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彬彬（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是传承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与文化产品，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丰富宝藏与重要基石，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中华优秀文明资源。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北京市八达岭长城脚下的乡亲们的回信中指出，保护好、传承好这一历史文化遗产，是我们共同的责任。6月8日是2024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据报道，活动期间，全国文博单位组织开展相关活动7300余项，推动文物保护利用成果全民共享。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从未中断，塑造了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孕育了伟大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通过文物发掘、研究保护工作，更好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历史文化遗产是祖先留下的珍贵财富。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将其置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营造出传承中华文明的浓厚社会氛围。比如，召开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座谈会等，明确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部署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为保护传承历史文化遗产提供了重要遵循，指明了发展方向；出台《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制定《“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十四五”考古工作专项规划》，为历史文化传承提供体制机制保障；深入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重大项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等，以考古新发现和中华文明历史研究新成果不断增强中华文明的历史信度，生动讲述中华民族灿烂辉煌的历史。
“考古热”“文博热”“非遗热”持续升温，让我们在还原历史中走近历史，在文化浸染中感知文化，让历史文化遗产在新时代绽放新的光彩。科技发展赋能田野考古、水下考古开启深海考古、边疆考古展现多元文化，打卡文明遗迹、文化遗址成为旅游新风尚，历史文化遗产已经成为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宝贵资源。博物馆建设如火如荼，洹河之畔的殷墟博物馆新馆、四川新地标三星堆博物馆新馆、北京城市中轴线上的中国考古博物馆、燕山脚下的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等都成为展现中华文化的新名片。方寸之间，穿越山海，跨越古今，一览千年。端午假期，北京推出6条“漫步北京——北京长城古迹主题游线路”，长城主题大型情景剧《梦华·长城》以沉浸式演出结合高科技表现手段，带领观众领略长城文化。文创产品纷纷“出圈”，故宫日历、丝路手信、“马踏飞燕”主题文创、三星堆面具冰激凌备受追捧，成为“文博热”的生动缩影。文化节目“圈粉”无数，《我在故宫修文物》《国家宝藏》《云赏敦煌》《唐宫夜宴》等精彩纷呈，生动展现中华文化独特魅力。此外，借助AR(增强现实)、VR(虚拟现实)、MR（混合现实）、全息投影等现代技术，历史场景虚拟性再现，历史文化沉浸式体验，以更加真实的代入感、参与感和体验感推动了文化传播模式迭代创新。历史文化遗产与新时代、新技术、新风尚相遇，正在焕发新的生命力。
历史文化遗产在新时代彰显独特价值。其一，历史文化遗产彰显了文明传承的深厚滋养。新时代，历史文化遗产呈现出新的样态、新的面貌，不仅是中华文明灿烂成果的重要载体，而且是中华民族记忆延续的重要载体，使人们以可触、可及、可感的文化形式感受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其二，历史文化遗产是展现中华文明突出特性、增强文化自信、巩固文化主体性的重要基础。传统文化和历史遗存所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等，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中国智慧。其三，历史文化遗产是激发文化自觉、增强文化主动、推动文明创造的不竭源泉。中华文化以物质形态、精神形态、制度形态、行为形态，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了最为深厚的历史基础，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注入了鲜活动力，巩固了全国各族人民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增强了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其四，历史文化遗产是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比如，举办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联盟大会，在古代文明研究、联合考古、古迹修复、博物馆交流等方面开展务实合作，增强文明互鉴交流，有助于构建全球文明对话合作网络，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共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
面向未来，我们要充分发挥历史文化遗产在中华文明现代转型和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创造中的独特作用，“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让历史文化遗产融入中国人民的现实生活、丰富中华文明的未来图景，充分展现中华文化的突出特性、不断巩固文化主体性、切实增强文明认同性，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创造文明新成果。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历史文化遗产将以新的形态展示中华民族文明成果，生动讲述中华文明故事，绘就文化传承发展新画卷。
《光明日报》（2024年06月12日 03版）
谈一谈民俗对现代社会的影响
民俗，即民间风俗，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 它起源于人类社会群体生活的需要，在特定的民族、时代和地域中不断形成、扩大和演变，为民众的日常生活服务。 各地的民俗都与人文相关联，也可以说是由当地人民生活的习惯所形成的。 民俗是人民传承文化中最贴切身心和生活的一种文化——劳动时有生产劳动的民俗，日常生活中有日常生活的民俗，传统节日中有传统节日的民俗，社会组织有组社会组织民俗，人生成长的各个阶段也需要民俗进行规范——结婚人们需要有结婚典礼或仪式来求得社会认同，在人的精神意识领域也有民俗——许多生活中的禁忌就是如此：大年三十至初二，家中不许扫地，如果进行打扫就会破坏来年的财运…… 民俗现象虽然千差万别、种类繁多，但是它也并非无所不包。 民俗，正如它的名字，它深植于集体，在时间上，人们一代代传承它，在空间上，它由一个地域向另一个地域扩布——压岁钱的风俗年年如此，而且各地盛行就是例证。 当然，民俗也不是铁板一块，它在传承的过程中也会出现各种不同的版本，不然为什么过年时北方吃饺子南方却吃年糕呢？民俗学家们把这种现象称之为“民俗的变异”。 虽然民俗常常因为时过境迁而不断改变，却自有分明的类型或模式，您知道吗？南方的吊角楼与北方四合院就是两种不同类型民居建筑。 民俗就是这样一种来自于人民，传承于人民，规范人民，又深藏在人民的行为、语言和心理中的基本力量。 我们置身其间却不为其所累，甘愿接受这种模式性规范的保护！
清明上河图的美学意义
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 北宋风俗画作品，宽24.8厘米，长528.7厘米，绢本设色，是北宋画家张择端存世的仅见的一幅精品。 属一级国宝。 清明上河图生动地记录了中国十二世纪城市生活的面貌，这在我国乃至世界绘画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 这幅画描绘的是汴京清明时节的繁荣景象，是汴京当年繁荣的见证，也是北宋城市经济情况的写照。 通过这幅画，我们了解了北宋的城市面貌和当时各阶层人民的生活。 总之，《清明上河图》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清明上河图》系中国宋代长卷风俗画，原作为绢本，高25.8cm,长534.6cm。 系稀世奇珍，画苑瑰宝。 作者张择端系宋徽宗时画院高手，字正道，山东东武（今诸城县）人。 幼年离乡，赴汴梁求学，后又习绘画，本工界画，尤擅市桥郭径、舟船车较而自成一家。 《清明上河图》为张择端流传至今的唯一作品。 画卷描写清明之际发生于京师汴梁（今开封）郊野汴河上土桥及东角于门市尘通街上与创新艺术相结合，不但色彩准确，而且神情逼真，精湛的制作技术与画作的迷人神韵互相辉映，弥足珍贵。 该挂毯长24米，高1米，由8名织工手工打结1030万个，用时近一年完成。 《清明上河图》的中心是由一座虹形大桥和桥头大街的街面组成。 粗粗一看，人头攒动，杂乱无章；细细一瞧，这些人是不同行业的人，从事着各种活动。 大桥西侧有一些摊贩和许多游客。 货摊上摆有刀、剪、杂货。 有卖茶水的，有看相算命的。 许多游客凭着桥侧的栏杆，或指指点点，或在观看河中往来的船只。 大桥中间的人行道上，是一条熙熙攘攘的人流；有坐轿的，有骑马的，有挑担的，有赶毛驴运货的，有推独轮车的……大桥南面和大街相连。 街道两边是茶楼，酒馆，当铺，作坊。 街道两旁的空地上还有不少张着大伞的小商贩。 街道向东西两边延伸，一直延伸到城外较宁静的郊区，可是街上还是行人不断：有挑担赶路的，有驾牛车送货的，有赶着毛驴拉货车的，有驻足观赏汴河景色的。 汴河上来往船只很多，可谓千帆竞发，百舸争流。 有的停泊在码头附近，有的正在河中行驶。 有的大船由于负载过重，船主雇了很多纤夫在拉船行进。 有只载货的大船已驶进大桥下面，很快就要穿过桥洞了。 这时，这只大船上的船夫显得十分忙乱。 有的站在船篷顶上，落下风帆；有的在船舷上使劲撑篙；有的用长篙顶住桥洞的洞顶，使船顺水势安全通过。 这一紧张场面，引起了桥上游客和邻近船夫的关注，他们站在一旁呐喊助威。 《清明上河图》将汴河上繁忙、紧张的运输场面，描绘得栩栩如生，更增添了画作的生活气息。 张择端具有高度的艺术概括力，使《清明上河图》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 《清明上河图》丰富的内容，众多的人物，规模的宏大，都是空前的。 《清明上河图》的画面疏密相间，有条不紊，从宁静的郊区一直画到热闹的城内街市，处处引人入胜。 据齐藤谦所撰《拙堂文话??卷八》统计，《清明上河图》上共有各色人物1659人，动物209头（只），比古典小说《三国演义》（1195人）、《红楼梦》（975人）、《水浒传》（785人）中任何一部描绘的人物都要多。 《清明上河图》全图可分为三个段落，展开图，首先看到的是汴京郊外的景物。 中段主要描绘的是上土桥及大汴河两岸的繁忙景象。 后段则描绘了汴京市区的街景。 人物大不足3厘米，小者如豆粒，仔细品察，个个形神毕备，毫纤俱现，极富情趣。 据图后明人李东阳的题跋考据，《清明上河图》前面应还有一段绘远郊山水，并有宋徽宗瘦金体字签题和他收藏用的双龙小印印记，而今这些在画上都已不见。 原因有两种，一种可能是因为此图流传年代太久，经无数人之手把玩欣赏，开头部分便坏掉了，于是后人装裱时便将其裁掉；一种可能是因宋徽宗题记及双龙小印值钱，后人将其故意裁去，作另一幅画卖掉了。 还有许多专家猜想《清明上河图》后半部佚失了一大部分，因为画不应该在刚进入开封城便戛然而止，而应画到金明池为止
外来文化对民族文化弊大于利的表现是？
首先，所谓民族文化，就是指民族在其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创造的具有民族特点的文化。 文化的发展不能仅仅从科技的进步、物质的丰裕来衡量，而民族文化的发展就更要强调在保持本民族特色的前提下传承和发扬。 外来文化在他那一层薄薄的糖衣之下，恰似一枚猛烈的炮弹严重冲击着我们民族文化的发展。 让我们来看看外来文化像商品一样批量涌入的后果吧。 拜金主义的侵入误导了多少代人的价值观，盲目崇洋媚外，欧美就是天堂，国外的月亮更圆，在这些外来文化送来的观念盛行之时，我们的民族优越感，国家自豪感遭受空前打击，请问，一个没有民族优越感，国家自豪感的民族又如何能发展他的民族文化呢？！其次一切事物都具有它自身的发展规律。 民族文化有其自己的根基和环境，外来文化有着截然不同的根基和发展规律，试问从根本上看，异体入侵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呢?外来文化不请自来，或者是长驱直人，或者是潜移默化，其最终目的就是要用它们的价值体系取代本民族文化的价值体系。 请问，喧宾夺主难道是利大于弊吗?外来文化和民族文化不可通约，外来文化与必然产生民族文化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格格不入。 如果生搬硬套，强行嫁接的话，必然会破坏民族文化自身发展的规律。 同时，由于水土不服，对外来文化本身也会产生消极影响。 请问，两败俱伤难道是利大于弊吗?如果我们一定要改造自己的环境去适应外来文化，那么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果说连民族文化安身立命的基础都随风而逝的话，那还谈什么发展与繁荣呢？请问，釜底抽薪难道是利大于弊吗？另外，外来文化的引入致使我们民族文化面临文化殖民和文化毁灭的威胁。 我民族人的文化意识形态正在受到不断的渗透和改型，自身文化民族性观念淡薄，致使发生文化话语权相争的后果，所以国家才将重阳节，中秋节这类我们重要的民族文化以法律的方式保护起来。 这大费周章之举是为了保全我民族文化不被同化殆尽而销声匿迹啊！最后 我还是重申一下我方的观点:我方认为:外来文化对民族文化的发展弊大于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