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和合之光｜双向奔赴：中法文物的时代碰撞）
在浩渺的东方，有一束光。它汇聚了中华文明的深邃与博大，又融合了各国文化的绚烂与多彩。用心灵去触摸不同文化的脉络，用智慧去探寻人类共同的价值。
中法两国建交60周年之际，“紫禁城与凡尔赛宫——17、18世纪的中法交往”展览开幕，来自故宫博物院、凡尔赛宫等机构的约200件文物精品汇聚一殿。凡尔赛与紫禁城在这里相遇。
60年前，中法建交。而今，中法合作遍及各个领域，成果丰硕。
当紫禁城遇见凡尔赛，不仅仅是中法文物跨越时空的相逢，更是两国文明不远山海的交融。
中法两颗璀璨的星辰，由不同的历史轨迹汇聚而来，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广阔天空中彼此交织、共同闪耀。
两岸文化传承征文
海峡两岸妈祖文化发源于福建湄洲，随着移民在台湾生根开花结果。 妈祖文化在海峡两岸关系中发挥着独特的文化优势，成为两岸交流的桥梁和纽带。 《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中多次提到“妈祖文化”。 2006年1月胡锦涛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也作出重要指示：妈祖信仰深深地扎根在台湾民众的精神生活当中，福建要运用这一丰富资源，在促进两岸交流中更好地发挥作用。 福建和台湾一衣带水，具有独特的对台地理优势。 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中，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国务院的指示精神，用好用活优惠政策，发挥“五缘”优势，弘扬妈祖文化，涌现更多“活妈祖”，促进两岸同胞交流、了解、理解，共同构建和谐、双赢、共荣的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庇护两岸同胞长远福祉。 一、妈祖文化在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中意义重大海峡西岸经济区东与台湾地区一水相隔，北承长江三角洲，南接珠江三角洲，是我国沿海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国区域经济发展布局中处于重要位置。 福建省在海峡西岸经济区中居主体地位，闽台关系源远流长。 2005年5月，省委书记卢展工提出了闽台两地“五缘”的概念并加以诠释：地缘相近、血缘相亲、文缘相连、商缘相通、法缘相系，具有对台交往的独特优势。 当前，两岸关系出现重大的积极变化，为海峡西岸经济区加快发展和开展与台湾地区合作提供了重要机遇。 支持福建省加快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是加强两岸交流合作，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战略部署，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和政治意义。 《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中指出：充分发挥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自然和文化资源优势，拓展妈祖文化等两岸共同文化内涵，突出“海峡旅游”主题，使之成为国际知名的旅游目的地和富有特色的自然文化旅游中心。 福建是中国著名的侨乡，也是台湾同胞主要的祖籍地。 在这片钟灵毓秀的土地上，孕育出既具有地域性又具有世界性的妈祖文化、客家文化、闽南文化，开辟了沟通东西文明的“海上丝绸之路”，成就了今天海峡西岸经济区的突出格局。 特别是发源于莆田市湄洲岛的妈祖文化，在世界各地有2亿多的信仰者，可谓有水的地方就有妈祖文化传播的足迹，从这个意义上讲，妈祖文化是中华文化中的瑰宝。 妈祖信仰深深扎根于两岸同胞的精神生活中。 对妈祖文化“根、祖、脉”的认同，连接着五洲四海2亿多的妈祖信众，书写了中外交流史上的多彩篇章，增进了海峡两岸的人员往来和经贸合作，成为海峡两岸和谐发展的桥梁和纽带。 在第三届湄洲妈祖·海峡论坛上，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教授李金明说：“今天，两岸同胞与海外侨胞对妈祖的信仰又被时代赋予了新内容，那就是对祖国和平统一的追求和企盼。 ”5月22日张克辉率领的大陆妈祖文化交流参访团一行15人抵达台湾，接受采访时说，信奉妈祖是海峡两岸共同的信仰，我热切期盼海峡两岸继续以妈祖文化为纽带，不断扩大民间民众的交流与合作，为了弘扬妈祖精神、传承中华文明、构建和美两岸、共谋同胞福祉而积极努力。 张克辉的话道出了两岸人民的共同心声。 二、妈祖信仰文化源远流长妈祖信仰是在我国东南沿海一带由群众自发形成的本土性民间信仰。 她对于凝聚海外华人的力量，增进对祖国的感情，促进国家统一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重要的意义。 湄洲岛是世界闻名的海上和平女神妈祖的故乡，妈祖文化的发祥地。 《敕封天后志》和有关史料记载，妈祖原名林默，宋建隆元年（公元960年）农历三月廿三日，诞生于莆田古贤良港(今山亭乡港里村)，于宋雍熙四年（公元987年）农历九月初九在湄洲岛羽化升天。 生前经常出海救助乡人和过往商船于海难和疾病中，后人敬仰她一生行善积德、救苦救难的精神，在湄洲岛上为她建祠立庙，敬奉为神。 宋、元、明、清四代朝廷有感于妈祖的优秀品质，先后给予36次褒封，封号由“夫人”、“天妃”直至“天后”、“天上圣母”，从此“天后”和“天上圣母”便成了妈祖的圣称。 史料记载，台湾的妈祖信仰主要是从福建传入的。 宋时，开发台湾的先驱者在跨越风浪险恶的海峡时，一般都要随身携带从妈祖庙请来的妈祖神像或神符，入台时，也就把妈祖信仰带进了台湾。 据考证，台湾民众从南宋开始，一直就有渡过海峡到湄州岛朝拜妈祖，以及从大陆的妈祖庙请妈祖神像回台湾供奉的习俗。 正是出自对妈祖的信仰，不管何时何地，台湾同胞总要想方设法前来祖国大陆尤其是湄洲妈祖祖庙、贤良港天后祖祠朝拜。 据悉，在两岸交往史上，有不少“第一”便是因此创造的：1997年1月24日至5月5日，湄洲妈祖金身千年首度巡游台湾一百天，驻跸18个县市35个宫庙，受到台湾1000多万人次的顶礼膜拜，成为海峡两岸间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一次民俗交流。 2002年7月23日，台湾第一个妈祖庙澎湖天后宫妈祖前往其祖庙泉州天后宫，实现了50多年来澎湖和泉州两地间的海上直航。 7月25日至8月9日，泉州天后宫妈祖也跨越海峡直航澎湖进行会香，整个活动共直航4个航次。 期间，泉州和澎湖邮电部门分别发行了同一主题的纪念封，成为两岸交往史上的一段佳话。 妈祖的一生虽然短暂，但她热爱劳动、热爱人民、见义勇为、扶危济困、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操和感人事迹，却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在妈祖去世之后，人们按自已的愿望和理想进一步把她塑造成一位慈悲可爱、护国庇民、可敬可亲的女神，目的是为了感化教育子孙后代和弘扬民族精神。 宋代著名诗人黄公度的诗句中写到“传闻利泽至今在”，“已死犹能效国功”；明成祖永乐皇帝题诗“扶危济弱俾屯亨，呼之即应祷即聆”。 这些诗句既是对妈祖精神的高度概括，又说明历代封建统治者、思想家和文学家都很重视发挥妈祖的教化功能，希望使妈祖精神成为促进国家昌盛、民族团结、民生富饶的推动力。 这是妈祖文化的内涵。 从这个意义上说，妈祖精神无疑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之一。 三、构筑以妈祖文化为纽带的两岸交流合作平台加强祖地文化、民间文化交流，进一步增强妈祖文化连接两岸同胞感情的文化纽带作用，全方位、多层次开展与台湾地区的交往，推动文化交流、人员互动，建设两岸文化交流的重要基地，构筑两岸交流合作的前沿平台。 国务委员刘延东近段在福建调研时指出，要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题，抓住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历史机遇，加强祖地文化、民间文化交流，增强妈祖文化连接两岸同胞感情的文化纽带作用，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做出积极贡献。 福建与台湾文化相承，这是两岸民众进行交流、加深了解、增进感情的重要纽带。 要进一步丰富交流内涵。 以祖地文化为源头，以妈祖文化等为主题，以莆仙戏等地方戏曲为重要载体，广泛开展对台文化交流，保护祖祠、祖墓，建好族谱馆、方志馆、名人馆，有序发展宗亲文化、祖地文化、祖祠文化，开展宗教结对交流活动，增加台湾同胞对“根”、“祖”、“脉”的认同，共同弘扬中华文化。 继2006年的连战“福建祖地行”之后，又有吴伯雄、萧万长、江丙坤、林丰正等一批台湾知名人士先后来闽探亲访友、寻根祭祖，掀起了一股股热潮。 现在每年光到莆田湄洲妈祖祖庙进香的台胞就有10万人。 建立海峡两岸旅游合作机制，共推双向旅游线路，充分发挥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自然和文化资源优势，增强妈祖、陈靖姑等景区对两岸游客的吸引力，拓展妈祖文化、陈靖姑文化等两岸共同文化内涵，培育“海峡旅游”品牌,把海西打造成我国重要的自然和文化旅游中心。 以滨海旅游、生态旅游和文化旅游为重点，进一步整合旅游资源，加强旅游景点及配套设施建设，办好各类旅游节庆活动，丰富旅游产品，开拓旅游市场，培育一批有特色、有影响、有效益的旅游精品。 支持妈祖文化、陈靖姑文化旅游节，把这一节庆打造成为繁荣民俗文化的重要平台，拓展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维护海峡两岸和平与繁荣的重要平台。 四、以妈祖文化品牌推动文化产业发展文化产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载体。 应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必须迎难而上，化危为机，加快发展，把文化产业培育成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加强海峡两岸文化产业合作，着力发展专、精、特、新文化企业，打造一批地域特色明显、展现海峡西岸风貌、在国内外具有影响力的文化品牌，切实把妈祖文化产业做大做好做强。 整合文化资源，打造一批地域特色明显、展现海峡西岸风貌、在国内外具有影响力的文化品牌，重点发展妈祖文化，带动陈靖姑文化、闽南文化、客家文化、红土地文化、船政文化、畲族文化、朱子文化等特色文化。 做好有关妈祖建筑普查，进一步修善。 加强文物、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完善历史文化名城等基础设施，妥善保护历史文化街区。 如莆田市成立了秀屿区民俗文化研究会，做好妈祖建筑普查，主动与台湾妈祖对接，把妈祖文化研究作为重点，编写《妈祖志》等文化丛书。 将妈祖文化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项申报已获得文化部批准，最终申报结果将在9月公布。 进一步完善产业合作机制。 发展与台湾文化界的长久合作，有来有往、常年互动。 用好中央赋予我省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简化赴台文化交流手续、优化文化产业合作环境。 鼓励各级政府和各部门加大对闽台文化交流的投入，为重点地区、重点单位、重点项目和重大活动提供人力、财力、物力支持。 健全市场机制，开辟多元投入渠道，将适合市场运作的文化交流项目推向市场，如联合创办集产学研于一体的海峡大学等。 推进两地媒体订立合作契约，形成宣传报道常态互动，使闽台文化交流始终保持良好舆论氛围，把海峡西岸经济区将打造成重要文化产业基地。 五、“活妈祖”祈盼祖国和平统一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是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 仁爱是妈祖文化的核心哲学内涵，妈祖文化的形成、发展和传播，都是以妈祖文化中的仁爱思想为核心的。 随着两岸妈祖信众的不断增多，涌现了更多的“活妈祖”，他们大爱无疆，因为有“髓缘”，衍生出另一个新生命。 他们站在国家整体利益和民族大义的高度，为了两岸人民的最大平安祈福。 请看新华网报道，2007年台胞首次向福建白血病患者捐献造血干细胞。 10月24日，漳州白血病患者赵伟在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接受了异体骨髓移植手术，台湾同胞捐献的100毫升造血干细胞顺利植入他的体内，后患者康复出院。 2005年11月，35岁的赵伟被检查出患急性粒细胞白血病，需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尽管中华骨髓库库存量达到60多万，但无法找到适合的捐献者。 协和医院向台湾慈济骨髓干细胞中心提出了配对申请，选出了台湾花莲的一名供者，这名跟赵伟同岁的年轻人一口答应了捐献请求。 10月22日13时，台湾花莲慈济综合医院的医生们开始从捐献者体内提取造血干细胞，至当日19时30分，共提取100毫升造血干细胞。 24日0时5分，来自海峡对岸的100毫升造血干细胞开始输入赵伟体内。 2001年6月13日，身患白血病的江苏姑娘陈霞在苏州也接受了骨髓移植手术，给她捐献骨髓的是一位台湾青年，血浓于水的两岸亲情故事感动了无数人。 2007年江苏的杭彬为台湾同胞捐献造血干细胞，当时她是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与台湾慈济骨髓库合作的祖国大陆捐台第一人。 两岸相互捐献造血干细胞的还有很多。 在这样的大爱面前，生生不息的民族血脉，也因大爱的注入而变得更加紧密。 仅仅是“髓缘之爱”，就让我们无数次感觉到，这份血脉的情缘是如此的真实，如此的澎湃激昂。 两岸同胞同根共祖，一脉相承，手足情深，血浓于水，互捐造血干细胞，进行生命大对接，这是“活妈祖”在世……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我们相信，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视关心下，妈祖文化将焕发出无穷的魅力，把两岸人民的心紧紧连在一起！只要我们每个人都作出应有努力，两岸民间交流的涓涓溪水，终将汇成冲破一切障碍的澎湃大潮，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开辟更为广阔的前景。 正如台湾海峡两岸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郭俊次所说：“希望妈祖庇佑两岸同胞和解、和合；早日合并，早日完成祖国的和平统一。 ”编者注： 为把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不断引向深入，深刻分析总结我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成功经验，深入探索“科学发展、四求先行”的新思路、新对策、新举措，由省委宣传部主办，福建日报要闻中心、福建通讯杂志社，福建支部生活杂志社、福建东南新闻网联合承办，在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开展“我为海西献良策”征文活动，区志办副主任林煌柏撰写的论文《弘扬妈祖文化，庇护两岸福祉》，经“我为海西献良策”征文组委会办公室筛选，6月24日在福建东南新闻网上刊发，现本网予以转载。
中 国 都有什么舞蹈？
一、中国原始舞蹈其主要形式是有关狩猎、劳动的舞蹈。 在内蒙古阴山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岩画上，刻画着狩猎舞的形象。 人扮成飞鸟、山羊、狐狸等动物。 有的头饰鹿角、羽毛，有的带尾饰。 这种舞蹈的产生，与狩猎密切相关。 由于原始社会的人们对大自然现象的理解不足，产生了畏惧感，逐渐形成了原始的宗教信仰——图腾崇拜。 把动物、植物或自然物作为圈腾，认为图腾能为人赐福或降灾,把图腾奉为祖先和保护神。 从出土文物和古代岩画上见到的人面蛇身、鸟身人面、人面兽身的形象，就是氏族图腾的形象。 传说中人首蛇身的伏羲、女娲，是以“龙”为图腾的华夏族先祖。 伏羲氏舞名《凤来》，唱《网罟》之歌；女娲舞名《充乐》，是颂扬伏羲氏发明网罟，教民捕捉鸟兽和女娲制定婚配、教民嫁娶的业绩的。 传说中牛首人身的炎帝，是以“羊”为图腾的羌族的先祖，炎帝的乐舞《扶犁》，唱《丰年》之歌，是歌颂炎帝教民播种五谷，发明农业的功绩，尊称他为神农氏。 阴康氏舞名《大舞》,教民体育锻炼,以抗阴湿之病。 葛天氏舞名《广乐》，三人操牛尾而歌八阙（段），祈求五谷丰登，鸟兽繁殖。 黄帝以“云”为图腾，《云门》是黄帝氏族的图腾舞蹈；“凤鸟天翟”舞是帝喾时的图腾舞；“击石拊石，百兽率舞”，是帝尧时各氏族的图腾乐舞。 这些远古氏族的乐舞，充满着青春与力量的斗争生活，也反映了原始宗教的祈求幻想和巫术礼仪。 二、集古舞之大成的周代礼乐自夏禹传子于启进入了奴隶社会。 经过夏、商两朝(公元前21～前11世纪)到西周建国,奴隶制达到鼎盛时期,周代的统治阶级已经充分地认识到乐舞用于政治的社会作用，而制定出礼乐制度。 为了贯彻这种礼乐制度的实施，周王室整理了前代遗存的乐舞,包括黄帝的乐舞《云门》、唐尧的乐舞《大咸》、虞舜的乐舞《大韶》、夏禹的乐舞《大夏》、商汤的乐舞《大濩》及周武王的乐舞《大武》,总称为六代舞,用于祭祀。 并设立了庞大的乐舞机构“大司乐”，贵族子弟要受严格的六艺（礼、 乐、 射、御、书、数）教育。 13岁入学，循序渐进，先学习音乐、朗诵诗和小舞。 15岁开始学习射箭、驾车和舞《象》（《象》传说是一种武舞，也有人认为是一种鱼虾等图腾的舞蹈）。 20岁时学习各种仪礼和大舞。 在举行大祭时，由大司乐率领着贵族子弟跳六代舞。 不同的场合演奏不同的乐舞,胜利凯旋时奏《凯乐》;燕享宾客,表演《四裔乐》、《散乐》;举行射仪时跳《弓矢舞》。 在所有的祭仪场合中，一方面强调受命于天的神圣性，另一方面强调等级区分的尊严。 西周的礼乐制度是奴隶社会政治文明的重大创造，集周以前古代舞蹈之大成。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日渐衰落，诸侯争作霸主，礼乐制度已无法维护，奴隶社会的历史大厦已面临土崩瓦解之势。 三、巫舞及民俗祭祀舞蹈在原始社会由于人们崇拜图腾和迷信神鬼，逐渐产生了沟通人神之间的“巫”。 由“巫”掌管祭祀占卜，求神福佐或祓除不祥。 “巫”原是由氏族领袖兼任的。 传说中的夏禹不仅是治水的英雄，又是一个大巫。 他在治水中两腿受病,走路迈不开步,只能碎步向前挪移，这种步法称为“禹步”，成了后世巫觋效法的舞步，又称“巫步”。 晋代葛洪《抱朴子》记载了两种“禹步”的跳法。 商代开国的成汤也是一位大巫，商代初年大旱不雨，成汤以自身为牺牲，祷雨于桑林，降下了大雨。 这种祷雨祭，在春秋战国时代还有遗留。 汉代春旱求雨，暴巫祭共工,小儿舞8丈青龙。 夏旱求雨，祭蚩尤，壮者舞7丈赤龙。 秋旱求雨,暴巫祭少昊，鳏者舞9丈白龙。 冬旱求雪，祭玄冥神。 舞6丈黑龙。 天涝淫雨不止，伐鼓而攻之以止雨。 现在龙舞已变成民间欢庆节日的舞蹈。 源于巫术的蜡祭，传说开始于伊耆氏时代，是一种在年终举行的祈祝丰收、酬谢神只的祭典。 蜡祭的神有8位：①先啬（神农氏）；②司啬（后稷）；③农（农夫神）；④邮、表、畷（茅棚、地头、井神）；⑤猫、虎（猫、虎神）；⑥坊（堤神）；⑦水庸（河道神）；⑧百种(百谷神),蜡祭时穿着黄衣黄冠的巫唱祭歌,乐队吹《幽颂》,打土鼓,跳《兵舞》。 举行蜡祭的这一天，成为农民休息娱乐的日子。 蜡祭中的猫神、虎神都以神尸的具体形象出现，在楚国祭神歌舞《九歌》中神的形象是由巫觋扮演的。 从《九歌》的诗篇可以看出这个大型巫舞表演情况：祭坛上布置着琼花芳草，桂酒椒浆；主祭者身佩美玉,手持长剑；乐队五音合奏,拊鼓安歌；“神灵”穿着彩衣翩翩起舞。 汉代初年巫风仍很盛，汉高祖常以巫祭祠天地山川。 晋代著名的巫女有章丹、陈珠等。 传说他们姿容秀丽,善于轻步回舞,灵谈鬼笑,又会拔刀破舌、隐形匿影。 《古今乐录》记《神弦歌》11首，是巫的降神乐歌。 巫舞流传在广大的地域。 汉高祖祭祠天地山川就用了北方的秦巫、晋巫和南方的荆巫、汉巫等。 巫教的流传在很大程度上是运用歌舞娱人,利用巫女的美色,用杂技、幻术、戏曲、绘画种种艺术手段，为人佑福、驱邪、医病，有眩人耳目的色彩。 “巫”、“舞”同音，“巫，以舞降神者也”。 至今残存在各地各民族的巫师,如:汉族的神巫、神婆，羌族的端公，满族的萨满，壮族的师公，纳西族的东巴，景颇族的董萨，藏族的羌姆，蒙古族的查玛，虽然所降的神灵不同，风俗各异，但活动都不外乎祈福禳灾、降神驱鬼，与原始巫教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汉高祖曾令天下立灵星祠，祭祀灵星成为全国性祭祀活动。 灵星是天田星，主谷。 祭祀时跳灵星舞。 舞者为童男16人，舞蹈动作是教民种田的劳动过程：除草、耕种、耘田、驱雀、舂簸等。 灵星舞一直流传到明代，朱载堉的《乐律全书》中尚存“灵星小舞谱”。 四、俗乐舞兴盛的两汉时代秦汉时代民间俗舞有显著的发展。 秦代已有了乐府，秦二世曾在甘泉宫“作角抵俳优之观”。 汉代初年，高祖刘邦喜好民间的楚声、楚舞，并把俗乐舞用于宫廷祭祀。 汉武帝扩大了“乐府”机构，任命李延年为协律督尉，大力采集民间乐舞，记录了吴、楚、燕、代、齐、郑各地歌诗 314篇，乐府中的乐工舞人有800余名。 为了政治上的需要,还演出大角抵招待外国宾客。 角抵年年增变,内容日趋丰富,因而又称为百戏。 百戏中包括的项目有：①杂技——寻幢、跳丸、走索、冲狭等。 ②幻术——吞刀、吐火、易牛马头等。 ③武打——棍舞、剑舞、刀舞、对打等。 ④假形舞蹈——凤舞、鱼舞、龙舞等。 ⑤舞蹈——巾舞、鞞舞、铎舞、鞉舞、长袖舞、盘鼓舞、《巴渝舞》、建鼓舞、双人对舞。 ⑥歌舞戏——东海黄公，总会仙倡。 由此可知舞蹈在百戏中的比重是很大的。 汉代乐舞是一个广收并蓄,融合众技的时代,舞蹈受杂技、幻术、角抵、俳优的影响向高难度发展，丰富了传情达意的手段,扩大了舞蹈的表现能力,从《盘鼓舞》这一节目体现出来。 它既有“罗衣从风，长袖交横”，飘逸美妙的舞姿，又有“浮腾累跪，跗蹋摩跌”高超复杂的技巧。 《盘鼓舞》不仅注重舞蹈形式的提高，而且讲求以外在的舞容表现内在的诗意，对舞蹈的意境有所追求。 融合众技的另一成果，是歌舞戏的出现。 《东海黄公》中有人物，有假形；巫师黄公厌服白虎，表演人与兽斗是角抵戏的典型套路。 黄公的法术不灵，终为白虎所杀，富于讽刺喜剧色彩。 另一出《总会仙倡》有虎、豹假形，有神人、仙女，是图腾舞蹈和巫舞的进一步发展。 两汉时代由于封建制度趋于巩固,经济繁荣,人民生活有了提高，各地乐舞有了相应发展。 各地著名的歌舞有：《东歌》、《东舞》、《赵讴》、《赵舞》、《荆艳》、《楚舞》、《吴歈》、《越吟》、《郑声》、《郑舞》。 五、各民族乐舞文化的交流中华民族古老的乐舞文化，是在各族乐舞文化不断地交流融合中形成的。 这种交流，夏代已有了，《竹书纪年》载：“少康即位，方夷来宾，献其乐舞”。 “后发即位，元年,再保庸会于上池,诸夷入舞”。 周代的六代舞也是各族乐舞的集中和交流。 西域乐舞的传入,约在秦汉之际,汉初宫中已有《于阗乐》。 汉武帝派张骞通西域，传入《摩诃兜勒》之曲，协律都尉李延年因胡乐更造新声二十八解，在接受外来乐舞影响下，加以创造发展。 班固《东都赋》描写了汉代四夷乐舞齐集洛阳表演的盛况，有东夷的《矛舞》，西南夷的《羽舞》，西夷的《戟舞》和北夷的《干舞》。 东汉灵帝好胡乐胡舞，京都贵戚皆相效尤。 在汉画像石上有胡人表演杂技、幻术和鼓舞的形象。 汉代的《盘鼓舞》，把中原的优美典雅和西域的热烈奔放相交融，形成了汉代舞蹈审美的特征。 这个舞蹈在六朝时期就已湮没无闻，直到近年才发现在安徽、陕西的民间尚有流传。 中原和西域乐舞交流的另一成果，产生于北朝的征战时代。 西晋丧乱，关中人士纷纷避难凉州，带去了汉魏传统乐舞。 氐族吕光和匈奴族沮渠蒙逊把平西域获得的《龟兹乐》与传于凉州的中原旧乐相合，产生了新型乐舞《西凉乐》，甘肃敦煌是西凉国都，敦煌石窟壁画记录了《西凉乐舞》的韵律神采。 自南北朝以来北方最重胡舞，隋大业年间的九部伎中，西域乐部占有6部，至唐贞观十六年（642）十部伎中又增《高昌乐》。 盛唐健舞《胡腾舞》和来自康居的《胡旋舞》更是风靡一时。 出自中亚石国的《柘枝舞》，流传到宋还盛行不衰。 宋代的《柘枝舞》与中原的大曲歌舞形式相融合,改变了胡舞的原貌,发展成一种新的民族舞蹈形式。 《柘枝舞》可算是继汉代《盘鼓舞》、北朝《西凉乐》之后又一中西乐舞结合的典型产儿，丰富了中国传统舞蹈的宝库。 六、鼎盛发展的唐代燕乐自周代开始，宫廷设立专门的乐舞机构，集中和培养专业乐舞人员，重视继承传统和吸收外来影响。 至唐代，乐舞机构有太常寺、教坊、梨园、宜春院等，集中了大量技艺高超的乐舞伎人，重视舞蹈技巧的培养和训练。 唐代继承了隋朝大一统的成果，既有南朝的清商乐舞，又有北朝的西凉、龟兹、高丽、天竺、康国、安国、疏勒等东、西方乐舞，特别是接受了西域各族乐舞的影响，旧乐新声，汉胡交融，促进了唐代乐舞的发展。 从九部伎、十部伎发展到坐部伎、立部伎，以规模宏大的三大舞——《破阵乐》、《庆善乐》、《上元乐》为代表，有的气势雄伟，有的安徐娴雅，有的充满幻想色彩。 三大舞可算唐代史诗型舞蹈的创造。 真正代表唐代舞蹈艺术风格的，是小型娱乐性舞蹈健舞和软舞。 健舞中以《剑器》、《柘枝》、《胡旋》、《胡腾》为代表。 软舞中以《绿腰》、《凉州》、《春莺啭》、《乌夜啼》为代表。 代表唐代乐舞艺术高峰的是歌舞大曲。 唐代大曲是集纵向的继承和横向的借鉴二者之大成。 汉代大曲在结构上有“艳”（引子）、“解”(乐段)、“趋”、“乱”（结束部分）等部分。 大曲形式在唐代受了西域乐舞的影响，变得更加丰富完美，在结构上有“散序”(慢板不舞)、“中序”(有拍起舞、包含“排遍”若干段)、“入破”（繁弦急节的高潮；包括“虚催”、“实催”、“衮遍”）、“歇拍”（结束前的缓板）、“煞”（急促的结束乐段）等，形成完整的表演艺术形态。 《教坊记》记载，唐代有46种大曲，其节奏复杂、曲调丰富，结构严密，具有大型歌舞的高级形式。 大曲中有一部分名为“法曲”，富于《清商乐》的优雅情调。 法曲中的《霓裳羽衣》被誉为唐代舞蹈之冠。 七、宋代舞蹈及其戏剧因素宋代舞蹈主要有 3个方面：宫廷队舞、民间队舞和百戏中的舞蹈。 宋代在唐代队舞的基础上发展为小儿队舞和女弟子队舞。 宋代的民间舞蹈十分兴盛。 每逢新年、元宵灯节、清明节、天宁节(皇帝的生日),民间舞队非常活跃。 《武林旧事》所记的元夕舞队有70种，这70种舞队有许多节目至今尚在民间流传。 宋代百戏中的舞蹈，在军旅中常有演出。 《东京梦华录》“驾登宝津楼诸军呈百戏”条载，军士化装成假面披发的神鬼、判官等，在鼓笛齐奏，烟火弥漫，爆竹、喝喊声中，表演《抱锣》、《硬鬼》、《舞判》、《哑杂剧》、《七圣刀》、《歇帐》、《抹跄》等，表演者从一两个人到百余人，有的戴面具，有的用青、绿、黄、白各色涂面，金睛异服，两两格斗击刺，摆阵对垒。 这些扮演了各种人物的舞蹈，各成一出，又似有一定的戏剧情节的联系。 中国舞蹈中的戏剧因素并非始源于宋代。 春秋时的《大武》是表现武王伐纣的故事，汉代的歌舞戏《东海黄公》已具有戏剧的雏形。 唐代歌舞戏剧有《兰陵王》、《拨头》、《踏摇娘》。 《踏摇娘》已具备了舞蹈、音乐、表演、歌唱、说白等表演手段,由演员装扮人物,表现故事情节。 宋代宫廷队舞和大曲中增加了戏剧因素。 如队舞中的参军色,又名竹竿子,担任勾队、放队、致辞、与领舞人对话，不但起了报幕人的作用还是节目中有机的一员，对推动剧情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宋代大曲也增加了故事性，如大曲《绿腰》，宋代有《崔护六么》、《莺莺六么》。 大曲《熙州》,有《迓鼓儿熙州》、《二郎熙州》。 大曲《剑器》，有《霸王剑器》。 《鄮峰真隐大曲》中的《剑舞》，包括了两个内容，前半部表现鸿门宴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故事；后半部表现张旭观公孙大娘舞剑，草书大进的故事。 这些大曲都有了较强的戏剧性。 从北宋开始有了杂剧以后，在春秋圣节三大宴的娱乐节目中,仍然是以百戏、队舞、杂剧相间演出,一直到明代中叶，还保持着这种组合形式。 它们长期并行发展，相互影响，相互吸收。 中国戏曲中包含的载歌载舞、武术杂技种种要素，与中国古代的歌舞大曲、参军戏、歌舞戏等，有着一脉相承的联系。 八、元代的戏曲舞蹈和宗教舞蹈元代的戏曲艺术称元杂剧。 元杂剧中的“唱”、“云”、“科”是它的艺术表演手段。 三者之中的“科”，主要是做工，包括表情、舞蹈和武功。 其中舞蹈有插入性的，如《铁拐李度金童玉女》第4折：“可看俺八仙舞一回你看（八仙上,歌舞科）。 ”此外，《刘玄德醉起黄鹤楼》中用了民间舞队舞《村田乐》，《追韩信》中用了跑竹马等。 元杂剧中这种插入性舞蹈还有《唐明皇秋夜梧桐雨》中安禄山的《胡旋》舞和杨贵妃的《霓裳羽衣》舞等。 元杂剧中的武功技巧，也包含着许多舞蹈因素，如各种器械舞、对打、翻跟斗、扑旗踏跷等。 另有一些剧如《小尉迟》中有“做调阵子科”、《马陵道》中有“卒子摆阵科”，这是一种队形舞蹈。 元杂剧中其他做工，逐渐演变为程式化的舞蹈动作,用以表现人物情态,如《拜月亭》中的“正旦做害羞科”，“正旦做慌折惨打悲的科”等。 当时的杂剧艺人,还给一些技巧性的舞蹈动作起了名字,如“扑红旗”、“拖白练”、“踏跷”等。 中国古代的宗教舞蹈，主要是巫教、道教和佛教舞蹈。 巫教和道教是中国固有的宗教,自东汉以来,由印度传入的佛教大兴，至南北朝以及隋唐五代一直不衰。 东汉桓帝等，祠佛“做倡乐，以求福祥”；北魏洛阳的景乐寺，设女乐，“歌声绕梁、舞袖徐转”；南朝梁武帝制“善哉”、“大乐”等,名为正乐,是宣传佛法的。 唐代十部乐之一的《西凉乐》中，有《于阗佛曲》，宋代宫廷队舞中有菩萨献香花队，也都是宣扬佛教的乐舞。 元代以信仰萨满教（巫教）和喇嘛教（佛教）为主，在元朝的宫廷队舞充满了宗教迷信色彩。 元代宫廷队舞，共分4队，元旦用《乐音王队》，天寿节用《寿星队》，朝会用《礼乐队》，宣扬佛法用《说法队》。 每队分10个小队。 在《乐音王队》的10个小队中,引队是乐队,有两个妇女队,一奏长春柳之曲,一执牡丹花舞，在第10小队中还有妇女作花鞚稍子鼓舞，其余都是男子队舞，扮成神鬼相。 在《说法队》中还有扮成八大金刚相的舞蹈。 此外,还有《宝盖舞 》、《日月扇舞》、《幢舞》、《伞盖舞》、《金翅鹏舞》，都是具有宗教色彩的舞蹈。 元朝最著名的赞佛舞蹈，是元顺帝时创制的《十六天魔舞》，名为赞佛，实为娱人，在宫中演出时只有受过秘戒的宦官才准观看，并严禁民间演出。 九、明清时代的舞蹈这一时期的舞蹈,大致可分为3类：宫廷队舞、戏曲舞蹈和民间舞蹈。 明代宫廷舞，大祀庆成大宴用《万国来朝队舞》、《缨鞭得胜队舞》。 万寿圣节大宴用《九夷进宝队舞》、《寿星队舞》。 冬至大宴用《赞圣喜队舞》、《百花朝圣队舞》。 正旦大宴用《百戏莲花盆队舞》、《胜鼓采莲队舞》。 清代宫廷宴乐队舞的总名为《庆隆舞》，其中包括介胄骑射的《扬烈舞》和大臣对舞的《喜起舞》。 舞的内容是有寓意的，开始乐队站两翼，歌者13人，奏《庆隆》乐章，表演《扬烈舞》，有穿黄画布套者16人，穿黑羊皮套者16人，各戴面具，跳跃扑跌，像奇异的野兽。 又上骑竹马的8人,周旋驰逐，像八旗兵。 一人射中一兽，群兽随而慑服。 这时，《喜起舞》舞队上场，大臣朝服18人，对舞欢庆。 明、清的戏曲舞蹈，是戏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可分为5类：①插入性的舞蹈,如明刊本《目莲救母》剧中的《跳和合》、《跳钟馗》、《哑子背风》。 ②程式化的舞蹈段子，如：“起霸”、“趟马”、“走边”。 ③程式化的舞蹈动作，如水袖、翎子、甩发、髯口、扇子、手绢、长绸等多种。 ④刀枪把子。 ⑤跟斗。 戏曲舞蹈是在中国古代舞蹈的基础上，又根据剧情和人物的需要发展而形成的。 它不仅具有中国古典舞蹈的特色，并且保存了中国古代舞蹈的精萃，这对打开中国古典舞蹈的宝库，研究古代舞蹈的发展规律，有着启示性的作用。 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共有56个民族。 因为各民族的生活、历史、宗教、文化和风俗不同，产生了丰富多采的民族民间舞。 从流传至今的各民族民间舞蹈来看，这些舞蹈绝大多数在明清时
中国陶艺的传统文化
陶艺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中华文明的一个代名词。 然而，当中国的陶艺家们猛然从“传统”、“实用”、“日用”等字眼中惊醒重新打量世界时，却发现自己落后了。 的确，现代陶艺已不仅仅只是作为一种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工艺美术而存在，也不是仅仅“实用”、“美观”、“经济”、“大方”的观念便能涵盖得了的。 它已经以其独特的艺术语言形成广泛的参与到现代艺术运动中，成为艺术家表达自己的观念，进行文化批判的利器。 中国人开始关注现代陶艺，并在舆论上形成规模应该是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事情了。 当然严格说来中国现代陶艺的发展起源和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清华美术学院前身）、景德镇陶瓷学院等院校中的那些最早实践者有关。 20年来，老一辈陶艺家如祝大年、杨永善等在现代陶艺方向作出了有益的尝试，而且产生了一大批中青年陶艺家如吕品昌、罗小平、白明等，风格流派众多，技法日趋多样。 他们中大多数是高校教师，或受过高等教育中传统陶瓷艺术的薰陶，因此，中国的陶艺在一开始便与学院有着不解情缘。 然而单纯的学院发展，不管是在观念上，还是在传播上都受到极大限制，而且在学术层次上也是狭窄的。 在90年代，首先是1991年“北京国际陶艺研讨会”，继而是1995年的“景德镇国际陶艺研讨会”，1998年5月在宜兴举办了由罗小平等人策划的规模更大、学术研讨更具深度的“98中国宜兴国际陶艺研讨会”，同年秋在中国美术学院由刘正等人策划的“首届中国青年陶艺家作品双年展”也与观众见面。 1999年岁初在广州美术馆由左正尧策划的“超越泥性——中国当代陶艺家学术邀请展”更是颇具水平。 这几次具有重要意义的学术研讨性的展会，预示着中国的陶艺正在兴起，其规模和范围及影响正在向全社会拓展。 然而，现代陶艺作为一项新鲜事物还存在着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在更大的意义上、更大的程度上组成了中国陶艺现状，更值得我们去研讨。 归结为以下几个问题，以资读者玩味。 一、“传统”与“现代”的隔阂 “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在如今的各个艺术领域都是一个争不完的话题，陶艺也不便外。 然而，在关于陶艺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许多讨论中却轻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陶艺的功能问题。 它不仅关系到陶艺品的功能与价值，而且对于陶艺在整个文化体系中所担当的角色及陶艺家的社会定位都关系很大。 只有摆正了“现代陶艺是干什么的？”这样一个问题，而不只是“现代陶艺是什么样子？”，我认为陶艺才能真正从“传统”走入“现代”。 中国传统陶艺是附属于陶器的，“实用而尽量美观”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限制了当代中国陶艺发展。 在这种观念下，陶艺只能属于工艺美术，其功能只是实用加玩赏。 在这种情况下，陶艺家的才智更多的受到了“制器”的局限，只能在追求设计与形式美的领域里探索，陶艺家也更接近于工艺家，无法融入现代艺术的潮流。 现代陶艺的作用在于它扩大了原有陶艺的艺术属性，使陶艺家不受“制器”的限制，可以在其审美和价值批判领域里驰聘。 他既可以在原来的设计领域里继续有所作为，又可以充分发挥其艺术家的天性，针对现实进行有价值的文化批判，从而涉足到雕塑、装置等众多艺术领域。 丰富了自己又补充了其它艺术门类，从而丰富视觉艺术的门厅。 因此，传统陶艺无论如何发展都有“器”的约束。 现代陶艺发展，在认识上首先做到的便应是功能论上的转移，从而脱离对“器”和固定造型的依赖，而真正走向一个更广阔的天地。 这种隔阂是可以通过观念转变而化解开的，它的存在也是当代陶艺不断发展的动力。 二、传播与接受的局限 现代艺术中的诸多流派，在改革开放后特别是80年代中晚期，如暴风骤雨般进入中国。 虽然当时中国人还不懂得欣赏，有的甚至产生厌恶之情，然而在客观上承认了其存在的合理性，并从观念上日益接近它们。 现代陶艺没有赶上那段风潮，从传播的角度看似乎错过了黄金时节。 从现状看，许多业内人士也指出现代陶艺仅在某几个瓷区和都市中基础较好，如景德镇、广州、上海等地，然而从面上讲其群众基础相当薄弱，没有培养出一个大范围的陶艺欣赏群，这是不利于现代陶艺的发展的。 我们也注意到由于当前中国的日用陶瓷和美术陶瓷产业并不景气，所以即使在原来有着深厚传统的许多瓷区，其群众对陶艺的兴趣也在减弱，这种情况是十分令人担忧的。 另一方面，媒体、报刊对现代陶艺的介绍是零星的，形不成规模，更不用说专门的陶艺刊物了。 现在担当着传播任务的是一些陶艺工作室，但他们的作用未受到重视，有识之士指出一个国家陶艺整体发展的前提是要把民间的力量调动起来，只有水涨才能船高。 从接受者来看，中国人固然不缺少对陶瓷的感情，然而确实谈不上他们对现代陶艺的感情，因为大多数人对陶艺的看法都停留在传统的观念上。 再加上传播不力，欣赏者的口味自然很难调动起来。 然而，我们要看到，现代陶艺在精神上与现代艺术运动是相通的，人们能接受现代艺术便能接受现代陶艺，这只是时间早晚问题。 三、理论与实践的脱节 理论与实践的脱节成为现代陶艺中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 陶艺家夏德武说：“广州美院的一批人请了中央美院的某位艺术评论家去评论现代陶艺，他可以拿现代艺术观念、现代哲学来评论现代陶艺。 但我认为这是远远不够。 ”他指出现代陶艺批评家很难形成的原因是中国现代陶艺不发达，他认为非常需要理论家。 笔者曾在中央美院图书馆找到一本所谓“现代陶艺”的书，实际上书中的陶艺品只是现代的“活人”做的陶艺。 可见，现代陶艺在理论上是相当匮乏的，能找到的介绍现代陶艺书也相当少，且多不正规。 看来，现代陶艺实践与理论的脱节在相当的一段时间内，将成为一个让人头痛的问题。 理论人才急待培养，为此许多陶艺家提出一边实践，一边做一些理论研究，这可谓是无奈之举。 此外，现代陶艺在创作体制、销售体制、创作理念等方面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问题，好在从当代陶艺家的言词中我们都能体会到一种“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壮志豪情。 现代中国陶艺虽然路漫漫，随着中经济的发展，它必然会有一个辉煌的明天！从现有的考古资料来看，断定中国原始陶器开始于距今七千年左右是不成问题的。 最早的彩陶发源地在黄河流域，龙其以陕西的泾河、渭河以及甘肃东部比较集中。 甘肃东部大地湾一期文化，不仅在器形上比较规整，而且绘有简单的纹饰，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彩陶文化之一。 这一时期已出现陶轮技术，制陶术已成为一种专门技术。 半坡文化的彩陶在略晚于大地湾一期文化，其纹饰也略为复杂，以几何纹样为主。 在陕西、河南、山西三省交界地区为中心的庙底沟文化，彩陶花纹则更加富于变化，以弧线和动感强烈的斜线体现变形的动物形象。 日常生活中所常见的鱼、鸟、猪以及人类自身都被作为装饰纹样。 这些纹饰的描绘手法都很生动，布局合理，是原始绘画的佳作，也是研究中国绘画史的可靠形象资料。 距今约四千年左右的马家窑文化，是由半坡文化派生发展的古羌集团的一个分支。 与之相关的另外两个支系是半山文化和马厂文化，是龙山文化之后的又一个辉煌时期。 马家窑文化类型的陶瓷，表面都经过打磨外理，器表光滑匀称，以黑色单彩加以装饰。 装饰图案以满见长，在钵、盘、碗一类的敞口器物内侧，也都绘有图案。 上古之民，穴居野处，生活中的工作中心都围绕着渔猎饮食，所以最初迫切的发明需要都釜瓮之类。 陶瓷上出现装饰，说明人类的生产力水平大有进步，解决果腹问题以外，尚有余力，于是人们开始在满足最低需求之外，追求美的表现。 河西走廊一带的马厂类型彩陶，器形一般较小，有的器皿上留有穿系小孔，便于携带反映出这一地区半农半牧的经济状况。 而在半山彩陶瓷上则出现了播撒种子的人形图案，说明农业的发展和人们创造力的进步。 在原始社会，文字尚未完善成熟。 图案形象直观性强，在当时具有标志性、装饰性等性能，所以对彩陶图案的研究也会给古文字研究提供佐证。 中国自古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国家，在原始时期，氏族部落更为繁杂，在特定的生产条件下形成了独特的审美需求的文化特征，它们各自有着代表氏族文化的标志性形象，也产生着不可低估的精神凝聚力量。 而随着氏族文化盛衰变化，陶器装饰也出现了不同的内容的形式。 纵观中国彩陶的技术与艺术，历时四千八年。 其实它的上限年代还是个难以考据的迷，随考古发掘工八的不断进行，可能还会出现不同的新认识。 就目前现有的资料而言，可以说原始陶器不仅是我国古代艺术的瑰宝，它在世界文化艺术史上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它是全人类的宝贵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史上无比辉煌的一章。 陶艺艺术 陶艺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中华文明的一个代名词。 然而，当中国的陶艺家们猛然从“传统”、“实用”、“日用”等字眼中惊醒重新打量世界时，却发现自己落后了。 的确，现代陶艺已不仅仅只是作为一种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工艺美术而存在，也不是仅仅“实用”、“美观”、“经济”、“大方”的观念便能涵盖得了的。 它已经以其独特的艺术语言形成广泛的参与到现代艺术运动中，成为艺术家表达自己的观念，进行文化批判的利器。 中国人开始关注现代陶艺，并在舆论上形成规模应该是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事情了。 当然严格说来中国现代陶艺的发展起源和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清华美术学院前身）、景德镇陶瓷学院等院校中的那些最早实践者有关。 20年来，老一辈陶艺家如祝大年、杨永善等在现代陶艺方向作出了有益的尝试，而且产生了一大批中青年陶艺家如吕品昌、罗小平、白明等，风格流派众多，技法日趋多样。 他们中大多数是高校教师，或受过高等教育中传统陶瓷艺术的薰陶，因此，中国的陶艺在一开始便与学院有着不解情缘。 然而单纯的学院发展，不管是在观念上，还是在传播上都受到极大限制，而且在学术层次上也是狭窄的。 在90年代，首先是1991年“北京国际陶艺研讨会”，继而是1995年的“景德镇国际陶艺研讨会”，1998年5月在宜兴举办了由罗小平等人策划的规模更大、学术研讨更具深度的“98中国宜兴国际陶艺研讨会”，同年秋在中国美术学院由刘正等人策划的“首届中国青年陶艺家作品双年展”也与观众见面。 1999年岁初在广州美术馆由左正尧策划的“超越泥性——中国当代陶艺家学术邀请展”更是颇具水平。 这几次具有重要意义的学术研讨性的展会，预示着中国的陶艺正在兴起，其规模和范围及影响正在向全社会拓展。 然而，现代陶艺作为一项新鲜事物还存在着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在更大的意义上、更大的程度上组成了中国陶艺现状，更值得我们去研讨。 归结为以下几个问题，以资读者玩味。 一、“传统”与“现代”的隔阂 “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在如今的各个艺术领域都是一个争不完的话题，陶艺也不便外。 然而，在关于陶艺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许多讨论中却轻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陶艺的功能问题。 它不仅关系到陶艺品的功能与价值，而且对于陶艺在整个文化体系中所担当的角色及陶艺家的社会定位都关系很大。 只有摆正了“现代陶艺是干什么的？”这样一个问题，而不只是“现代陶艺是什么样子？”，我认为陶艺才能真正从“传统”走入“现代”。 中国传统陶艺是附属于陶器的，“实用而尽量美观”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限制了当代中国陶艺发展。 在这种观念下，陶艺只能属于工艺美术，其功能只是实用加玩赏。 在这种情况下，陶艺家的才智更多的受到了“制器”的局限，只能在追求设计与形式美的领域里探索，陶艺家也更接近于工艺家，无法融入现代艺术的潮流。 现代陶艺的作用在于它扩大了原有陶艺的艺术属性，使陶艺家不受“制器”的限制，可以在其审美和价值批判领域里驰骋。 他既可以在原来的设计领域里继续有所作为，又可以充分发挥其艺术家的天性，针对现实进行有价值的文化批判，从而涉足到雕塑、装置等众多艺术领域。 丰富了自己又补充了其它艺术门类，从而丰富视觉艺术的门厅。 因此，传统陶艺无论如何发展都有“器”的约束。 现代陶艺发展，在认识上首先做到的便应是功能论上的转移，从而脱离对“器”和固定造型的依赖，而真正走向一个更广阔的天地。 这种隔阂是可以通过观念转变而化解开的，它的存在也是当代陶艺不断发展的动力。 二、传播与接受的局限 现代艺术中的诸多流派，在改革开放后特别是80年代中晚期，如暴风骤雨般进入中国。 虽然当时中国人还不懂得欣赏，有的甚至产生厌恶之情，然而在客观上承认了其存在的合理性，并从观念上日益接近它们。 现代陶艺没有赶上那段风潮，从传播的角度看似乎错过了黄金时节。 从现状看，许多业内人士也指出现代陶艺仅在某几个瓷区和都市中基础较好，如景德镇、广州、上海等地，然而从面上讲其群众基础相当薄弱，没有培养出一个大范围的陶艺欣赏群，这是不利于现代陶艺的发展的。 我们也注意到由于当前中国的日用陶瓷和美术陶瓷产业并不景气，所以即使在原来有着深厚传统的许多瓷区，其群众对陶艺的兴趣也在减弱，这种情况是十分令人担忧的。 另一方面，媒体、报刊对现代陶艺的介绍是零星的，形不成规模，更不用说专门的陶艺刊物了。 现在担当着传播任务的是一些陶艺工作室，但他们的作用未受到重视，有识之士指出一个国家陶艺整体发展的前提是要把民间的力量调动起来，只有水涨才能船高。 从接受者来看，中国人固然不缺少对陶瓷的感情，然而确实谈不上他们对现代陶艺的感情，因为大多数人对陶艺的看法都停留在传统的观念上。 再加上传播不力，欣赏者的口味自然很难调动起来。 然而，我们要看到，现代陶艺在精神上与现代艺术运动是相通的，人们能接受现代艺术便能接受现代陶艺，这只是时间早晚问题。 三、理论与实践的脱节 理论与实践的脱节成为现代陶艺中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 陶艺家夏德武说：“广州美院的一批人请了中央美院的某位艺术评论家去评论现代陶艺，他可以拿现代艺术观念、现代哲学来评论现代陶艺。 但我认为这是远远不够。 ”他指出现代陶艺批评家很难形成的原因是中国现代陶艺不发达，他认为非常需要理论家。 笔者曾在中央美院图书馆找到一本所谓“现代陶艺”的书，实际上书中的陶艺品只是现代的“活人”做的陶艺。 可见，现代陶艺在理论上是相当匮乏的，能找到的介绍现代陶艺书也相当少，且多不正规。 此外，现代陶艺在创作体制、销售体制、创作理念等方面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问题，好在从当代陶艺家的言词中我们都能体会到一种“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壮志豪情。 现代中国陶艺虽然路漫漫，随着中经济的发展，它必然会有一个辉煌的明天！ 天下器物，多有装饰。 中国陶瓷在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装饰和器物紧密联系，形成了独特的陶瓷文化风格。 在人们审美多元化的今天，作为具有中国几千年历史文化的陶瓷艺术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现代陶瓷艺术装饰在传统陶瓷艺术装饰的基础上的更新与发展，不仅促进了现代陶瓷艺术装饰在创作方向与表现形式、表现手法向更高的艺术境界拓展，而且出现了“百花竞艳，万象并存”的态势，其全新的观念、奇特的创意、丰富的材料以及精湛的制作技艺形成了独特的工艺绘画形式。 现代陶瓷艺术装饰更加强调作品对人的精神和心理产生的作用，且艺术家用自己的设计理念，将更多新的内涵融入到陶瓷艺术装饰作品之中。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是指前人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 我国丰富多彩的优秀传统文化越快越受到全社会的关注，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是多方面的，中国传统文化含有1、观念文化（思想理论，传统观念文化主要是儒家、道家、法家和佛家学说）；2、历史文物（文物含器物和艺术品，如陶器、瓷器、青铜器、玉器、金银器、漆器、铜镜、古钱；书法、绘画）； 3、社会制度、即所谓制度文化；4、有关文学、史学、医药养生、农学、天文历算等古代书籍。 从中国传统文化可以看出，中华民族用自己的勤劳智慧创造了悠久的绵延不断的历史和丰富多彩的文明。 中国传统文化内容丰富，表现形式多样。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人文、自然、奇偶、会通精神。 陶瓷艺术装饰以其精美的图案、丰富的色彩、独特的工艺、精湛的制作技艺、奇特的创意以及全新的观念，形成了独特的工艺绘画形式。 形成了特有的陶瓷文化。 陶瓷艺术装饰创作过程始终贯穿了整个艺术创作的审美发生、审美创造、审美接受三大环节。 在人类社会的文化艺术发展史与经济发展中，陶瓷艺术装饰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陶瓷艺术博大精深，源远流长，陶瓷艺术品是陶瓷文化传播使者。 陶瓷艺术装饰呈现给人们的是一种陶瓷文化精神。 人在劳动中创造了文化，文化又塑造人，陶瓷艺术不仅是物质产品，而且是一种精神产品，更是一种文化产品。 陶瓷艺术装饰经过长期实践，形成了独特的陶瓷文化。 春秋战国时期，陶器主要朝建筑用陶和冥用陶两个方向发展。 当时各侯国大兴土木，亟须大量陶制材料，这样就促进了建筑用陶的工艺水平。 秦汉时期，“秦砖汉瓦”更成为制陶艺术的佳话，陕西省西安市郊的秦始皇陵附近出土的兵马俑，形体巨大，数量众多，生动地反映出秦兵剽悍雄伟的真实面貌。 隋唐时期的三彩也是陶器中的瑰宝。 从商周到汉唐时期的陶器造型来看，它更多的是反映人和社会，人已成为陶器造型的主体，陶瓷艺术装饰反映了人间生活的千姿百态，陶器反映出人们对于自然和人类自身认识的深入，体现出汉唐文化的人文精神。 魏晋南北朝的中国，进入了瓷器时代。 隋代，中国窑工烧成了白瓷，隋代这项伟大的成就，改变了青瓷一统天下的局面，以邢窑白瓷最为有名，有“类雪”之誉，开创了“南青北白”新格局。 有“诸窑之冠”美称的越窑，在唐代创造了中国青瓷艺术的高峰境界，唐代诗人陆龟蒙曾经写出这样的诗赞：“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 他把越窑的青瓷形容的“千峰翠色”，正是对越窑瓷青翠莹润之釉色特点的诗意写照。 宋、元时期的瓷器在工艺技术上达到更高的水平。 宋代是中国传统瓷艺达到最高美学境界的时代，也是“玉的精神”和类玉的品质体现的最为深刻的时代。 钧、汝、官、哥、定五大窑所取得的卓越成就，使中国在人类制瓷中上登峰造极。 它那冰肌玉骨般的素雅、沉静品格，成为后世瓷业执著追求的审美风范。 明清时期的瓷器在宋、元制瓷技术的基础上，达到了制瓷业的顶峰。 永乐年间的白瓷洁净如玉、薄如纸，给人以甜美的感觉；永乐年间的青花瓷也很有特色。 宣德年间的青花瓷达到了完美无缺的地步。 明朝在高温单色釉方面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祭红见于成化，鲜红夺目，祭蓝以氧化钴为色料，蓝色纯正。 宣德年间的祭蓝瓷尤为精致。 清代的瓷器在康熙中后期有所发展。 康熙时期的青花纹饰采用西洋画技。 雍正、乾隆时期彩釉瓷发展最快，雍正时期以清丽媚见长，乾隆时期以富丽堂皇为特点。 这期间烧制的仿古窑精品，无论纹饰、造型、款识都达到足以乱真的地步。 追溯中国历史各个时期的陶瓷产品，陶瓷装饰有两大特点：一类是以适合陶瓷器皿的图案纹样装饰形式；另一类是以中国绘画形式在陶瓷器皿上进行的工艺转换表现形式。 3、陶瓷艺术装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表达的人文精神 陶瓷艺术装饰形式从唐、宋、元、明、清到现代可分二类：一类是写意绘画，另一类是工笔绘画。 这两种绘画装饰形式都是中国绘画艺术发展时期特征在陶瓷产品上的呈现。 唐代长沙窑出现釉下彩绘花鸟，正值唐代花鸟画艺术已有相当高水平时期，技法成熟、笔法流畅，一气呵成，自然生动，是唐代民间花鸟画的艺术风格。 而宋代的陶瓷刻划花的精细都是反映了花鸟绘画风正转化为工细的工笔画的鼎盛时期。 也为元青花、明清的陶瓷工笔古、粉彩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陶瓷艺术装饰形式无论是写意还是工笔画都是中国特有的绘画艺术装饰形式在陶瓷上的表现。 陶瓷艺术装饰都反映了中国人文画历史性影响，形成了中国陶瓷装饰特有的艺术风格.陶瓷艺术装饰是中国优秀文化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我国民族的宝贵财富。 中国瓷器，从隋唐时期便开始向外域流传，宋、元、明、清各代，瓷器都作为重要商品行销全国，走向世界，陶瓷艺术装饰品作为商品在流通的同时，也在不断地传播中国的陶瓷文化，促进了中国文化发展，所以中国素有“瓷国”之称，誉满全球。 制瓷工艺代代都有传承和创新，中国生产的各具特色的陶瓷，对满足人民的生活和审美需要，及对外经济、文化交流都起着重要作用。 陶瓷艺术装饰对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发展的交流起到了一种互通往来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为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是世界上几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一，对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做出了许多重大贡献。 在陶瓷技术与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尤其具有特殊重要意义。 解放后在西安半坡史前遗址出土了大量制作精美的彩陶器，令人叹为观止。 相传尧传天下于舜，舜传天下于夏禹，禹则传给其子，开始了所谓的“家天下”。 夏传至桀，暴虐无道，商汤将之放遂，自立为帝，所以以征讨得天下者，自汤开始。 商得天下后统治达六百余年（约公元前16世纪——公元前11世纪前后），一直到纣王。 后被武王征伐，纣王自杀，于是天下归于周。 周朝的统治时期大致在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221年，事实上的有效统治在公元前771年就已结束。 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称为战国时期，至公元前221年，秦朝崛起，大一统之中国开始，但秦王朝只持续到公前206年，就被汉朝所取代。 在这千数百年间，除日用餐饮器皿之外，祭祀礼仪所用之物也大为发展。 从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20年之间的汉朝，艺术家和工匠们的创作材料不再以玉器和金属为主，陶器受到了更为确切的重视。 在这一时期，烧造技艺有所发展，较为坚致的釉陶普遍出现，汉字中开始出现“瓷”字。 同时，通过新疆、波斯至叙利亚的通商路线，中国与罗马帝国开始交往，促使东西方文化往来交流，从此一时期的陶瓷器物中也可以看出外来影响的端倪。 佛教也至此时传入我国。 六朝时期（公元220年——581年），迅速兴起的佛教艺术对陶瓷也产生了相应的影响，在此季作品造型上留有明显痕迹。 公元581年隋朝夺取了权力，结束了长期的南北分裂局面，但它只统治到公元618年就被唐所取代。 唐代（公元618年至公元970年）被分认为是中国艺术史上的一个伟大时期。 陶瓷的工艺技术改进巨大，许多精细瓷器品种大量出现，即使用当今的技术鉴测标准来衡量，它们也算得上是真正的优质瓷器。 唐末大乱，英雄竟起，接踵而来的是一个朝代争夺局面，即五代，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公元960年。 连年战乱中却出现了一个陶瓷新品种——柴窑瓷，质地之优被广为传颂，但传世者极为罕见。 陶瓷业至宋代（公元960——1279年）得到了蓬勃发展，并开始对欧洲及南洋诸国大量输出。 以钧、汝、官、哥、定为代表的众多有各自特色的名窑在全国各地兴起，产品在色品种日趋丰富。 由于东北的（辽）契丹族和（金）女真族的入侵，宋的统治者被迫南迁，再后则被蒙古族所灭。 公元1280年，元朝建立，枢府窑出现，景德镇开始成为中国陶瓷产业中心，其名声远扬世界各地。 景德镇生产的白瓷与釉下蓝色纹饰形成鲜明对比，青花瓷自此起兴文化在以后的各个历史时期也一直深受人们的喜爱。 明朝统治从1368年开始，直到1644年。 这一时期，景德镇的陶瓷制造业在世界上是绝对最好的，在工艺技术和艺术水平上独占突出地位，尤其是青花瓷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此外，福建的德化窑、浙江的龙泉窑、河北的磁州窑也都以各自风格迥异的优质陶瓷蜚声于世。 随着明朝最后一个皇帝的自杀身亡，公元1644年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 从吴三桂召满清大军入关到1911年清室覆灭，满清统治垂二百余年。 其中康熙、雍正、乾隆三代被认为是整个清朝统治下陶瓷业最为辉煌的时期，工艺技术较为复杂的产品多有出现各种颜色釉及釉上彩异常丰富。 到清代晚期，政府腐败，国运衰落，人民贫困，中国的陶瓷制造业日趋退化。 民国成立以后，各地相继成立了一些陶瓷研究机构，但产品除沿袭前代以外，就是简单照搬一些外国的设计，毫无发展可言。 民国初，军阀袁世凯企图复辟帝制，曾特制了一批“洪宪”年号款识的瓷器，这批瓷器在技术上不可谓不精，以粉彩为主，风格老旧。 由于内战频仍，外国入侵，民不聊生，整个陶瓷工业也全面败落，直到新中国建立以前，未出现过让世人注目的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