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40多年，中国经济实力、创新能力跃上了新台阶，这是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取得的。
但在中美激烈的博弈中，美国发起的国家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盛行，我们也面临着种种压力和挑战。
目前，中国经济处在关键的转型时期。
随着人口老龄化、房地产和金融行业结构性调整、全球产业链重构等问题，中国经济也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
寻找下一个经济动能的钥匙在哪？
2024年5月16日，一场围绕着中国经济新动能的圆桌茶会，在北京沈家本故居徐徐展开。
李迅雷、江小涓、薛澜、陈钊等来自政策、经济、创新等关键领域的杰出公共管理学家和经济学家，汇聚一堂，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探讨和分享。
正解局受邀参会，与行业大咖一同跨界交流，“看城市，聊决策”，共话中国经济的创新驱动力。
目前，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呼声高涨，谁会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主导产业？
有人说是新能源，也有人说是AI、区块链。
而在这些产业的不确定因素以外，唯一的确定因素就是数字化。
如今数字技术革命处于即将取得突破的关键时期，一切皆数据，万物可互联。
江小涓教授认为，现在的创新范式已经到了数据密集型的创新，在这个创新中，企业主体地位大大提高。
平台成为了数字创新的中枢节点和连接者的位置。
拿数据来说，目前高校的发明专利产出比不到4%，国家花了那么多钱，最后做的研究转化非常有限。
但大型企业却成为了产学研一体化创新的核心点，产出比高达80%以上。
这是因为企业知道数据，知道市场需求，知道应用场景，同时能快速大规模地投入。
另外大型数字企业从事基础研究的能力也在大大加强，人工智能国际顶刊发表的文章显示：早在2011年，全球企业的研究能力就超过了高校。
目前全球领先大模型都是企业产业界做的，高校比例很小。
这是因为高校的经费需要申请，而且不多，高校老师也没有KPI压力，不够卷。
相反，企业不一样，只要有成果，立马给钱，所以无论是资金、导向、技术都在向企业汇聚。
但是，中国企业的数字创新能力和美国谷歌、微软等科技企业依然存在不小的差距，尤其是以ChatGPT为代表的数字大模型，原因在哪？
这和数据量是有关的。
数据越多，数据的创新基础就越扎实。
最近二十年，云计算、大数据、AI发展很多都受益于数据训练，美国的互联网数据占到全球的90%，训练样本很大。
但对于中国来讲，目前的数据不太好用，也不够多。
互联网上的中文信息放在全球来看，占比依然不高。
中国的公共部门比较强大，数据量和数据结构都不错，占全社会数据资源总量的50%-80%，但问题是——不对外开放。
江小涓教授呼吁：如果能强力推动政府数据和公有企事业单位数据开放的话，它将成为我们的产业优势和制度优势。
数字的创新最终要整合到应用上。
当下最炙手可热的数字化应用场景，就是AI。
不少投资机构做过研究，如果在生成式AI发展的十年内，每年生产力可以提高1.5%，这样一种变革对我们未来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产业结构产生巨大的影响。
但在AI的研发投入上，中国的创新能力可能还有一定的欠缺。
尤其是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这两个领域里占比并不高，无论是电子芯片这个行业还是跟AI相关的行业，还没有一家中国企业的市值超过1000亿美元。
但是在美国过万亿的企业已经有好几家了。
李迅雷认为，关键突破点，在于民营企业。
因为中国的民营经济的动力还是足的，为什么中国做软件的上市公司都是民营企业，没有一家国有企业？
这是因为民营企业软件个性化程度比较高，敢于创新。
包括现在的数字大模型，无论是文心一言还是通义千问，都是民营企业做出来的。
当然，要想他们做得更好，就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环境，包括制度、法律、政策等方面的支持。
作为对比，中国资本的构成里，钢筋水泥的比重比较高，信息、通信软件等投资这个比重只有10%左右，而美国占到了50%。
从短期来看，中国经济可以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制造业投资增加来拉动经济增长，实现5%目标的实现。
但这部分投入只会增加供给，而我们目前存在的问题还是在于供需之间不平衡，我们只有不断地创新，增加投资的技术含量，才能够让中国经济更有活力，增长更加可持续。
所以创新结构，就要通过数字化推进来促进新旧动能的转换，通过加速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企业劳动生产力，通过新一代信息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来助力各个产业上下游实现全方位的数字化转型。
把数据作为一个主动驱动的要素来提升产业的价值与效率的提高，不断加大我们在科技领域的投入。
这是中国创新动能突围的重中之重。
创新的本质是开放。
如果技术不开放，即使通过追赶达到先进，最后也会因为原创内生动力的缺乏而落后。
20世纪的苏联就是例证，在军工、航天领域苏联与美国旗鼓相当，但因为市场开放有限，没有新需求，缺乏新动力，电子产品、民用品领域发展停滞不前，到20世纪90年代，仍在生产用几十年前的技术制造的民用车。
在计算机技术领域，更是长期落后于西方。
低水平、小规模的开放让市场缩小让企业不敢在创新上投资。
可以说，创新的最大动力在市场端、需求端。
只有高水平的开放，才能带来高水平的创新。
对此，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陈钊认为创新的动力，不是靠政府主导，而要靠市场驱动。
马斯克做火箭探索的时候，没有一个学者告诉他，他能不能做这个事情。
中国的学者更会认为，这要靠举国之力，要发挥体制优势，你自己搞肯定不行，但是马斯克就做成了。
中国技术创新的现状，有一句话被媒体引用得挺多的——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全部大中小工业门类的国家，供应链网络配套健全。
这听上去很好，但误导性很强。
实际上，这个结论根据是哈佛大学发展实验室的数据整理出来的，但整理的时候，出现了两个结论上的误导：
1、我们的分类并不够细，都是很笼统的。
2、我们的发展质量和美国的发展质量也可能不在一个层次上。
就拿苹果来说，大量的零部件依然是进口的，我们做不出来。
还有2018年中美贸易争端的时候，产业链芯片制造的风险，也暴露了出来。
所以中国制造不能盲目自大，一定要锚定关键核心技术去突破。
而突破的方式，绝不是闭门造车，而是要更高水平的开放。
日本国立政策研究院大学邢予青教授在《中国出口之谜：解码“全球价值链”》一书中指出：
中国出口奇迹的出现在于中国与世界紧密融合在一起，为苹果等跨国公司提供了向中国延伸价值链和中国廉价劳动力的同时，也为中国制造和组装的产品进入国际市场提供了机会。
因为我们的关键核心技术产品的主要出口和进口的主体是外资企业。
所以一定要坚持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中国过去就是拿市场换技术。
就拿国产大众来说，最开始大部分的部件全部是进口的，但中国以市场换技术，从最简单的汽车把手做起，一步步模仿，最后获得了不少汽车生产的技术，进一步创造了大量上游配套行业零部件企业。
在这些企业的推动下，整车企业只要拿着一个图纸设计，就能把车造出来了。
所以只有保持高水平开放，孕育更多的上游产业链，才能促进产业升级。
当然，推动这一过程的，也多是民营企业。
所以在今天，我们要想实现技术创新，就要打造民营企业发展的友好环境，这样的话创新的活力和投资就会提升，创新能力就会提高，从而真正参与国际化的竞争。
今天我们讲耐心资本，想让资本有耐心，首先制度得有恒心，什么是制度的恒心？
就是坚持改革开放。
不要把政策的指向由政府来代替市场选择，要留给市场充分的空间引入竞争，特别是新兴产业、未来产业。
只要把基础人才、产权保护、营商环境这些东西做好了，企业家有发挥的空间，自然就有创新的驱动力，这也是中国今天乃至未来的繁荣之路！
如何通过创新驱动经济新常态发展
经济新常态是我国战略性推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判断，也是经济社会今后一个时期发展运行的根本特征。 其体现的趋势背景包括：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效率，从依赖增量转向调存优增，从传统模式转向创新模式。 可概括为“中高速、讲质量、调结构、重创新”。 金融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服务实体经济的支撑力量。 在经济新常态的战略格局中，金融业同样需要转变传统的经营理念和增长模式，顺应新常态下的发展要求，适应新常态下的真实需求，理解新常态下的市场诉求。 而“创新驱动”是顺应经济新常态，实现金融新常态的必由之路。 一、以金融模式创新增强竞争能力 在经济新常态战略布局的统领下，经济各领域的深化改革步伐都将加速迈进。 消费、投资、进出口的“三驾马车”都将步入“更新升级”阶段。 这既包含了对传统发展方式的优化和扬弃，更是对新的经济增长方式的创造和拓展。 长期以来，我国商业银行的现代化改造与国民经济改革推进一脉相承，一些银行对于传统经济运行方式更为熟悉，甚至更为适应。 通常表现为：一是业务经营依靠规模扩张；二是盈利模式依靠重资本业务；三是市场拓展依靠价格竞争。 在新常态环境下，商业银行需要同步适应产业格局的调整和升级，跟进新常态的推进步伐，构建符合自身禀赋优势和市场定位的核心竞争力。 一是理性设定发展预期。 经济发展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这是新常态的政策导向和发展要求。 商业银行的业务扩张和盈利模式同样需要遵从宏观经济的总体规律和运行基调。 单体金融机构的盈利能力和业务增长不应依赖于简单的规模扩张，而是应基于差别化竞争力形成的特色溢价；不应依靠过度承担风险抢占市场，而是具备准确定价能力科学实现风险溢价；不应集中于短期当期收益，而是通过前瞻性规划布局持续获得战略溢价。 未来，单体金融机构对其发展速度的预期将必然进一步回归现实、理性。 二是科学把握发展机遇。 随着经济发展模式转向质量型增长和创新型增长，企业优势专业化、商业运营平台化、盈利机会数据化、行业跨界合作化、客户行为互联网化等新型商业模式将有可能逐渐成为主流。 同时，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传统盈利来源在利率市场化和高度竞争的环境下也面临挑战。 原有的收益来源可能变为免费领域，但原有的服务空白也可能变为增值空间。 金融机构需要在动态变化的环境中持续优化自身资产负债的来源、形态和价格，应用大数据、云计算把握商业机遇，将直接的收息收费模式转变为多元化的收益模式。 三是创新构建竞争能力。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改革方向。 商业银行既是市场中的竞争参与者，更是实体经济中的金融服务供给者。 实体经济的真实需求代表着市场对资源配置的意愿和诉求。 例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论述：在消费领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将呈现主流方向；在投资领域，服务于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遇将更多涌现，要求新的投融资方式提供支持；在进出口领域，培育新的比较优势成为重点。 对于商业银行而言，一些依托传统模式构建的竞争优势可能会转化为劣势，萌发阶段的新兴行业领域可能创造更大金融发展空间。 这需要商业银行敏锐把握市场的趋势性变化，在产业布局、客户布局、组织架构布局上早思考、早规划、早变革，将创新思维贯穿于经营理念、战略规划、经营管理、产品研发、服务提供的全流程之中，锻造新常态条件下新的服务能力，保持核心竞争力。 二、以金融产品创新增强服务效力 产品和服务是金融业与实体经济的直接对接点，也是检验金融服务有效性的最直观标准。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体现为产品服务供给的充分性、效率性和针对性。 随着经济新常态和社会现代化变革的不断推进，金融服务的对象、需求和渠道都将产生深刻变化，其特征表现为： 一是新兴产业行业对金融产品的综合化提出要求。 传统依靠低成本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其驱动能力正在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 产业格局和企业优势也必将更多建立在智力资本和科技创新的基础之上。 这种变革要求金融产品能够有效契合创新型行业、科技型行业、智力密集型行业的运行发展特点，既要在企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纵向提供适宜的服务支撑，又要善于把握企业在产业链、价值链上定位，横向形成跨界综合化的服务组合。 以往单纯重有形资产、重抵质押物、重成熟企业的传统产品模式可能不完全适应我国新常态下产业革新的方向。 二是新兴企业形态对金融产品的精细化提出要求。 从国家战略角度看，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在产业结构中发挥的作用将更加凸显，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为产业组织新特征。 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活力将更多源自市场中新价值的创造。 除必要的传统基础性产品外，银行等金融机构面临的客户需求更加多元化、个性化。 金融产品的创设、供给和服务模式更加强调以客户为中心，更加需要下沉服务重心，细化服务思维、适应小微特点。 三是客户行为习惯对金融产品的科技化提出要求。 随着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深度普及，企业居民的行为将更多依托信息渠道、技术渠道和网络渠道。 金融机构也同样需要借助IT新技术的手段创新产品服务、提升管理效率、监测控制风险。 这要求金融机构应更加善于理解科技、运用科技，促进金融与科技的紧密结合。 要准确把握社会互联网化对金融业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主动与互联网经营模式融合和合作，使用新兴的技术手段提升服务质量、提高响应效率、扩大金融覆盖、节约金融成本。 同时，要关注信息化、网络化带来的新生风险，用新的技术手段加以应对和管控。 三、以金融监管创新增强市场活力 对创新实施有效监管必然要求监管创新。 监管的目的是守住风险底线，维护金融稳定，为市场主体构建统一透明、有序规范的市场环境。 面对金融业的深刻变革和创新追求，监管者也必须持续更新监管的方法和手段，主动适应金融创新的趋势性规律，实现“释放活力”和“管住风险”的动态平衡。 一是要完善优化制度法规体系。 金融监管的法律法规体系要与深化改革的方向紧密衔接，对于方向性、趋势性的科学金融创新在法律上应给予探索的空间。 在经济新常态的框架下，要立足于“中高速、讲质量、调结构、重创新”的基本特征，尊重市场主体的创新规律，使得法律法规体系能够适应新常态的要求。 从银行业的发展角度看，产融结合、投贷联动、信息化展业、多元化的风险管控都是需要关注的重要课题，也需要通过法律法规的完善和修改予以明确和规范，丰富商业银行服务功能和手段，使得银行和银行服务的对象在创新上有空间、有活力、有规则。 二是要完善改进监管方式。 更加密切市场准入、非现场监管和现场检查之间的衔接联动，做好“银行全经营周期”监管的无缝对接。 三是更新监管工具。 强化数据化、网络化、信息化的监管手段，增强指标监测的前瞻性、针对性和及时性。 四是科学分类监管。 根据特色化发展、差异化竞争的银行战略经营路径，构建适合不同类型金融机构的监管体系，释放差异化的发展活力，促进金融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和共生性。 五是加强监管协作。 跨市场、跨界的金融行为是金融创新的重要表现，增强不同金融领域监管者的相互协作，增进监管联动，及时提升监管标准的一致性是防范新生风险的重要措施。 特别是针对互联网金融等新兴业务形态，要坚持创新监管、适度监管、分类监管、协同监管的原则。 监管标准的协调一致性有利于降低金融机构的跨界套利预期，减少以监管套利为目的的所谓“创新”行为。 真正将金融创新的动机引导到服务真实需求上来，降低“猫鼠博弈”的无谓成本，充分发挥科学金融创新的正向作用。 经济新常态将推动金融业步入新的改革发展阶段，“创新驱动”是金融适应新常态的根本动力和必由路径。 商业银行需要在新常态中寻找机遇、降低转型风险、构建竞争能力，主动适应市场、客户、同业、监管在经济改革进程中呈现的新要求、新变化、新规则，实现可持续的稳健、健康发展。
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的驱动力量是什么？
中国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的驱动力量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政府的积极引导和支持。 中国政府通过出台一系列鼓励创新的政策和措施，提供资金支持和创新环境建设，促进创新创业。 同时，政府也鼓励大学和研究机构加强技术转移和服务，推动科技与产业融合发展。 第二，科技人才的积极参与。 中国拥有大量的科技人才，他们具有高超的专业技能和较强的创新能力，为中国经济社会创新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 政府鼓励和支持科技人才的创新创业，提供了厚实的创新基础。 第三，企业家精神的持续传承。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培养了大批的企业家，他们具有敢为人先、勇于创新的精神，带领中国企业走上了成功之路。 这些企业家不断创新，推动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成为了中国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的重要力量。 第四，市场需求和消费升科技人才、企业家和市场需求的积极参与和互动。 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推动中国实现新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
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动力是创新驱动。 这一动力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科技创新：作为创新驱动的核心，科技创新涵盖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 它是国家或地区实现经济转型升级、提升社会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途径。 2. 体制创新：体制创新是实现创新驱动的关键，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体制变革。 通过体制创新，可以激发创新活力和创业热情，为创新驱动提供持续动力。 3. 文化创新：文化创新是创新驱动的精神支撑，包括思想观念、价值观念等的变革。 文化创新有助于构建良好的创新文化和创新环境，为创新驱动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除了上述动力，中国经济发展的其他新动力还包括：1. 服务业发展：中国正加快推进服务业的发展，特别是高端服务业。 随着中产阶级的壮大和消费结构的升级，对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需求不断增长。 政府通过鼓励服务业发展和提升服务质量，使其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 2. 内需扩大：中国正积极推动消费升级，通过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改善社会保障体系等措施，鼓励居民增加消费支出。 同时，政府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提升农村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水平，促进内需扩大。 3. 开放合作：中国积极推动对外开放，加强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合作。 中国加快推进自由贸易区建设，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促进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 同时，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 4. 绿色发展：中国正大力推动绿色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绿色低碳发展。 政府出台环保政策，鼓励企业推行清洁生产，加大环保投入。 同时，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减少对传统能源的依赖，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良性循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