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继去年伊朗与沙特两国在北京和解之后，中方又为中东和解作出积极努力。
文 | 海上客
连续两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都有媒体问到有关巴勒斯坦和谈问题。
4月29日，外交部发言人林剑称，中方将为巴勒斯坦各派之“内部和解”与“内部团结”继续努力。
林剑主持4月30日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图：外交部网站
4月30日，林剑终于证实，巴勒斯坦两大政治派别来京磋商。
在海叔看来，这是继去年伊朗与沙特两国在北京和解之后，中方又为中东和解作出积极努力，并获得积极成果。
与沙特、伊朗在北京和解有所不同的是，此次在京磋商的不是两个国家的代表，而是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和伊斯兰抵抗组织（哈马斯）的代表。
2023年11月23日，在阿拉伯国家劝说下，法塔赫中央委员会代表库德瓦、马什哈拉维与哈马斯负责人哈尼亚等人在埃及开罗举行过会谈
亦即，磋商双方都来自巴勒斯坦。 尽管在近日的联合国安理会表决中，由于美国的一意孤行投反对票实施否决权，使得巴勒斯坦至今为止仍不是联合国会员国，但谁也不会认为哈马斯与法塔赫来自两个国家。
就同处伊斯兰世界的沙特与伊朗来说，一个是阿拉伯国家，一个不是阿拉伯国家。
而来自巴勒斯坦的哈马斯与法塔赫，不仅同处阿拉伯世界，还同处巴勒斯坦。且他们的政治大目标、大取向有接近之处。
巴以冲突下的加沙 图：海外网
可即便如此，近些年来，哈马斯与法塔赫也矛盾重重。比如哈马斯仍试图通过暴力抗争来对付以色列，恢复被占领土。而法塔赫似乎更倾向于通过与以色列和平相商的办法，来达到目的。
至于哈马斯与法塔赫中，谁的办法更好、更合理，更能获得巴勒斯坦民众与国际社会的认可，当然站在不同的位置，以不同的视角，会得出不同的答案。
还要看到，在近些年的巴勒斯坦选举中，哈马斯频频得胜，并控制了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当局。而法塔赫主要控制着巴勒斯坦的中枢，以及约旦河西岸地区的巴勒斯坦政权。与此同时，巴勒斯坦还有不少其他政治派别。
中方与国际社会的有识之士共同赞成巴勒斯坦与以色列实现“两国方案”。同时，我们当然乐见巴勒斯坦两股最大政治力量来京磋商，就推进巴内部和解深入坦诚对话。
4月26日，在加沙地带中部城市代尔拜拉赫，孩子们在一处用帐篷搭建的临时教室内上课 图：新华社
按照林剑的话说，哈马斯与法塔赫在北京的磋商过程中，“充分表达了通过对话协商实现和解的政治意愿，就诸多具体问题进行探讨，并取得积极进展，一致同意继续这一对话进程，争取早日实现巴勒斯坦团结统一”。
在海叔看来，一旦巴勒斯坦内部能够团结统一起来，则也一定更具有力量，更能驱动“两国方案”的顺利实施，以及未来中东趋于和平稳定。
伊朗、沙特和解以来，双方关系稳步推进。
反观在此之前，也有人在中东鼓捣所谓“和解”，比如以色列与一些阿拉伯国家的所谓“和解”。
然而总难免不尽如人意之处。一旦出现突发情况，一些所谓的“和解”难免现原形。
而观察中国撮合的伊朗、沙特和解，以及此次的巴勒斯坦内部和解，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看点——
在和谈、磋商进行之际，中方表态相当沉稳，并不急于披露和谈具体情况。唯有达成一些成果，且成果趋于稳定之际，才耐心一一证实。
这与一些国家所谓促和以色列与中东阿拉伯国家关系不同。
有的国家的促和，和谈还没开始，就“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中东”。
真了解还是假了解？此后的事实、进程终究会证明什么。
谁在真诚行事，谁在自说自话只为自己的利益行事，已然清晰！
在海叔看来，中方之行事圭臬，无非尊重各方，并期待真正和解。
4月23日，在加沙地带南部城市汗尤尼斯，巴勒斯坦人查看因冲突遭到损毁的巴尔库克城堡。巴尔库克城堡于14世纪马穆鲁克王朝时期建立，是加沙地带具有标志性的古迹之一 图：新华社
正如林剑所言，法塔赫与哈马斯“双方高度赞赏中方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巴勒斯坦双方还“感谢中方为推动巴加强内部团结所做努力，并就下步对话设想达成了一致”。
这些都是巴勒斯坦内部向好的苗头。但中方并没有拍胸脯说，巴勒斯坦内部已经各种好转。
就事论事，实事求是，才是真正促和的作风。
还是要说一说整个中东的未来。
无论伊朗、沙特的和解，还是巴勒斯坦内部的和解，其指向都该是整个中东未来向何处去的问题。
在海叔看来，尽管此前中东出现过一波和解潮，比如去年阿盟恢复叙利亚的成员资格；卡塔尔与阿联酋恢复外交关系；土耳其与埃及，伊朗与埃及也全面恢复大使级外交关系……。 但中东和平、和解的关键环节还有不少。其中，诸如巴以矛盾，最为典型。
西方在中东没有少拉偏架。
4月28日，在加沙地带南部城市拉法，巴勒斯坦儿童领取食物 图：新华社
近日，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950亿美元军援法案。其中两百多亿军援流向以色列。而以色列军队目前在加沙是单纯在作战吗？
以军有没有屠戮平民？这时候需要援助的是以色列军队还是巴勒斯坦平民？
还是要说，其实美国方面也支援了巴勒斯坦平民，这点确实不能否认。只不过，这笔费用相当于在支援以色列两百多亿美元的军火钱中，抠出来10亿美元，用以对巴勒斯坦人的人道主义援助。
看看援助经费的天平是什么样的，也就知道美国在巴以问题上的基本态度。
谁为刀俎，谁为鱼肉？
谁是上餐桌的食客，谁是同时上餐桌的食物？在美援金额面前，早已一目了然。
美国这么做的目的，显然纯粹为了自身利益。
海叔要说，中国促和中东，当然也有维护自身国家利益之目的在。毕竟，中东和，则天下安的可能将大增。何况中国目前仍是中东石油的大买家。外加中东怎么说都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必经之路。但中国在其中之努力，真正是出于天下公心，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出现光明未来！
中国促成了哪两个国家和解
中国促成了沙特和伊朗和解。
沙特与伊朗长期以来一直处于紧张对峙的状态，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然而，在中国的斡旋下，沙特和伊朗实现了和解，双方握手言和，中国一直奉行和平外交政策，致力于构建友好关系，积极推动各方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分歧。
中国在此次沙伊和解中起到了中间人的角色，不仅为双方搭建了沟通的桥梁，还提供了解决方案和支持，中国作为一个坚持和平共处的国家，愿意为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
中国作为中立调解者的角色
中国在中东地区拥有强大的影响力，并一直坚持在区域冲突中保持中立立场，中国的外交政策始终奉行和平与合作的原则，并致力于解决冲突，中国以其中立姿态成为调解者的角色，得到了沙特和伊朗两国的信任，中国倡导通过对话和协商解决问题，为两国提供了实质性的和解途径。
中国在沙特阿拉伯和伊朗之间，不仅仅是一个调解者，也是重要的经济伙伴，中国是两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之一，与沙特阿拉伯和伊朗保持了良好的贸易往来，通过加强经济纽带和互利合作，中国为两国提供了更多合作的机会，这有助于构建双赢的局面，中国的经济支持和合作助力沙特和伊朗之间建立信任和改善关系，为未来的和解奠定了基础。
中东和解是哪两个国家
中东和解是沙特阿拉伯和伊朗。
北京时间2023年3月10日晚，由中国、沙特阿拉伯、伊朗三方共同发布的联合声明一下成为了国内外媒体的头条热点。声明的核心要义是：沙特和伊朗将达成一份协议，包括同意恢复双方外交关系，在至多两个月内重开双方使馆和代表机构，安排互派大使，并探讨加强双边关系。三国表示愿尽一切努力，加强国际地区和平与安全。
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和解标志了沙特和伊朗这两个因历史问题、地缘政治、教派冲突等一系列复杂因素而对立的中东大国，重新迎来了发展睦邻友好的契机。
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和解的原因
伊朗与沙特在也门、伊拉克、叙利亚甚至黎巴嫩都陷入了教派冲突之中，而经过了十几年的教派冲突后，双方都发现这种对耗并没有令自己更安全，因为都有了坐下来谈的诉求，这为和解的最终达成创造了内部条件。再者，俄乌冲突爆发后，美西方与俄罗斯对在中东地区的博弈和代理人战争有所减弱，这客观上为两国和解创造了外部条件。
事实上，自2021年以来，沙特和伊朗关系便开始出现缓和趋势，2022年双方也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展开了多轮对话，寻求改善双边关系，此外，双方也在阿曼展开了接触。
以上内容参考：网络百科-沙特阿拉伯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否与中东的以色列建交，详细补充及原因。
中国和以色列从1950年6月就开始了建交谈判，而直到1992年1月才建立了外交关系。 两国建交被拖延了40多年。 并不是两国不想与对方建交，而是中以关系的发展均受到双方各自与第三方关系的影响和制约。 这一现象在国际关系史上虽非绝无仅有，但恐怕也是十分罕见的。 美国的压力使以色列失去与中国建交的机会 以色列国于1948年5月成立时，包括中国共产党的通讯社和报纸在内的中国舆论界普遍表示欢迎。 同样，1949年10月 1日新中国成立时，以色列也表示热烈欢迎，并于1950年1月9日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中东地区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国家。 于是，1950年6月，两国在莫斯科开始举行建交谈判。 同年9月，以色列代表在联合国投票支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席位。 另一方面，在中国政府的安排下，数千名犹太人离开中国移居以色列。 但朝鲜战争爆发后，两国建交谈判形势则逐渐发生了逆转。 两国在莫斯科开始建交谈判后不久，以色列外交部就指示其驻苏联代表：在远东局势发展未明朗前，不再与中国就建交问题采取任何具体步骤。 1951年，在美国的压力下，以色列政府停止了与中国就建交问题进行的接触和谈判。 这样，中以两国就失去了建立外交关系的一次良机。 朝鲜战争结束后，这给中以建交带来了新的机会。 1953年12月，中国驻缅甸大使姚仲明与以色列驻缅甸大使戴维哈科亨开始就建交问题进行接触。 1951年6月，周恩来总理访问缅甸，在中国大使馆会见了哈科亨。 1955年1月30 日至2月24日，哈科亨率以色列贸易代表团访华。 期间，他和随团的以色列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曾与当时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和亚非司司长黄华讨论了建交问题。 然而，在美国方面的压力下，以色列一些政界要人担心这会影响以美关系。 中以建交谈判再遭挫折。 当时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和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阿巴埃班等人起了阻碍作用。 万隆会议后中国对中东政策做出重大调整 1955年4月，万隆会议召开。 鉴于万隆会议召开在即，中国方面也不愿在万隆会议前夕加快与以方建交谈判的步伐，故对以方发出的访以邀请未作具体答复。 结果，万隆会议公报明确表示“支持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权利”，从而使以色列在亚非世界陷入了孤立境地，以色列一看着了慌，于4月29日匆忙通知中国方面，表示它“决定在近期内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 7月，以色列驻苏联大使又以私人身份访华，企图游说中方与以色列建交，但中国方面则回避与以方讨论在近期内建交问题。 万隆会议后，中国政府决定对其中东政策做出重大调整，将重点转移到发展与阿拉伯的关系这一方面来。 不过，中国仍未放弃发展中以关系的愿望。 使中国从根本上改变对以色列立场的事件是1956年10月爆发的苏伊士运河危机。 鉴于以色列对这场危机的立场，中国谴责以色列是“帝国主义在中东侵略政策的工具”。 从此，中以关系进入了20年漫长的冻结时期。 中以关系逐渐恢复经历了十四年 中国“文化大革命” 结束后，随着埃及与以色列达成了和解，阿以关系也出现了一些积极变化。 1977年以来，中国开始调整对以政策，以逐步恢复与以的关系。 到1991年，中国调整对以政策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是为中以关系解冻作舆论准备。 在这一段时期，谴责“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侵略扩张政策”的提法从中国国内逐渐消失了。 1977年10月，埃及总统萨达特访问以色列，遭到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反对，而中国的媒体则明确支持阿以和解，支持通过政治手段解决中东问题。 中国方面表示这一立场是1956年以来第一次。 1978年，中国领导人耿飚首次表示“以色列必须撤出1967年以来占领的大部分地区”，而未强调撤出全部被占领土，这个改变在以色列引起巨大反响，被认为是中国政策的一个重大改变。 1980年7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何英提出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三原则，其中一条是“中东各国应该普遍享有独立和生存的权利”，这实际上表示中国承认了以色列的存在。 1988年9月，中国外交部长钱其深提出中国关于解决中东问题的五点主张，其中包括以色列必须撤出被占领土，同时以色列的安全也应得到保障。 这就比1980的三条又前进了一步。 补充：第二是与以色列发展在经贸、科技、文化等领域的民间交流与合作。 在此期间，两国主要通过香港中转，由 中间商 来开展经贸合作。 1989年，中国允许持以色列 护照 的人入境，此后来华旅游的以色列人日益增多。 此外，两国一些政党和社团也进行了一些互访。 中东 和会的召开使中以建交水到渠成 1991年10月30日，中东和会在西班牙首都 马德里 举行。 这是中东形势发展中的重 大事件 ，也是当时国际上发生的重大事件之一。 中东和会的召开为中以加速建交进程提供了大好契机。 首先，鉴于阿以冲突有关各方已经坐到一起举行 面对面 的谈判，谋求通过和平途径解决争端，那么中以在发展两国关系上实现突破，就无需太多地考虑 阿拉伯国家 的影响了。 其次，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 常任理事国 ，面临着如何参与中东和平进程的问题，而要真正参与进去，不实现中以关系正常化显然是不行的。 还有，鉴于美国政界有一个相当有影响的 犹太 院外集团，若中以实现建交，将有利于促进 中美关系 的进一步发展。 在这样的形势下， 中国外交 部副部长杨福昌于1991年12月访问了以色列，就两国正式建交问题同以方进行商谈，并达成协议草案。 接着以色列副总理兼外交部长 戴维 利维于1992年1月访华，于1月24日与中方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从而揭开了中以两国关系史上崭新的一页。 追问：以色列是不是杀害巴勒斯坦人民的暴徒，这样中国才不与其建交的。 尤其在 难民营 犯下的暴行。 回答：以上是中以建交的全过程。 至于你提的这个现在不适合提这个说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