搜了一下网络新闻,如下:烟草消费税大幅提高 香烟价格或将上涨(2)核心提示: 烟草消费税将上调,香烟价格或将上涨。 自2015年5月10日起,卷烟批发环节从价税税率由5%提高至11%,并按0.005元/支加征从量税。 这是我国继2009年5月之后时隔六年再度调整烟草消费税。 香烟。 资料图【烟草消费税上调】财政部8日消息,经国务院批准,自2015年5月10日起,卷烟批发环节从价税税率由5%提高至11%,并按0.005元/支加征从量税。 这是我国继2009年5月之后时隔六年再度调整烟草消费税。 此次提税迎合了当前国际上普遍对烟产品课以重税的大趋势。 (记者韩洁、何雨欣)根据一份来自全球23个国家100多位控烟研究人员的项目报告,全球越来越多的国家选择提高烟草税来实现控烟,包括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这也是目前证明最有效的烟草控制方法。 卷烟消费税如能提高2倍,卷烟零售价格可增加约1倍,而卷烟消费将至少降低30%,同时还会增加国家税收。 核心提示: 烟草消费税将上调,香烟价格或将上涨。 自2015年5月10日起,卷烟批发环节从价税税率由5%提高至11%,并按0.005元/支加征从量税。 这是我国继2009年5月之后时隔六年再度调整烟草消费税。 关于调整卷烟消费税的通知财税[2015] 60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国家税务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经国务院批准,现将调整卷烟消费税政策问题通知如下:一、将卷烟批发环节从价税税率由5%提高至11%,并按0.005元/支加征从量税。 二、纳税人兼营卷烟批发和零售业务的,应当分别核算批发和零售环节的销售额、销售数量;未分别核算批发和零售环节销售额、销售数量的,按照全部销售额、销售数量计征批发环节消费税。 三、本通知自2015年5月10日起执行。 此前有关文件规定与本通知相抵触的,以本通知为准。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2015年5月7日!负担又重了,哎!

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有哪些途径

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 第一,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确保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必须按照党的十七大报告的部署,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发展方式,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从“增长”到“发展”两个字的调整,体现了我们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和理论认识的深化。 一般来说,经济增长方式是指通过要素结构变化包括生产要素数量增加和质量改善来实现经济增长的方法和模式。 通常把主要依靠增加生产要素投入、迫求产品数量扩张的增长方式,称为粗放型增长方式;把注重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加强管理、改善效益的增长方式,称为集约型增长方式。 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更加丰富,既涵盖要素结构的变化,又包括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的变化,也包括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状况。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既要求从粗放型增长转变为集约型增长,又要求从通常的经济增长转变为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经济发展。 中央历来十分重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问题。 党的十二大提出把全部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 党的十三大提出,要从粗放经营为主逐步转上集约经营为主的轨道。 党的十四大提出,努力提高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所占的含量,促进整个经济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 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实行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根本性转变。 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要求。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我们对增长与发展的认识有了进一步提高,在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统筹城乡区域和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可持续发展以及调整需求结构等方面,进行了新的实践。 党的十七大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这反映了客观规律,顺应了时代要求,是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重大举措。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主要是按照党的十七大报告的要求,实现以下“三个转变”:一是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 目前,我国需求结构中投资率偏高、消费率较低。 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衡,使得居民生活不能随着经济快速增长而同步提高,导致国内市场规模受限,生产能力相对过剩。 消费率的持续下降,还对扩大内需造成严重制约,使得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 而外贸顺差过大和国际收支盈余过多,还会造成国内资金流动性过剩,反过来又助长了投资的高增长。 因此,无论是着眼于改善民生,还是着眼于产业结构调整和国际收支平衡,都要坚持扩大国内需求,鼓励合理消费,把经济发展建立在开拓国内市场的基础上,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局面,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要完善收入分配政策,持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 这就要求我们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要调整和健全消费政策,通过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稳定居民消费预期;通过改善消费环境,增强居民消费信心,促进居民扩大即期消费。 要拓宽服务性消费领域,不断开拓城乡消费市场,继续拓展住房、汽车、通信、旅游、文化和健身等热点消费。 同时,要适度控制投资规模,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益,合理降低投资率。 要转变外贸增长方式,调整进出口结构,促进对外贸易和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使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协调发挥拉动增长的作用。 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既是扩大国内需求的迫切要求,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途径。 目前,农民仍然是我国人口的主体,农村是国内市场的潜力所在。 保持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必须更加重视解决“三农”问题,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大力开拓农村市场特别是农村消费市场。 要统筹城乡发展,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 同时,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有序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这是提高农民收入和扩大内需的重要举措。 二是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 近些年来,我国第一、第二、第三产业都有了很大发展,但仍存在农业基础薄弱、工业素质不高、服务业发展滞后等问题。 对此,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 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促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巩固第一产业,做大第三产业,提升第二产业,发展现代产业体系。 首先,要加快发展现代农业。 巩固、完善、加强支农惠农政策,逐步做到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经营形式推进农业,用培养新型农民发展农业,提高农业水利化、机械化和信息化水平,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效益和竞争力,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 其次,要不失时机地发展现代服务业。 坚持市场化、产业化、社会化方向,在继续发展商贸服务、社区服务、旅游文化、住宅产业等生活性服务业的同时,加快发展综合运输、现代物流、金融保险、信息服务、科技服务、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提高服务业比重和水平,尽快把服务业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 再次,要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 依托重大项目,集中组织攻关,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培育产业集群,积极发展信息、生物、新材料、现代能源、航空航天、海洋工程、环保产业等高新技术产业;抓住结构调整的契机,加快淘汰钢铁、有色、化工、建材、煤炭、电力等行业的落后生产能力,用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促进工业由大变强。 区域结构是产业结构的空间分布。 在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的同时,必须优化国土开发格局。 要继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积极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发展扶持力度。 加强国土规划,按照形成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等主体功能区的要求,完善区域政策,调整经济布局。 以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为方向,促进产业分工协作,形成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纽带的互利互惠、共同发展格局。 以增强综合承载能力为重点,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 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高度重视并逐步缓解区域发展差距问题,促进各地区人民共享发展成果。 三是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关键是全面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科技创新取得明显成效,但从总体上看,自主创新不足,转化水平不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有较大差距。 不论是从国际科技竞争加剧的趋势看,还是从国内低成本竞争优势减弱的现实看,都到了必须更多地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带动经济发展的历史阶段。 影响我国科技创新的因素较多,但最主要的是科技与经济结合不够紧密。 解决这个问题,必须采取综合性措施。 要按照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要求,认真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加大对自主创新的资金投入和政策支持,抓紧组织实施重大科技专项,着力突破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技术。 要推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支持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和社会公益性技术研究。 要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使企业真正成为研发投入和自主创新的主体。 要继续实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大力提高劳动者科技文化素质,充分发挥我国人力资源优势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实现这一转变,必须把节能减排作为重要抓手。 要按照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抓紧完善有利于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法律和政策,加快形成可持续发展体制机制,实行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健全节能、节水、节材机制。 要大力开发和推广节约、替代、循环利用和治理污染的先进适用技术,发展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保护土地和水资源,加快建设科学合理的能源资源利用体系,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 要加大污染治理力度,实施好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重点工程,重点加强水、大气、土壤等污染防治,积极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让人民群众喝上干净的水、呼吸上清洁的空气、吃上放心的食品,在良好的环境中生产生活。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三个转变”,主要从需求结构、产业结构、要素结构等方面,对经济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这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点任务和基本途径。 加快推进“三个转变”,逐步形成速度质量效益相协调、消费投资出口相协调、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以及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发展相协调的新格局,将有力地促进经济发展切实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目标。 第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保障。 必须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激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强大的生机活力,建立健全有利于自主创新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为科学发展提供制度基础。 一是深化财税、金融等体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体系。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财税改革不断推进,有力地支持了经济社会发展。 实行分税制改革后,中央政府的收入比重有了提高,但原有的支出结构尚未调整到位,还不能满足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需要。 实践表明,现行以增值税为主体的财税体制,很难避免一些地方不顾资源和环境条件、盲目发展财政增收效应大的加工业尤其是重化工业。 不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不进一步界定好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和财权,不按主体功能区的要求采取有区别的经济政策,不消除行政力量干预经济发展的利益动因,国民经济就难以实现又好又快发展。 必须按照履行职责与提供资源相对称的原则,深化预算制度改革,加快形成统一规范透明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围绕推进主体功能区建设,制定和实施差别化的财税政策和绩效评价体系,提高经济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按照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原则,深化税制改革,引导经济活动主体走科学发展的道路。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 我国金融改革的逐步深化,促进了现代化建设。 但在国内外金融市场联系和相互影响日益密切的新形势下,金融体制和结构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日益显现,保障金融安全的任务相当繁重。 要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步伐,着力建设多种所有制和多种经营形式、结构合理、功能完善、高效安全的现代金融体系。 要扩大资本市场规模,优化资本市场结构,多渠道提高直接融资比重。 要深化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改革,提高金融运行效率和金融企业经营效益,提升金融业竞争力和服务水平。 要提高金融监管水平,及时化解金融风险,切实维护金融安全。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国家计划对维护宏观经济稳定具有不可替代的综合协调作用。 要抓紧改革和完善规划体制,健全编制程序,完善国家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的管理和实施机制,形成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为统领,各类规划定位清晰、功能互补、有效衔接的规划体系。 发挥国家发展规划、计划、产业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综合运用财政、货币政策,提高宏观调控水平。 二是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 门类齐全、功能完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市场体系建设已取得明显成效,但与建设现代市场体系的要求相比还有差距。 因此,必须大力发展各类生产要素市场。 主要有加强资本市场的基础性制度建设,解决资本市场不适应经济发展的矛盾。 改革和完善政府管理土地市场的方式,经营性土地使用权一律通过招标拍卖挂牌出让,提高土地使用效率。 积极发展人力资源市场,建立健全市场化的用工机制和服务体系,引导劳动力合理流动。 健全和完善技术市场,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技术成果转化。 资源和要素价格形成机制不完善,不能反映资源利用和要素使用的真实成本,既不利于资源节约和保护,也不利于生产要素合理配置。 必须深化价格改革,理顺资源价格体系,完善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生产要素和资源价格形成机制。 当前的重点是理顺水、电、油、气、土地等价格,深化资金、外汇等要素价格改革,稳妥地推进利率市场化,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社会信用体系是现代市场体系的基础,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是规范我国市场经济秩序的治本之策。 要结合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以完善信贷、纳税、合同履行、产品质量信用记录为重点,通过道德建设、产权改革和法律约束,加快建设社会信用服务体系,健全并严格执行失信惩戒制度。 市场中介组织发展和规范水平是市场体系发育成熟程度和现代化水平的标志。 要积极发展独立公正、规范运作、市场认可的行业协会和专业化中介服务机构,在行业内发挥应有作用。 三是进一步完善基本经济制度。 必须在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基础上,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 平等保护物权,从根本上确认和保障了公平竞争这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原则。 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和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是有机统一的。 只有公有制经济始终居于主体地位,才能从根本上维护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只有各种所有制的市场主体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才能始终保持并不断增强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优势和活力。 完善基本经济制度,要深化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 以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为着眼点,深化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加快建设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进一步推动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战略性调整。 对已经引入竞争机制的电力、电信、民航等行业,进一步分离垄断性业务与竞争性业务。 对其他有关行业和城市公用事业等,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 对竞争性业务要放宽准入,对垄断性业务要实行国有法人为主的多元化持股。 完善基本经济制度,要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关键是切实落实国家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进一步消除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体制障碍,重点解决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面临的行业准入难、融资难等突出问题,改进对非公有制企业的服务,依法保护企业合法权益。 同时,加强引导和管理,促进企业依法经营。 第三,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 近些年来,我们抓住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机遇,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 目前,随着我国对外贸易和吸收外资不断增加,对外开放进入了商品和要素全面双向流动的新阶段。 国内外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相互影响不断加深,经济利益互相交织,我国对外经济关系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树立国际眼光,加强战略思维,把握发展机遇应对风险挑战,营造良好环境,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把“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起来。 要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立足以质取胜,调整进出口结构,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大力发展服务贸易。 优化出口结构,重视发挥进口对国民经济的积极作用,合理进口国内短缺的技术、设备、资源等产品。 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 立足以质取胜,调整进出口结构,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大力发展服务贸易。 创新利用外资方式,优化利用外资结构,发挥利用外资在推动自主创新、产业升级、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要进一步提高吸收外资的质量和水平,更好地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管理经验、高素质人才和资金。 鼓励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积极开展国际化经营,完善支持企业对外投资合作的财税、信贷、外汇、保险等政策。 对外投资企业要遵守当地法律,参与公益事业,维护企业声誉和国家形象。 要加强双边和多边经贸合作,积极开展国际能源资源互利合作,推进区域和次区域经济合作;完善公平贸易政策,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努力形成与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互利互补的关系。 对外开放越扩大,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经贸利益的问题就越突出。 必须始终牢牢掌握对外开放的主动权,善于在国内国际形势的相互联系中把握发展方向,在国内国际条件的相互转化中用好发展机遇,在国内国际资源的优势互补中创造发展条件。 要适应开放型经济的要求,建立统筹内外经济的调控和应对机制,更好地处理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关系,把握关键领域和敏感行业对外资开放的程度,防范国际经济风险,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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