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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品| 网易财 经智库 北大国发院
编辑|岳佳彤 主编|杨泽宇
《中国经济新动能》是网易财经智库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联合出品的高端财经访谈节目，抖音作为特别支持平台。针对财经焦点及社会热点，我们与北大国发院的知名专家学者进行深入探讨，在不确定中寻找确定，探寻在当前形势与不同研究视角下国家、企业和个人如何寻找发展的新动能。
NO.08 专访北大南南学院和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查道炯 ：中国经济的外部挑战与应对思考
【完整版视频】
【本期介绍】
中国经济发展面临哪些外部挑战？中国制造业的未来在何方？人民币国际化还有哪些提升空间？中美中欧关系有哪些方面需要注意？这次我们走进北大国发院，邀请到了查道炯先生。他将带领我们从国际的视角，深入解析中国当前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60S要点速读：
虽然国外舆论中与中国“脱钩”、“去风险”的频率在下降，中国经济发展继续面临复杂的外部环境。我们有必要注意到，特别是在高收入国家，对全球经济互动的底层逻辑出现了越来越深刻的质疑。从中我们有必要看到未来的中外经济互动的脆弱存在结构性：第一，经贸往来是否能换得和平？第二，如何把握产品链和生产链的跨国关联度？第三，特别是对中国而言，如何应对日用消费品生产技术水平的扁平化？第四，还是对中国而言，应对国际环境变化中的人的因素还应得到更高的重视。
以下为内容精编：
如何理解中国经济的外部环境挑战
虽然国外舆论中与中国“脱钩”、“去风险”的频率在下降，中国经济发展继续面临复杂的外部环境。一些高收入经济体似乎是完成了降低与中国在经贸、高科技领域降低互动成分的舆论动员而进入执行阶段。这是阶段性调整还是长期性趋势，还有待观察。但是，我们有必要注意到，特别是在高收入国家，对全球经济互动的底层逻辑出现了越来越深刻的质疑。从中我们有必要看到未来的中外经济互动的脆弱存在结构性。
第一，经贸往来是否能换得和平？ 十多年来，“去全球化”、“反思全球化”的呼声在 欧洲 和 美国 的决策精英、学术精英中一直具有吸引力。在他们的视野中，从20世纪80年多开始推动经济全球化，是期望推动出现一个不同国家和社会相互开放的世界，从而能给跨大西洋世界带来和平与稳定。虽然2014年的克里米亚事件和2022年开始的俄乌之争演变成军事冲突的原因众多，从欧洲和北约的立场看，欧洲一度力求通过与俄罗斯建立网格化的能源贸易基础设施等措施来换取持久性的和平环境，但未能如愿。俄乌冲突背景下，欧美的精英人士把这个经贸与和平之间关系的底层逻辑向包括台海、南海乃至东亚在内的其它地区延伸，推论出控制经贸往来反而有利于其自身和平的忧虑。
第二，如何把握产品链和生产链的跨国关联度？ 新冠疫情对全球生产链形成了严重的冲击，之前产品贸易全球化的采购便利反而成为一种掣肘。用通俗的语言表述，“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能自己造就自己造”的思维在上升。虽然类似思维并不新颖，但疫情前对跨国交易不确定性的压力并不明显，也没有持续数年的时间。疫情结束后，美国维持其对中国产品的高关税，理由便是追求其自身供应链的安全可控。
对中国而言，还有众多的境外市场可开拓，但是，历史上，我国与世界的经济联系主要在加工业和产品贸易领域，而维系市场间贸易往来还有大量的中间环节，包括融资、保险、运输等等。中国一直缺乏类似日本的综合商社（全球采购、全球销售），这也降低了在因政治外交原因而被制裁情形下中国在市场实力层面的对冲实力。
第三，特别是对中国而言，如何应对日用消费品生产技术水平的扁平化？ 高科技、尖端科技领域的大国竞争受关注的程度高，但往往被忽视的是：特别是在刚需性的日用消费品领域，生产技术已经开始扁平化。这个视角有利于理解为什么近年外资从中国转移出去似乎是易于反掌。其实，多数日常生活用品的生产并不需要高科技，不少中低收入国家吸收新技术并在全球技术链条中上升的能力也很快。所以，一些外资把在中国的生产环节撤走，换到其他的国家照样能够生产质量和价格有竞争力的产品。这种跨国投资转移的效应可能是长期性的。
第四， 还是对中国而言， 应对国际环境变化中的人的因素还应得到更高的重视。 人在外交中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这里所说的“人”不仅包括外交官，更包括普通人。在中国的生产企业里，外国的工人、技术和管理人员比例一直偏低。提高这部分人员的存在，对维系中国和外部市场之间互动的韧性会起到正面作用。其实，过去二十多年来，义乌、广州等城市的外贸具有活力，其中外国人常驻所得到的政策是利好因素。这样的做法值得更多城市借鉴。近期，中国恢复并扩大对一些国家的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过境等单方面免签政策，这有利于应对被“脱钩断链”。
如何应对新的国际环境挑战
面对外部环境的挑战，中国应该怎么办？
第一，要努力维持国家全局性的产业生态和活力。 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发展差距，要努力避免国内的产业空心化，特别是中西部地区。
其实，特别是在美国，维系其“去全球化”的社会性因素便是历史上它没有做好国内的梯度转移。在中国，一些舆论认为近年美国将其产业政策中推动制造业“回岸”归咎为从中国的进口冲击是一种不友好行为。但是，这种做法并不无道理。毕竟，在任何一个国家，欠发达地区产业工人也同时是消费者，若是就业不足或失去工作机会，其对廉价消费品的支付能力也就随之下降，社会问题也会恶化。
所以，中国要注意吸取美国、日本等高收入国家的经验教训，进一步做好梯度转移，把在国内比较发达的地方缺乏竞争力的产业转向国内不太发达的地区，以增强这些地区在国内和国际经济循环中的自我造血功能。其实，中国的铁路网、公路网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成就，为梯度转移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在当下和未来，在国际经济循环中的竞争压力都不会降低，但不能因为一些产业被看成是“低端产能”就将整个生产链都转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去。
第二，发挥产品集成能力强的优势。 近年来，西方一些跨国公司开始将部分生产从中国转移到其他国家，这种转变一开始被称为“中国+1”，后来逐渐发展成“中国+N”。实际上，这种做法至少在十年前就开始了。
过程中，中国在整体上没能被替代，核心竞争力是产品集成能力。在这方面，与其它中低收入国家相比，中国的优势是多方面的，包括国内的能源供应系统交通运输系统，更重要的还有地方政策配套，也包括零部件生产能力的配套。
在继续努力吸引外资的同时，中国应继续整合、提高国内的生产配套能力，特别是大力提高“生产性服务业”，这跟制造业一样重要，是一个大行业。中国不必追求所有东西都在中国生产，但必须保持高水平的集成能力。
如何理解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我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国际政治而不是国际金融。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来看人民币国际化，可以有三个视角。
第一，人民币已经国际化。 国际 货币基金 组织（IMF）创造了一种国际储备资产，分配给 成员国 ，作为其现有资金的补充，这就是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s，即SDR）。SDR是一个数字，但借款国拿到的则是被纳入其中的货币。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加入IMF的SDR货币篮子，这反映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综合国力和改革开放成效的肯定与认可，也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里程碑。
第二，人民币结算稳步提升。 2023年7月，人民币在全球支付的占比突破3％。从贸易结算用货币看，2023年1月到7月全球货物贸易中的人民币结算占比达24％，为近年最高水准。从这组数据中可以看出，人民币结算正稳步提升。
第三，人民币国际化的核心因素是用户群和便利度。 观察人民币国际化的进度，还有必要观察和研究海外用户群体的可选项，其中包括央行、商业银行、企业和个人。 其中每一类的用户是否及如何使用人民并，涉及到众多因素和各自的利益判断。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我们要相信人民币的继续国际化将是水到渠成的过程，最核心的竞争力还是以它计价的产品、服务是否有足够的不可替代性，也包括使用便利程度。当我们乐见人民币进一步国际化的同时，也不要忘记另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金融风险。因此，人民币国际化不能操之过急，而是要稳步推进。
如何看待和运筹国际多边国际组织
国际问题的处理途径，可分为两大类：双边和多边。不论是双边还是多边，都是在谋求利益磨合最低公约数。在讨论多边国际组织的用处之前，有必要理解“治理”和“全球治理”这两个词。
“治理”在中文里面有“落实总方针”的含意。比如街边停车收费，只有在上位法、依之所设立的机构、机构雇用人员这三个条件都具备，收费行为才合法，街边有序停车的目标才能得到实现（也就是治理）。在国内事务中，法定的管理权争议较小，所以“治理”不难理解。
在国际事务中，英文的governance（治理）则和中文的含义不同，它大致的意思是先建立一个机制，再去找可行的办法，而并没有像国内场景下的法定安排。所以，“全球治理”、“区域治理”或某个具体议题的治理，应理解为开放性的政策探索过程。联合国是最有代表性的多边组织，但它不具备行使世界政府的合法性或功能。所有的多边组织都是一种安排，而且在本质上都是一种俱乐部：以共同利益和追求为基础，必须有贡献，参与与否及参与程度既取决于参与方的利益诉求也取决于组织的管理适切度。
几乎所有的国际组织都面临着一种“两难”。这主要源自代表性问题。一方面要追求全面，不以国家大小、社会体制、宗教文化论亲疏，让大家都能够发声，这才是公平、合理的。另一方面，过于追求全面性会增加决策达成共识的难度。代表性高，决策效率往往就比较低。
为了追求效率，可以建立新的组织，建立所谓的微型多边或者少数多边的组织。但只要是多边，就离不开这道两难选择题。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例，为维持其广泛的代表性，选择了协商一致的决策过程，这就意味着每一个动议都必须得到所有成员都同意。WTO改革进程之所以缓慢，与其决策机制高度相关。
所以，对一国而言，是否加入多边，加入哪种类型的多边，是一个开放、动态的选择。核心是各方自身损益判断的基础是什么。
如何理解和重塑中美关系
对于中美关系，两国学界和社会上的一些人士都有各自不同的观察视角。特别是在2017年以来，讨论两国关系的情绪化成分在上升。
随着“后疫情时代”的到来，中美学者界的面对面交流也逐步恢复。双方都从围绕全球性议题开始，例如，气候变化、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和人工智能的规则。这更多是因为双方特别是美方学者认为，只有这三个议题才是比较安全的。
更直接涉及双边利益的议题，一是因为国际问题学者对国内事务和决策了解比较浅显，二是因为各自都有“政治正确”的需求，还比较敏感。这样，交流过程中避实就虚的成分比较高。
很多人认为中美之间的情绪化交往始于2017年贸易战。但是，从我所理解的美国对外经济政策、文化政策思维来看，自200多年前中美两个社会有往来开始，美国精英层面在思考对华关系时就带有一种情绪或者潜意识：美国与中国交往本质是一种“大度”（benevolence）,而中国则应以“感激”（gratitude）作为回报。
这与当代中国以来，中国的学术精英们所理解的两国关系的理想状态不同。天下大同、互通有无、互学互鉴、共同进步才是中方所理解的两国交往的本质。
举个例子，如果我们把时间拉回至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至1918年）之前，1909年9月，京张铁路全线建成，打破了中国人不能自建铁路的断言。主持修建京张铁路的詹天佑曾是通过考试获得留洋名额，成为首批官派赴美留学的幼童之一。那时候，美国就有人认为这是对中国的一种关照，既然关照中国了，中国就要有所回报，要“识趣”。
“识趣”是多方面的，包括政治体制、文化，甚至宗教、安全、同盟关系，都要和美国“站在一起”或者长得越来越像。而中国文化中的底层逻辑是互利共生。中国认为中美之间互通有无、合作双赢，生意、技术、知识方面，都不存在着单向的输血。打个比方，再高明的医生，如果没有病人，这个医生也没办法从事医务工作，更何况医生也并非免费提供服务。这就是两国很早以前就在认知上存在的差距。
所以，中美之间交往的心理基础确实不同，这是从两个社会接触以来就开始的，是一种文化性的差异。
近年来，中美之间的情绪化问题表现得更突出，客观、理性的成分当然也存在，只是在当下还不容易成为主流。一大因素中国的能力提高明显，尤其是在技术方面。
目前的局面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现象，不能说哪一方就一定对，也不能说哪一方就一定错。如果把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看成是两家公司之间的竞争，其中一家公司有条件、有空间能够垄断一个市场，一般不会乐见出现颠覆性竞争的局面？
企业为什么会有收购行为？因为企业愿意做垂直融合（Vertical Integration），收购的目的是为了壮大自己。被收购的一方则更希望水平融合(Horizontal Integration)，避免自己成为产业链的最底端。无论在公司层面还是国家层面，这种竞争都是一种正常的现象。
中美之间，或者说任何一对国家之间，都只有不断地去适应一个不断变化的国际往来生态的选项。讨论和思考中美关系都不能有特殊化、神秘化或者简单化的思维，若是情绪化叙事，则于己无益。
如何理解和处理中欧关系
发展与欧洲的关系对中国而言当然重要。但与欧洲交往，需要理解以下几个基本点。
第一， 欧盟 及其成员国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作用。 欧洲联盟总部设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由欧洲共同体发展而来，创始成员国有6个，分别为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现拥有27个成员国，正式官方语言有24种。目前，北欧有一些国家还不是 欧盟 的成员国。中东欧一些国家虽已成为欧盟成员国，但接受欧盟的资助，在成员国里属于净受益的一方，所以和其他成员国所发挥的作用不尽一样。
欧盟是一个基于其成员国部分让渡主权而形成的区域性组织，其决策机制由“三驾马车” -- 欧盟议会、欧盟委员会、欧洲理事会 – 构成。每一个机构都有代表整个欧洲处理涉外事务的权力。此外，欧盟还有专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高级代表（俗称欧盟外长）。所以，具体到一个议题，到底哪一位欧盟高官才代表欧盟立场，往往不容易分清。
欧盟和它的成员国之间对外政策到底是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这个过程相当复杂。一个对外政策从有意向到有所表达，到形成欧盟框架下的法律，再变成其成员国的国内法律或政策，要经过很缓慢的过程。所以，与欧洲交往，既要与欧盟的不同机构接触，也要与其成员国政府接触，因为它们谁也没有代谁行事的职能。
第二，思考中国应该如何与欧洲相处，要注意观察欧洲在全球事务中的竞争力究竟在哪里。 欧洲社会普遍面临人口老龄化、劳动力不足等问题，其应对方法之一是不断吸纳新移民，同时给新移民设置一个从仅享有经济权利向也享有政治权利过渡的过程。
在我所理解的欧洲精英看世界的底层思维中，脆弱感比较明显。这种脆弱感则主要来自经济地理禀赋的全球性对比。从欧洲看世界，自身未来的增长空间有限。美国地广人稀，且在自然资源禀赋优良，因此对外政策试错的空间很大。中国，像战后的日本那样，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让欧洲吃惊，他们认为中国比日本具有更高的全球性竞争力。
在参与世界竞争的过程中，欧洲在军事实力、资源禀赋、劳动力方面都处于相对劣势，那么，赢得竞争的工具之一是为国际交往特别是经济设置前瞻性规则。
历史上，欧洲是多种技术标准和标准组织的发源地。在应对气候变化等议题上，欧洲一直保持定力，零排放、碳中和等目标源自欧洲，对进口商品征收碳关税也是欧洲发起的规则。当然，设置这些规则都是以保护欧洲业已取得的成就为前提。但当欧洲以人类的未来、地球的未来、全球的利益作为其向全球推广相关规则时，就有了一种道德高地。
第三，与欧洲交往，要走出传统的“大国”、“小国”之分思维。 欧洲的官员、学者经常提到Normative power这个词——在国际事务上它要形成示范。这实质上是在提示外部世界：以国别经济总量等指标定“大国”、“小国”并不符合欧洲的价值观，欧洲要在国际事务中要维持独立性，不愿也不会被任何国家所利用。
特别是在经贸领域，中国与欧洲互动的过程中，有必要重视欧洲立场背后的价值观。我们不难注意到，近年，美国尽力在高技术领域拉欧洲一起与中国进行排他性竞争，但欧洲还是较高程度的克制，其中的价值观之一便是技术进步和科学知识分享有利于全人类的发展。
从这个角度而言，欧洲不像美国那样容易情绪化。中国在处理与欧洲的关系时，不应以国家大小或者经济总量去判断与哪些国家合作，而是要着重根据具体的项目来做判断，综合考虑产品、服务、行业间的利益契合程度。
第四，应开拓与欧洲在第三方市场展开合作的空间。 不论如何解读历史上欧洲在发展中国家的足迹，当下和未来中国在其它中低收入国家开拓市场时，都应注意到那些社会与欧洲在法律法规、商业网络和规则、人文交往等领域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过去二十多年来，欧洲积极推动与中国一起在非洲等地区展开三方发展合作，特别是在抗疟等医疗卫生等领域，取得了不少成就。
其实，在所有的国际经济交往活动中，每一方都既有自身的长处也同时难免有盲区，三方合作有利于扩大视野，降低在发展中国家市场“边干边学”过程中的学费成本。
编外：人生分享
我的家乡在安徽、江西、湖北三省交界的地方。小学三年级时，我因为得了麻疹而辍学一两个月，住在家长搭建的临时茅屋里，靠中草药和父母的照顾而度过了难关。
我父亲是一个走乡串户的手艺人，做木杆秤。我生病的时候，他在地摊上找了一本《中国地理》给我看。我父亲是上过私塾的，是村里少有的文化人。他问我对那本书的读后感。我说想去书中提到过的一些地方看看。他告诉我有三个方法：一是当兵，但我体质太差，二是跟着他去，但他没有那个经济能力，三是作叫花子，什么都不用学，但任何地方都可以去。我听明白了父亲的意思，只要我努力，什么地方都可以去。《中国地理》这本书以及看书之后父亲跟我的交谈，对我后来的成长影响特别大。
网易财经智库（微信公号：wyyjj163） 出品
网易财经智库 是网易新闻打造的财经专业智库，整合网易财经原创多媒体矩阵，依托于上百位国内外顶尖经济学家的智慧成果，针对经济学热点话题，进行理性、客观的分析解读，打造有态度的前沿财经智库。欢迎来稿（投稿邮箱：cehuazu2016@163.com）。
本文来源：网易财经智库责任编辑：杨倩_NF4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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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态度网友020T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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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撕衫惭7_h
有态度网友020T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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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金融危机肆虐，国际格局大变动，国际秩序大调整的背景下，中国政府和能源企业利用时代发展的新机遇，化解国际社会出现的新挑战，能源外交有声有色，能源国际合作取得重大进展。 总结今年中国能源外交面临的新机遇新形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世界金融危机对部分能源资源国造成严重冲击，资源国的强势地位相对下降。 发端于美国的世界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造成沉重打击，包括美国、欧盟、日本在内的发达国家经济体生产大幅下滑，东欧、独联体等国家经济增长也急剧减速，就连新兴发展中大国经济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 世界经济的大面积滑坡导致国际市场石油需求明显下降，出现了多年来少有的供大于求的情况。 与此同时，多个资源国的金融系统陷入困境，投机大宗商品的风险增大，利润减少，致使金融资本大规模抽离石油市场，国际油价波动幅度明显加大。 能源金融因素的重大变化导致国际油价大幅度下跌，能源资源国出口收入锐减，同时，由于能源资源国一些大型国有公司，近年来盲目借贷扩张，特别像俄罗斯这样独立的石油输出国，巨额债务缠身，在石油出口收入锐减的情况下，资金链发生断裂，因而陷入严重的资金短缺危机，导致开发投资萎缩，剩余产能减少，股值大幅贬值，有些公司为了还债不得不压价出售资产。 虽然最近两个月国际油价大幅反弹，但能源界普遍认为，这种反弹并非供需失衡所致，事实上，石油供应和需求库存等仍然温和看跌，本轮反弹实际上是投机资本在对世界经济危机即将触底反弹的过分乐观预期趋势下，看涨石油期权重返国际石油市场，以及美元贬值等因素所导致的。 专家预测，今后一段时间，国际油价仍有可能继续走高，但持续高涨的可能性不大。 主要原因是，一方面，世界经济是否已经见底，能否避免长时间的谷底徘徊，现在很难预料，另一方面，世界各国加强对金融投机监管的呼声高涨，投机资本兴风作浪的空间明显缩小，国际石油市场再次出现剧烈震荡的危险性有可能降低。 上述情况导致能源资源国在近年高油价条件下不断强化的强势地位明显下降。 尽管我们不能说现在的国际石油市场不再是卖方市场，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今后一段时间，资源国要回复上年咄咄逼人的气势十分困难。 这种情况显然有利于能源消费国的能源安全。 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充分利用充足的外汇储备，以及深化国际能源合作，一方面大幅提升了国家的能源安全水平，另一方面给资源国能源产业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同时，也为金融危机后，国际能源市场的稳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可以说，中国的举措，具有双赢和多赢的性质，这是新的形式第一点。 第二，气候变化问题凸显，成为国际合作的新焦点。 与世界金融危机的发生几乎同时，国际社会对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重视大幅增高。 气候变化成为大国关系、南北关系的重大课题，成为国际战略博弈的新焦点。 世界各国节能减排的呼声强烈，对于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寄予厚望。 因为温室气体的排放，80%都跟人类能源活动密切有关。 所以，世界各国都把应对气候变化的关注重点放在了采用节能技术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上，放在了开发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的能源问题上。 于是，一场新的能源革命，一场低碳经济革命，一场绿色产业革命蓬勃兴起。 在这场革命中，美国奥巴马政府率先推出了能源新政，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主要经济体刺激经济计划也都高度重视能源产业结构的调整。 无论即将召开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能否就减排量化指标问题达成妥协，它对可再生清洁能源的发展都会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不久的将来，新能源完全可能以人类意想不到的速度取代世界经济对一次能源的部分需求，我们可以设想对石油等化石能源的需求即使减少百分之十几，也不会对国际石油市场产生极大的冲击、极大的震撼，从而可能大大缓解石油供需的矛盾，引起国际能源格局的重大变化。 这种情况有利于世界能源的安全，对能源需求大国中国来说，更是一种福音。 中国实现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能源成本因此有望大幅降低，如果中国能在新能源革命中争取到主动，国家的能源安全受制于他人的状况会得到实质性的改变。 第三，中国的崛起势头强劲，应对危机表现突出，在国际能源关系中地位有所增强。 中国经济快速增长，能源需求持续旺盛，中国在国际能源领域必将继续占据战略买家的地位，任何国际能源主体都不能不重视中国日益增强的影响力，从而渴望大幅度扩展中国的能源外交空间。 中国的外汇储备充足，世界主要能源国普遍看重中国的投资能力，这种情况有望为中国增强在国际能源市场地位，加强以资源国在能源金融领域的合作创造新的条件。 中国应对金融危机措施坚决，化危为机，成效显著，表现突出。 有望率先走出危机，而率先走出危机赢得的主动地位，有望为中国对国际能源关系的运筹提供有利的支撑。 中国的国际地位快速上升，世界普遍看好中国，重视发展对中国的关系，有望大幅增强中国在现行国际格局中的地位，为中国开展更具活力的能源外交提供新的依托。 上述这三个方面的有利因素对中国能源外交的运筹已经并将继续起到重要的作用。 中国战略石油储备的建立，商业石油储备的充盈，能源企业走出去步伐的加快，海外资产并购力度的加大，陆上油气管道建设的突破，长期石油供应合同的签订，能源领域全面合作的战略都是在这种有利条件下发生的。 然而，我们在看到有利条件的同时，必须重视不利因素的存在。 例如：中国经济的发展对境外能源资源的依赖度还在增大，至少在2030年对化石能源的需求难以减少，势必影响到国家能源安全的维护。 再如，中国在能源金融领域的运筹能力有限，特别是在应对国际金融投机资本操纵能源市场方面缺少经验。 势必增大中国维护能源安全的代价和成本。 还有，中国在现行国际能源秩序中可能长时间处于一种弱势地位，中国维护能源安全可能面临着重重困难。 基于以上有利和不利因素的分析，我认为中国能源外交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作出新的努力。 首先，要加紧后金融危机时期能源战略的谋划。 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我国受到的冲击相对较轻，应对危机的思路对头，措施得力，因而完全有希望率先赢得走出危机的先机。 充分利用这一先机的前提是，切实做好具有前瞻性的后金融危机时期的能源战略谋划。 要分析金融危机对世界能源形势的影响以及危机过后我国在世界能源格局地位中可能的变化，既要有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又要立足于现实国情，既要确立明确的战略目标战略战略布局和战略重点，又要制定各领域各阶段实施方略和具体举措，从而指引各个能源合作主体开展纵横捭阖的能源外交，深化多方位的国际能源合作，特别下大力推动我国周边区域和次区域能源合作，取得实质性进展。 其次，要大力推动新的国际能源金融秩序的形成。 在推动新的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能源秩序形成方面，特别要关注国际能源金融秩序，要充分认识金融因素对国际能源关系的重大影响，研究这种影响，寻求利用其积极方面规避其消极方面的有效途径，建议从扩大本地结算比例入手，逐步形成新的一揽子货币结算体系，充分利用外汇储备充足的优势，加大对境外资源开发、周边油气管道建设的投资力度，贷款换石油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认真总结。 第三，要力争在绿色产业革命中走在世界前列。 新能源技术是21世纪最具发展潜力的技术，是为经济可持续发展创造新的经济繁荣的重要引擎，也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钥匙。 谁率先掌握了新能源技术谁就有希望占据世界经济发展的制高点，成为世界经济革命的领头羊。 我们应当从本国国情和长远利益出发，采取积极而又稳妥的措施，争取在这项革命中走到世界的前列。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继续重视传统能源安全问题。 在新能源开发尚处于起步阶段，而且在中短期内难以规模化利用的情况下，我们对一次能源的利用难以有实质性减少。 因此，必须抓住后金融危机的有利时机，强化国家的传统能源安全，与世界主要油气资源国建立更加广泛的战略合作关系，尽可能多的并购油气资产，以确保我国长期而又稳定的油气供应，同时，为世界经济发展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能源资源的战略属性日益突出，国际能源合作越来越离不开外交运筹，离不开对对象国政治环境、经济环境、人文环境、法律环境、社会环境、安全环境等宏观环境的研究，以及机动灵活的外交运筹。
高分求此次次贷金融危机中浙江民营企业的相关案例
先是冰雪灾害、特大地震、通货膨胀，引起原材料价格猛涨；后是金融风暴引起市场萎缩，汽车行业市场销售整体滑坡。 我国实体经济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 然而，上汽通用五菱却是早作准备，主动应对，加强内部管理和外部市场的深入挖潜。 2008年过去，该公司依然在国内微车市场上继续领跑：销售突破65万辆，超额完成了62万辆的目标，市场占有率接近50%，在国内微车领域市场连续3年占据第一。 该公司不仅不裁员，还给员工加薪，同时还增发了3个月的工资。 在宏观经济环境低迷的情况下，上汽通用五菱依旧保持这么快的发展势头，关键在于重视市场研究，对市场变动早有准备。 该公司狠抓管理，靠严格管理降低成本，把科学管理落实到各个流程环节中，提高工作效率，消除浪费，持续保持低成本运行。 与此同时，该公司认识到，人是公司发展最宝贵的资源，提出让全员发挥主人翁精神，积极投身到合理化建议活动中去。 近年来，员工提出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产品质量等合理化建议达7.1837万条，参与合理化建议活动的人数由原来的1000多人到现在的6000多人，合理化建议实施率达95%，合理化建议累计为该公司节约成本达1.8亿元。 为了进一步激励员工，该公司从2008年7月起给员工加薪；同时还在2008年10月，发放两个月的固定工资慰问金；12月，在全面完成年度产销任务后，给员工增发一个月的岗位工资。 面对不利形势，上汽通用五菱公司还十分重视内外挖掘，与上游供应商、下游经销商的整条产业链同甘共苦，共同应对严峻困难。 面对原材料价格大起大落、市场需求严重下滑等严重冲击，该公司通过柔性安排生产，加快对供应商付款流程，拿出几亿元对供应商进行价格补贴等，与供应商同舟共济、共渡难关。 在下游经销商方面，对经销网络进行精耕细作和对经销商队伍系统培训，经销商的管理思维和管理方式得到了极大的提升，2008年整个销售体系依然运作良好，增产、增销、增收。 为了应对更为严峻的2009年，该公司及早决策，制定措施，为“车市寒冬”仍有作为作充分准备。 目前，该公司进一步完善供应链管理体系，在已经很高的本地配套率的基础上，进一步鼓励供应商到本地设厂配套，同时严格控制零部件质量，提升产品质量；继续与供应商结成更紧密的合作关系，使合作方无论在技术研发和生产服务方面，都与该公司保持同步；扩大销售渠道和网络建设，继续深化县乡级网络的拓展，加强与全国近千家经销商的紧密合作。 昨天，浙江江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业务员小高一到单位，就感觉怪怪的，台阶上所有租赁的花木被搬走了，办公室大门全都敞开，一片凌乱，电脑等值钱的东西被搬抢一空。 富丽堂皇的总裁办公室，散落着好几本房产证，栋栋价值都在数百万元。 桌旁一个巨大的鱼缸里几尾价值上万的龙鱼被捞走了，只剩下一些小热带鱼非常寂寥地游动着……一切都非常突然。 这家中国最大的印染企业顷刻间轰然倾塌，董事长夫妇突然失踪，债主纷纷上门。 集团旗下的印染厂在这个国庆长假期间还在加班加点，10月6日工人突然接到通知：把手中的活都停下来；7日晚上，总公司各个办公室电脑等物被哄抢一空。 据可靠消息，江龙控股欠银行贷款达12亿，民间借贷至少8亿。 而江龙的银行贷款还牵涉到当地不少龙头企业的相互担保。 传奇起家江龙控股的起家颇具传奇，董事长夫妇来自江苏，2000年来到绍兴县，董事长陶寿龙当时只是绍兴县某工厂的一个外贸业务员，但是敏于思考，对资金的运作很有想法。 妻子严琪也就是后来江龙控股的总裁，行事泼辣，在贸易开拓上颇有一手。 尤其是在中东地区，从事纺织贸易的客商几乎都知道有位头发长过腰际的中国女人做生意和喝酒都很厉害。 两人几乎在三四年间神奇地建起了江龙，并于2006年9月在新加坡上市，股票名为“中国印染”。 江龙控股的办公大楼外垂着一面红色的旗帜，上面金黄色的龙形图案气势恢弘，很远处都能看到。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这是一家集纺织、印染、服装、贸易于一体的大型纺织企业，拥有总资产22亿元，员工4000多人，2007年销售额为20亿元。 出问题的还是资金链江龙一直以来的作为还是很具思路的。 去年开始了“坯布超市”等一系列比较前瞻的做法，还投入2亿元进口11条先进的特宽幅生产线，这一生产线一旦全部投产，江龙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家纺特宽幅印花生产基地。 这也是江龙预备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最大亮点。 公司融资部相关人士说，正是预备上市，公司把所有资金孤注一掷，抽调了各子公司的流动资金，对正常生产造成了严重影响。 还有就是去年年底银根紧缩，银行收回了1个多亿的贷款。 然而，可怕的是，江龙在资金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求助民间借贷。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公司高层均出面联系民间借贷。 昨天纷纷上门的债主说，去年是3分利，今年六七月份都开出了7分利。 以6分利计算，利息就相当于本金的70%左右。 记者昨天在总裁办公室发现了一份今年7月22日绍兴企业家座谈会上江龙的发言稿，在谈到近况时，就反复强调了资金紧张。 政府曾试图拉一把江龙的情况，当地政府也曾试图拉一把。 记者拿到了一份盖有浙江省绍兴县柯桥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印章的“政策说明函”的复印件，落款日期为9月18日，上面有这样的内容：为帮助江龙集团走出资金困境，顺利实现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将对江龙集团予以政策扶持。 首先，江龙集团(包括下属企业)为“瘦身健体”而剥离部分非主业资产时，对双方均实行资产交易税费、生产经营税收地方留成部分政策扶持。 其次，在增加现金流2亿~3亿的基础上，同意江龙将南方科技位于柯北的工业用地改为商住用地，并享受土地出让金地方留成部分扶持政策。 这项政策一度让江龙和借钱给它的人都似乎看到了希望。 牵一发而动全身然而，陶寿龙夫妇在10月3日把手机留给秘书之后神秘失踪。 目前可以证实的是，江龙欠银行贷款为12亿，而这些贷款全部由当地规模相近的企业提供担保。 这些企业全部都是当地龙头。 江龙出事，这些担保巨资的企业也即刻陷入困境。 昨天，政府工作小组正式进驻江龙，集中给职工发放工资。 但他们并不愿意透露江龙将何去何从。 金融人士分析，如果清算破产，江龙估计是资不抵债的，银行就有可能立即对担保企业启动诉讼程序，而担保企业也往往有借贷在身，这样就会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 不破产的话，那就只能重组。 无论哪一种方法，对绍兴县纺织产业来说都是一记重创。 目前，最让人头痛的是，江龙的总欠款一共多少，当地版本不一，说欠供货商的钱就至少2个亿，民间借贷更难统计，有消息说，当地一家企业兄弟俩借给江龙的钱(含利息)加起来就近亿元。 昨天晚上，给江龙提供民间借贷的人汇聚在一个小饭馆里，这些人中有纺织企业的老总，有外贸公司的老总，有房地产企业的负责人，还有一些是能筹到巨额民间资金的“代表人”，他们坐下来就是要对一对江龙民间借贷的总数，还要商讨追讨的办法。 (来源：都市快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