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网讯（记者 赵艳艳） 近期，美西方一些政客和媒体近期联手炒作所谓“产能过剩论”，专门针对中国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等新能源产业，试图营造“过剩产能冲击世界”的恐慌感。这波炒作背后有何目的？来看外国专家的分析评论。
政治题 我国产能过剩说明什么经济问题
近几年，听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产能过剩。 比如钢铁产能过剩；水泥产能过剩；玻璃产能过剩；房地产产能过剩；服装产能过剩；白酒产能过剩；牛奶产能过剩；西瓜产能过剩... ... 乍一听，似乎很有道理。 然而仔细琢磨，又似乎有些不太对劲。 比如牛奶，神州人均消费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现阶段喝不上牛奶或者是喝不起牛奶的大有人在，怎么可能说是过剩呢？比如汽车，有钱的人家一买就是好几辆，而买不起汽车的家庭还占很大的比例，怎么可能说是过剩呢？再比如服装和鞋业生产，一些贫困地区的孩子在寒冷的冬天都穿不上棉衣，有的甚至在冬天还光着脚，怎么可能说是过剩呢？比如水果，低收入家庭一年也舍不得买几次，连吃穿都成了问题，怎么可能天天去消费这些呢？再说钢铁，既然产能过剩，为什么还要源源不断的从国外进口呢？关闭了大批工厂，失去工作的人们去喝西北风呀？我们也要吃饭，也要养家糊口啊！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生产出来的东西卖不出去，而导致大批企业破产或者停产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处于最底层的广大人民无钱消费。 据不完全统计，神州80%的财富集中在0.4%的少数人手里，即使这一小部分人拼命的消费，横着花，竖着花，站着花，躺着花，也消费不了多少，对拉动消费无关痛痒，也就是说，神州的大部分资金都被冻结了，成了名副其实的死钱。 这就是贫富两极分化造成的严重后果。 （民族复兴网编者按：的确是贫富差距造成的，这是私有制的必然。 很大一部分民众手中没有钱也无积蓄，无法消费。 这证明资本说客主流经济学家的涓滴效应破产。 另外一部分民众手中的钱是救命钱，不敢消费。 这也证明资本说客主流经济学家的供给及需求忽悠破产。 ） 产能过剩，这不过是一个弥天大谎，是一块隐瞒事实真相的遮羞布而已. 事实上是有效需求不足，就是说老百姓太穷了！
什么叫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
拿我过来说的话，我国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其他多种经济形式为补充的经济制度。 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另一部分人共同走向共同富裕，这是一个不短的过程，需要全国人的共同努力。 而在地区分布上，地区资源分布不平衡。 有些地方交通便利，资源丰富，产品富饶，经济发展的速度就快一些；反之亦反之。 地区经济差异导致文化差异，在一些个别经济落后地区，许多人刚够温饱，还没有政治民主的意识，村委选举的事莫不关心，不是不选举，而是不懂。 前些年一直重视城市建设，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导致贫富差距拉大，基尼系数接近专家认定的安全范围，今年政府已重视这个问题，相信未来几年贫富差距会有所缓解。 世界范围内的话，简单的说,就是经济结构单一,人才资金匮乏,处于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的弱势地位 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困境 对发达国家的依附地位 为巩固政治独立，二战后相继独立的亚非拉国家，都把发展民族经济，争取实现工业化的任务放在首位。 然而，由于西方发达国家顽固地维持旧的国际经济关系，并利用其掌握的技术和经济优势，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剥削和控制，从而使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时至今日仍居于从属地位。 这种依附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生产领域，殖民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国际分工格局没有从根本上打破。 西方发达国家垄断了工业制成品的生产，发展中国家仍然是原宗主国的原料供应地。 直到80年代初期，以生产原料和初级产品为主的发展中国家仍然很多，其中30多个国家的初级产品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90％以上。 这就使发展中国家在资金、技术、工业制成品和消费品等方面严重依赖西方发达国家。 而且，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作为西方发达国家垄断资本推行经济霸权主义主要工具的跨国公司，在不断扩大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同时，把部分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使它们成为发达国家的附属“加工厂”和“装配厂”。 过去单一型的传统分工，转变为一种多层次的国际分工体系，其中西方发达国家在这一体系中处于最高层，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则处于底层。 在技术领域，西方跨国公司通过对技术研究和销售的垄断，造成发展中国家在技术上对西方国家的依附地位。 西方国家在技术转让中，不仅严格限制向发展中国家当地公司转让先进技术或关键技术，或者设置种种不合理不平等的商业惯例条款，限制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发展，而且还常常索取高额的技术转让费用。 据统计，在世界已注册的约500万项专利权中，发展中国家只占1％。 美、欧、日等发达国家控制世界技术转让的80％，其中美国约占50—65％。 发达国家利用科技中的垄断地位，每年向发展中国家索取300—500亿美元的购买专利权费用。 在贸易领域，西方垄断资本极力操纵国际市场，一方面对发展中国家规定种种歧视性的贸易壁垒。 目前，各种名目繁多的非关税壁垒措施已达1000多件。 另一方面抬高工业品的价格，压低原料和初级产品的价格，对发展中国家进行严重的不等价剥削。 1980年至1989年，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价格下跌33％，仅1989年就损失1065亿美元。 由于多数发展中国家目前仍然以出口初级产品为主，出口对象又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这就使它们在贸易上处于对西方国家的依附地位。 在国际金融领域，发展中国家不仅在货币制度上依附于西方发达国家，在资本主义国际货币制度中完全处于无权地位，而且，西方发达国家还通过政府贷款，国际多边机构贷款和国际商业银行等形式，使发展中国家在金融上处于对发达国家的依附地位。 此外，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跨国银行还在发展中国家广设分支机构，力图操纵当地的社会经济生活。 这种依赖性不可避免地加大了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量，使发展中国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贸易逆差、损失惨重。 据联合国有关资料，在双方的贸易中，以1980年发展中国家单位出口价值（以美元计价）为基数，1988年下降为83，而1988年发展中国家出口贸易额为6791亿美元。 仅此一项，发展中国家的损失就达1150多亿美元。 从进口看，以1980年为基数，1988年发展中国家的进口单位价值指数却上升为106.2，而当年发展中国家的进口额为6391亿美元。 也就是说，由于进口价格的上涨，发展中国家为此要多付出370多亿美元。 两项合计，发展中国家损失了1520亿美元。 外债加重，资金倒流。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材料，7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外债急剧增长。 积欠的中长期外债由1972年的992亿美元，增至1988年的亿美元，再加上短期外债1972亿美元，总计亿美元，比1972年增长了11.5倍。 由于70年代以来的国际金融市场利率居高不下，使发展中国家为此支付的利息负担更加沉重。 1972年的利息支付还不足25亿美元，1988年就增至833亿美元，增加了32倍多。 并且从1983年起，发展中国家出现向西方发达国家严重的“资本外逃”。 从1983年至1987年中等收入国家倒流资金930亿美元，而1988年1年更高达500亿美元。 仅拉美国家1973至1985年间就累计达1510亿美元，占同期外债增加额的40％以上。 出现了“从贫者身上抽血”的反常现象。 外资利润增加。 如美国公司1980至1985年在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年平均利润率在20％左右。 这些利润，一部分用于当地的再投资，一部分汇回本国。 80年代以来，汇回本国的那部分利润早已超过这些国家新输出的资本额。 这种国际经济旧秩序中的依附地位所带来的后果，严重地影响了发展中国家的积累规模和速度，从而使它们发展民族经济的努力遭到严重挫拆，以至到90年代仍将面临着许多方面的问题和挑战，如区域、集团化的影响；资金流入减少，资金短缺问题难以解决；外债问题严重；科技差距继续拉大；人才短缺与外流；产业结构落后；贸易条件继续恶化；人口增长大大高于发达国家；生态环境继续遭到严重破坏；南北经济差距拉大等。 针对发展中国家的依附地位，60、70年代以来、西方发展经济学激进派提出了中心——外围理沦。 这种理论认为：（1）资本主义已发展成为中心（发达国家）——外围（发展中国家）的世界体系，外围国家对中心国家具有依附性，它们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始终处于从属地位；（2）联接中心——外围的经济机制是不平等交换及其价值转移。 中心国家通过不平等交换攫取了外国国家的大量“剩余”来促进本身的发展，而外国国家却由于“剩余”的流失而造成贫困，所以，发达与不发达都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两者互为因果；（3）外围国家的发展只能是不发达的发展，因为它提供原料和廉价劳动力来满足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需要，它们在经济结构上不可能象独立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实行工业化。 它们越发展，对中心国家的依附性就越深；（4）只有积极地反抗把它们（指外围国家）与全世界资本主义制度连结在一起的链索，它们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 这种理论的核心是以不平等交换产生价值转移来论证不发达的根源以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关系。 这种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不平等交换论，深刻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和掠夺，有助于揭示发展中国家不发达的原因和旧的国际经济秩序的不合理不公正；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第三世界国家的情绪，同时，有助于推动发展中国家争取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斗争。 但是，这种理论看不到发展中国家战后历史地位的变化和发展的内部动力，过分夸大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外部因素的消极作用，忽视了生产领域，只是集中在交换领域，把不发达归咎于不平等交换。 这种理论未能对全世界的资本积累进行动态的、辨证的分析。 把目前南北经济关系的基本态势看作是“外围”完全依附于“中心”而不存在相互依存；这种理论在应用方面也比较薄弱，比较简单化。 很少提出关于经济发展的一整套设想，而往往陷于一种简单的逻辑之中：要么切断与发达国家的经济联系，闭关自守；要么只能处于依附地位。 实际上，中心——外围理论是主张切断与发达国家的联系的。 这都是不切实际的。 因此，这种理论缺陷的实质，就是抹杀了殖民地经济和获得独立后的民族经济之间的区别，抹杀了官僚资本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区别，对目前南北经济关系的基本态势及其性质作了错误的估计。 发展中国家要彻底摆脱对西方发达国家的依附地位，必须打破国际经济旧秩序，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改变世界经济中生产、消费和贸易的格局，改变不平等不合理的国际分工，改善贸易条件，实现价格指数化；发达国家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官方援助，增加技术转让，要保证发展中国家对自己自然资源享有充分的、永久的主权，能对其资源的开发实行有效地控制；能根据主权原则限制和监督跨国公司的活动；要对现有的国际经济机构的体制和规章进行必要的调整，以改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无权地位，使发展中国家能平等地参与国际经济事务的决策过程。 为此，必须继续南北对话，加强南南合作。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建立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发展中国家沉重的债务负担 二战后，特别是6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第三世界国家走上了利用外资发展国民经济的道路，一度促进了第三世界国家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诸如巴西的“经济奇迹”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等。 然而，自1982年墨西哥宣布停止支付到期的外债本息为先导，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又相继出现了偿债困难的问题，尤以巴西、阿根廷、墨西哥为首的拉美国家最为严重。 尽管第三世界国家本身、债权国政府、国际金融组织、国际商业银行采取了一系列挽救措施，但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外债危机一直未得到根除。 进入90年代后，债务问题仍是第三世界国家的一项沉重负担。 造成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既有历史的背景，又有现实的根源；既有外部因素的作用，又有内部原因的促成。 从历史上看，它是殖民主义所导致的直接恶果。 长期的掠夺和剥削，造成了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的畸型，经济发展落后，使南北方的经济差距越拉越大。 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结构及其经济运行，使得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生产、世界贸易和货币金融领域中都居于垄断地位。 这使得发展中国家尽管取得了民族独立，但仍未摆脱受剥削受掠夺的地位。 从外部环境看，70年代以来国际环境对发展中国家极为不利：（一）遭到1973、1979年两次石油提价的冲击。 由于油价上涨，需要进口石油的发展中国家的进口费用猛增，债务负担急剧加重。 1973年非产油发展中国家经济帐户赤字只有110亿美元，1974年这一赤字升到376亿美元，1975年达460亿美元。 仅油价上涨引起的超额支出在1973年到1982年间就增加了2600亿美元，如果把支付石油进口的借款利息也计入的话，则达3350亿美元；（二）世界经济衰退，导致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条件日益恶化。 西方发达国家为转嫁1979至1982年的大危机，在加强对外倾销的同时，采取了不同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 世界银行认为，如果西方贸易保护主义导致拉美出口收入减少10％，那么该地区为此付出的代价将相当于它全部债务的年实际利息。 同时，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产品价格，特别是低收入国家主要出口的原料、初级产品价格大幅下跌，造成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收入增长减慢，偿债能力下降，1985年，初级产品价格已降到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水平。 自1932年以来，拉美出口商品贸易比价累计下降20％，1986年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出口收入平均每年减少数十亿美元。 1986年，16个重债国的外贸顺差总额至少减少了一半以上，从290亿美元降至130亿美元；（三）国际金融市场利率的上升。 发展中国家的借款主要是国际商业银行提供的。 1979年以后，为克服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实行了紧缩货币政策，致使金融市场利率提高。 如美国的利率从1976年的6.8％提高到1981年的18.9％，导致了债务国的债务负担加重。 仅1982年巴西因实际利率提高就多付债务利息79亿美元。 还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债务的主体是美元债务，高利率形成的美元汇率大幅上升，大大增加了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负担。 据统计，从国际范围看，利率每上开一个百分点，债务国一年就要多付40—50亿美元的利率；（四）正在形成的欧洲统一大市场、北美自由贸易区、亚太经济圈，这些集团化经济日益表现出的排他性，不断升级的国际贸易战使发展中国家难以对付。 同时，集团内部资金对流也减少了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影响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使巨大的债务难以偿还。 从内部因素看，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滞胀及经济政策、措施失当也是引起债务危机的重要原因：（一）发展中国家经济普遍处于滞胀状态。 据拉美经济委员会的统计，1982至1987年，整个地区平均经济增长率仅为1.5％。 而通货膨胀却日益严重。 1982年拉美通胀率47.5％，到1988年已高达223％；（二）对外债缺乏统一的管理和控制。 当70年代西方银行界大量倾销“石油美元”等过剩资本时，相当一部分发展中国家以为“良机”已到，错误地借入了超出自身偿还能力的大量贷款，尤其是大量的国际私人商业贷款。 如拉美各国70年代的外债一般只有几十亿美元，到80年代末，均已增至上千亿。 与此同时，债务国又没有根据偿债额、投资额、利息支付率以及它们各自的长短限期、外汇储备情况等有关因素，对外债进行综合考虑，制定出适合国情的、科学的外债偿还战略，从而常常顾此失彼，形成借新债还旧债，借新债还旧息的局面；（三）外债资金使用不当，引进项目经济效益差，创汇率低。 用外债支持的项目往往是规模庞大而又不切实际的长期建设项目，有的借款项目根本没有形成任何生产能力。 如巴西70年代上马的三座核电站耗资35亿美元，至今未能发电。 从而使债务国中长期外债总额的平均偿还期小于这些资金用于项目的收回期。 另外有一部分外债被用于奢侈品的消费，如智利在1970至1978年期间，电视机的进口增加了7942％，化妆品和香水的进口增加了6500％。 还有的国家外债管理人员贪污腐化，将外债资金挪作私人不动产或外国证券投资。 这样，外债没有给国家整体带来生产能力的增长，在世界经济形势突变之时，难以应付而无法如期偿还债务；（四）发展中国家大量的资金外流。 主要原因是对本国经济和货币失去信心。 对债务国来说，债务积累越多，债务危机就愈严重，本国资本外流就越多。 本国外流资本越多，国内资金就越匮乏，因此就越需要借入外债。 如此形成恶性借环。 据世界银行报告，到1983年底，阿根廷，墨西哥和委内瑞拉三国外流资金的累计总额分别相当于外债总额的61％、44％和77%。 据估计，在过去的几年中，拉美国家的外流资金仍相当于对外债务的一半。 基于以上分析，从本质上看，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是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长期推行经济殖民主义政策所造成的。 自1982年至今，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已历时10年。 其外债形势有如下特点：（1）债务总额急剧膨胀，偿债能力持续下降。 1982年，债务总额是8390亿美元，1989年猛增到亿美元，年均增长率高达6.7％。 1990年又突破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1992将增加到亿美元，将比上年增长约4％。 与此同时，一些国家相继出现清偿危机。 自1986年以来，秘鲁、巴西、科特迪瓦、赞比亚、玻利维亚、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尼加拉瓜等先后宣布停止支付到期的外债利息；（2）债务危机涉及的范围广泛，资源出口型国家负担更为沉重。 1970年债务额在10亿美元以上的国家仅14个，到1985年增加到63个，年债务额在100亿美元以上的国家在1970年时根本没有，1985年有16个，1987年达27个。 到1989年底，负债超过1000亿美元以上的国家仅撒哈拉以南非洲就达31个。 债务问题几乎涉及所有的发展中国家。 （3）债务结构显著变化，贷款条件日益恶化。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债务和债权的重点分别由官方债务和债权转向私人债务和债权；二是短期债务增加。 由于债务国经济形势恶化和政局不稳，债权国银行对发放长期贷款越来越谨慎，条件日益苛刻，造成长期贷款减少，短期贷款增加。 （4）国际债务格局呈现债务国与债权国分布集中的特征。 作为债务国一方，拉美和非洲是“重灾区”。 拉美国家所欠外债占1989年发展中国家外债总额的34％，达4340亿美元，非洲国家同年外债总额也高达2500亿美元，约占外债总额的20％。 自1982年以来，发展中国家外债的半数以上集中在17个债务负担最为沉重的国家，它们的债务总额仍在增长，当年应偿还的债务本息占出口收入的比率1988年仍为41.6％。 它们的债务总额一直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半数以上。 这两项指标都超过目前国际公认的25％的警戒线。 在17个重债国中，其中拉美就占了12个。 名列17个重债国之首的巴西1987年底负债额达1213亿美元。 债权国一方集中程度也相等高。 据世界银行统计，1985年在17个主要债务国的外债总额中，美国商业银行的债权比重为24.5％。 在对中南美10个债务国发放贷款的商业银行中，美国的商业银行占40％，日本占16％，英国占15％。 因此，就发达国家而言，卷入债务问题的是主要发达国家的商业银行。 这种债务与债权的高度集中，增加了国际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 只要一两个债务国拒付或无法支付，则美国的银行体系首先受到打击，然后整个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将经受动荡，可能导致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持续数年的第三世界债务危机，不仅影响了发展中国家自身的经济发展，而且还严重影响世界经济，乃至政治和社会的发展。 沉重的债务负担使得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恶化情况十分严重，成为经济发展的严重桎梏。 （1）债务负担严重地阻碍了第三世界国家经济的发展。 70年代，发展中国家借外债是为了发展生产，而80年代，本来可以用于发展生产的借款，不得不更多地用于还本付息。 从1982年起，竟出现奇特的资金倒流现象，发展中国家不但不能从发达国家那里获得资金，自己的资金反而倒流向发达国家。 1982至1987年间拉美地区资金流失额高达1456亿美元。 1988年拉美地区还本付息额为260亿美元，而所得新贷款仅60亿美元，倒流了3倍多。 这种情况导致了许多债务国国内资金贫乏、生产瘫痪、金融市场动荡、货币大幅度贬值、通货膨胀加剧、失业人数增加，政治动荡等一系列灾难频繁发生，造成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的明显下降。 （2）债务危机严重影响了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 发展对外贸易，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对本国落后的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技术改造，是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的一条重要途径，也是清偿外债的一个主要来源。 但是，由于债务负担越来越重，许多债务国不得不把原准备进口生产设备和技术的外汇用来偿付债务本息，加上生产投资的压缩，使得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能力和创汇能力不断下降。 同时，主要出口创汇的初级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价格又太低，所以，使得发展中国家出口贸易陷入困境；（3）债务危机严重地影响了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调整。 80年代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为改变落后的经济结构，都确立了本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如引进一些先进的技术设备，发展一些新产业新项目等。 但因大部分资金都用于偿债，使得有些计划被迫取消或无限期延缓。 所以，债务危机不仅大大降低了发展中国家当前的经济增长，而且还严重地影响着它们未来的经济腾飞；（4）债务危机加深了发展中国家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依赖，削弱了自主性。 沉重的债务使一些发展中国家依靠自己的力量无力走出危机，没有发达国家的贷款，既不能偿还旧债的本息，也无法发展生产，甚至不能维持生存。 这不仅使发展中国家抗衡发达国家转嫁危机能力削弱，而且，极易使发展中国家重新落入发达国家的控制与剥削之中。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利用控制的国际货市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乘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困难急需资金之时，以“意向书”的形式向受援国提出种种先决条件，左右受援国的经济政策。 正如阿根廷经济学家阿尔多·费雷尔所指出：“外债对主权和我们人民的自决权构成了严重威胁。 ” 面对严重的债务危机，自80年代中期开始，发展中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调整经济结构及发展战略，如降低发展速度，减少借债；扩大出口和压缩进口，以外贸出口提高偿债能力；实行紧缩性的财政及外债外汇管制制度；等。 上述措施使债务国家在80年代后期的财政赤字有了一定程度的降低，偿债能力有所提高。 但是，这些措施也产生了严重的负作用，导致了生产性投资衰退、对外贸易的畸形发展和国内主活水平的下降等。 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对西方发达国家也产生了严重影响，它不仅威胁着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稳定，而且影响了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使西方国家丧失了很大部分的商品市场。 因此，为防止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冲击国际金融市场和维护在第三世界的经济和战略利益，西方发达国家和一些国际金融机构先后采取和实施了一系列所谓“救援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的政策。 相继抛出了“宫泽计划”、“密特朗计划”、“贝克计划”，但皆以失败而告终。 1989年3月，美国财政部长布雷迪公布了“布雷迪计划”，其中心内容是：鼓励商业银行取消债务国部分债务；要求国际金融机构继续向债务国提供新贷款，以促进债务国经济发展；提高还债能力。 同以往方案相比，“布雷迪计划”把解决外债的重点放在债务本息的减免上，而不是放在借新债还旧债的方式上。 这一计划改变了美国过去坚持逼债的僵硬立场，意味着美国的债务政策出现了一个重大转折，严峻的现实迫使美国政府开始承认减免债务是解决债务问题必由之路。 尽管这一计划有可能导致民间银行削减贷款，而且究竟能在何种程度上实现尚属疑问，但比过去向前走了一步，给缓解债务危机提供了一个突破口。 但也应该看到，美国的经济殖民主义的本质并没有改变。 目前，减兔发展中国家债务的措施，主要是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1）债务资本化。 外国债权银行将自己帐面债务形式折价出售，债券购买者买下债权后，通过当地银行贴现转换成债务国的货币再进行投资。 对于债权者的有利之处是：找到了按票面价值运用其贷款的办法。 对债务者的有利之处是：顺利清偿了部分债务，减少了债务负担。 据统计，1988年上半年发展中国家资本化了的债务就达88亿美元。 但是，债务资本化有两个不可忽视的负效应：一是加剧了债务国的通货膨胀；二是加强了外国投资者对债务国经济的控制。 （2）现金回购，一国按一定折扣以现金购回它的债务。 其中最著名的是玻利维亚的债务回购计划。 玻利维亚于1988年3月按89％的平均折扣率（即按面值的11％）购回它的商业银行债务的40％（合3．35亿美元），1989年初又作出人类似安排。 目前，由于发展中国家外汇储备严重不足，这种方式不可能广泛适用。 （3）减少债务偿还额。 无条件地取消发展中国家所欠的债务基金，并降低利率。 这种做法目前已越来越多地被债权国所采用。 作为第三世界国家本身，要摆脱外债的沉重负担，必须抓住有利时机，采取具体措施来扭转被动局面，应力图做到：（1）继续调整改革国内经济结构，大力推行出口促进战略，通过扩大出口来克服债务危机，进而把出口的盈余用于经济发展；谋求外资来源多样化，保持经济发展与偿债能力呈正比关系；从制度和政策上努力创造条件提高外资使用效率，促进国内储蓄的提高；（2）发展南南合作。 发展中国家联合起来，在国际贸易、国际金融领域增强与发达国家的谈判力量，改善国际贸易条件，改善借债与还债的条件；（3）开展南北对话，积极推进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 在这一过程中，组建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跨国公司，组建自己的区域性金融机构，通过南南合作促进债务问题的解决。 进入9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债务有所缓解如1991年拉国家的外债比上年减少2.1％。 但也应该看到，长期形成的全球性债务问题要在短期内得到彻底解决是不现实也是不可能的。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债务问题仍将是发展中国家的沉重负担。 然而只要发展中国家协调一致，从国内和国际两方面同时努力，摆脱债务困境仍是充满希望的。
政治题 面对经济全球化 中国如何克服困难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的大国策略制定（一）全球化的概念所谓“全球化”,是指人类活动超越民族国家界限,在世界范围内展现出的物质、能量、信息等全方位的联系、沟通、交流、互动的客观历史趋势。 它是伴随着人类交往的不断扩大,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人类社会的全球化进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18世纪的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在西欧迅速发展,突破了农业经济时代的地方狭隘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了世界性的了; 20世纪下半叶的信息技术革命,极大地突破了传统的时空界限,加快了全球化进程。 尤其是9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大潮,引起了人类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思想等各领域的深刻变革。 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的挑战（一）经济全球化的一般性问题所谓“全球问题”，是指在发生规模或程度上具有全球性质，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涉及到世界上各民族、国家、地区的根本利益，并需要全人类的共同努力和国际社会的一致行动才能得到有效解决的那些问题。 全球问题是客观存在的。 对此，国内外大多数学者都是承认的，但他们对全球问题的理解却并不一致。 其主要分歧在于对哪些具体问题有资格进入全球问题的认定上以及如何区分各问题之间的主次关系，例如，前罗马俱乐部主席A。 佩切伊把全球问题归结为人口增长、社会的差距和分工、社会的不公正等近30个问题构成的总问题;前苏联学者MM马克西莫娃则认为全球问题包括核战争的威胁、饥饿、贫困。 哈贝马斯较早地就开始关注全球问题了，他曾把资本主义社会分为“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和“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或“由国家调节的资本主义”两个阶段，他称后者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 对全球问题的关注是他对晚期资本主义分析的重点，在《合法化危机》一书中他对晚期资本主义增长的后果作了这样的分析:“晚期资本主义的高速增长给国际社会带来了许多问题。 ”“在这里我所说的是对生态平衡的破坏，对人格系统一贯要求的损害(异化)，以及对国际关系所造成的巨大的压力”。 在他看来，造成晚期资本主义危机的原因在于“系统”侵入了“生活世界”，人们的交往被扭曲、异化了。 他提出的解决方案就是重构理性，建构一种交往理性，也就是主体在平等自由的基础上通过对话达到相互理解和一致，从而实现人们之间交的合理性，实现社会的合理化。 建构交往理性以拯救分崩离析的传统理性是哈贝马斯的理想，这也是他的交往行动理论的核心。 这一理论一经提出就受到思想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并引起了热烈的讨论。 虽然有的学者认为他所提倡的通过“交往理性的重建”和“话语伦理”规范的建立与贯彻来消除当今世界存在的弊病，实现一种“无暴力统治”的社会秩序的理想是一种空想，但是，哈贝马斯几十年一直为自己的理想而努力，他的理论日益受到了世界各国学者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这充分表明了他所倡导的交往理性是有着相当重要理论价值的。 （二）中国的问题中国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时，就选择了一条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来维护世界和平的道路。 这样一条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也就是和平发展的道路。 20多年来，中国的这一历史抉择经受了考验，和平崛起的进程已经开了一个好头，但是还远远没有完成。 一个13亿至15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和平崛起，决非易事。 特别是在21世纪上半叶，我们既面临“黄金发展期”，又面对“矛盾凸显期”。 说矛盾凸显，就经济和社会发展领域而言，带根本性的就是三大挑战：第一个是资源特别是能源的挑战。 中国人均资源占有量，在全世界排在后列；同时，由于发展速度快而科技和工艺总体水平低，中国制造业的单位和总量的资源消耗包括能耗，却排在世界前列；再加上随着世界制造业向中国大规模转移，也带来一定程度的“能耗转移”。 这就使得资源特别是能源的短缺，成为困扰中国和平崛起的一大难题。 第二个是生态环境的挑战。 中国在快速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所出现的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状况恶化、资源耗费巨大回收率低而导致环境破坏等问题，已成为中国经济保持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同时，这也是中国领导层提出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背景。 第三个是在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过程中一系列两难问题的挑战。 比如，既要使GDP持续快速增长，又要加快社会建设步伐；既要推动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又要扩大社会就业；既要保持东部地区的强劲发展势头，又要促使东中西部共同发展；既要推进城市化，又要从各方面反哺农村；既要注重公平、缩小差距，又要保持活力、提高效率；既要扩大吸引外资，又要优化引资结构；既要以市场换技术，又要增强科技自主创新；既要深化各项改革，又要保持社会稳定；既要推进市场竞争，又要关心困难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等等。 解决这一系列两难问题，都不能只顾一头、不顾另一头，而是要求有一系列的统筹兼顾，实现又快又好的发展。 另外，全球化的发展对于中国的进出口体制、货币体系、宏观经济调控体系、金融体系监管的透明度、控制方法都提出了向完全市场化的趋同要求。 因此经济全球化无论从内在体系上，还是外在环境上都需要中国政府的大国策略。 （三）中国的大国策略中国是历史上文化大国，也是现实中地缘政治大国，正致力于成为未来的综合性大国。 所有这些决定了她的战略定位及其选择不同于任何大国。 作为国际地位日渐提高、实力不断增长的发展中国家，主权、稳定、发展、平等、正义五个层次的利益需要，就构成了国家战略利益的主要方面。 各种需要之间彼此联系，形成一个有机系统：从基本的生存权益需要到更高层次的需求，从而通过自助成为一个对国际社会有重要贡献的大国。 第一，主权需要。 它包括领土完整，内政不被干涉，这是一国存在的基本需要。 主权需要与国家统一密切相联，互为一体。 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主权过时论”在西方兴盛一时，“新干涉主义”抬头，在这种情况下，维护国家主权，反对霸权主义就成为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严峻考验。 第二，稳定需要。 与主权需要一样，稳定需要同样涵盖了国家安全利益的一部分内涵。 稳定分为内部社会稳定与周边环境的稳定。 前者需要强大政府并建立有力的政治、经济秩序，是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的必要保障；后者是指建立在“主权需要”层面上的“防卫需要”，“防卫需要”也就是拥有影响和控制周边危险事态能力的需要，从而才能保证外部环境的安全。 第三，发展需要。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流，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欠发达国家都在拼命迅跑，以在未来竞争中争夺力量制高点。 对中国来说，发展既必要又紧迫，因为惟有发展才能提高综合国力，并使和平自主的对外政策具有坚实的物质基础。 稳定是发展的保障，反过来，社会不发展、经济衰落，则内部社会震荡及民族问题会被激活，社会稳定及国家安全自然受危及。 第四，平等需要。 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也不论国家制度及意识形态差异，在国际法上的地位都是平等的。 平等的需要，也是被尊重的需要。 一个国家不被尊重或被侵犯，是主权不完整的表现。 对平等需要的强调，是对强权政治及霸权行为的反对，它要求利益与机会均等，反对因文化歧视、贸易歧视而对某国作出的单方面限制。 第五，正义需要。 中国的地缘政治及文化历史背景使它具有不同于其他大国的使命，即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的使命感。 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中国已为自己树立了作为大国的必要道义形象。 这种正义需要包括作为一个大国在联合国扮演积极的更富有建设性的角色，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维护小国、弱国权益、反对霸权主义方面始终树立自己的正义形象。 一个国家惟有发展具备一定实力，才能为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更大贡献，反过来，一个成为负责任的国家从而树立起正义形象，也必然给它的发展带来更多的机遇与支持。 简言之，主权、稳定、发展、平等、正义五个层次的利益需求，是一个由基本层次向更高级层次的逐步递升的过程，利益需要层次的拓展，也就为外交及战略目标的进一步推进提供更深的内涵和意义。 三、 交往理性的指导性意义（一）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的内涵.哈贝马斯是通过分析语言和生活世界的互动来揭示交往理性内涵的，而这种分析主要体现在他所提出的交往行动理论中。 这一理论通过对生活世界和以语言为媒介的主体间交往活动的语用学分析来发掘交往行为的理性内涵，并从语言的三大有效性要求，即真实性、正确性和真诚性之中，归纳出生活世界的理性结构和基本规范。 因此分析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范式，可以从他关于语言和生活世界的理论论述中着手进行。 1、语言和交往行为理论哈贝马斯认为交往理性内蕴于以语言为媒介的相互理解的交往结构中。 他对交往行为下了这样的定义:“交往行为是以象征符号为媒体的交互活动(interaction)。 这种交互活动是按照必须遵守的社会规范进行的，而必须遵守的规范又是给相互期待的行为下定义的，并且至少必须被两个行动着的主体理解和承认。 ”从他对交往行为所下的定义我们可以看出他所说的“交往行为”具有如下特点:第一，交往行为是至少两个主体之间以达到共识为目标的行为:第二，交往行为是以语言(符号)为媒介，语言是交往行为的根本手段;第三、，交往主体必须遵守共同的社会规范;第四，交往的主要形式是对话，通过对话以求达到人们之间的相互“理解”与“一致”。 哈贝马斯认为，交往行为本质上是一种言语行为，言语行为总是与三个有效性要求相关联，即真实性，“言说者必须有提供一个真实陈述的意向，以便听者能分享说者的知识”;正确性，“言说者必须选择一种本身是正确的话语，以便听者能够接受，从而使言说者和听者能在以公认的规范为背景的话语中达到认同”:真诚性，“言说者必须真诚地表达他的意向以便听者能相信说者的话语”。 哈贝马斯联系言语的有效性要求，把世界划分为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因为交往行为反思地同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相关联，所以每个行为者都会明确或不明确地提出对应的言语有效性要求。 在论及客观世界时，陈述应是真实的，“客观世界的意义可以解释为是涉及事态存在的”;论及社会世界时，陈述应该是正确的，“社会世界的意义可以解释为是涉及规范存在的”;论及主观世界时，陈述应该是真诚的，主观世界是“主观经历的总体”“可以通过真实表达的经历原理来说明主观的东西”。 他还特别指出，在语言行为中，语言的有效性要求总是同时浮现，即使一个语言表达只是主体性地使一个有效性要求凸显出来，三个有效性要求在一个交往行为中仍然同时被要求。 例如，当一个听者接受一个论断的真实性，但同时又怀疑言说者的真诚性或怀疑表达的正确性时，一致协议是不可能达成的。 在现实交往中，三个有效性断言能够提出、接受或被反驳，这都是理性的言说过程。 哈贝马斯认为，人际交往最基本、最核心的形式是语言。 惟有通过语言交往，单独的人才能组合为社会。 语言原初地蕴含着“有效性要求”，即合理性的要求，这便是哈贝马斯称之为“交往理性”的基本内涵。 （二）哈贝马斯对全球问题的设想哈贝马斯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分析与全球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 哈贝马斯解决全球问题的设想可以概括为密切联系的两个方面:一个是他的商谈伦理学说，一个是超越民族国家理论。 这两个方面其实是交往理性在现实中的应用。 哈贝马斯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不合理的社会，已经出现了合法性危机，他把合法性问题与规范有效性联系起来，认为合法性问题本身应当是一个规范有效性问题。 对于规范有效性问题，有与危机理论相关的两个基本观点，一是交往共同体，一个是普遍利益。 哈贝马斯认为，如果人们不能合乎情理地相信在某一规范上可以达成共识，就无法说明规范有效性问题。 交往共同体成员之间通过商谈、对话共同或一起来确定规范的有效性，这不仅是一种认知活动，更在于这是一种普遍利益的共识。 规范有效性的实现要求普遍利益原则能够得到贯彻，所谓利益的普遍化，哈贝马斯指的是可以通过交往(沟通)而共有的需求。 合法化危机意味着普遍利益受到压制。 对于摆脱资本主义对普遍利益的压制，哈贝马斯寄希望于以语言作为交往中介而不是金钱和权力作为中介的相互理解，寄希望于以可普遍化原则作为先决条件的话语论辩的解放作用。 也就是说，哈贝马斯把“交往行为”的合理化作为社会变革的目标。 让沟通不受限制，使交往行为的交互主体生活在一个美好的、没有任何外在或内在压制的生活世界里。 哈贝马斯在解决全球问题上同样主张以语言为媒介，交往主体通过对话、沟通达成一致和相互理解，从而实现交往的合理化。 如果说，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在解决全球问题上还有一定的空想性，那么主张超越民族国家，则可以说是哈贝马斯在20世纪90年代应对全球化所带来的问题的具体措施。 哈贝马斯清楚地认识到，飞速发展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加剧了阶级对立和由此而来的社会紧张，为了转移国内矛盾，西方国家在19世纪与20世纪上半叶利用民族主义的推动力将社会冲突引向对外的帝国主义战争。 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剧之后，民族主义的整合力已消耗殆尽，西方各国不得不在社会总产值中支配很大份额，实行有力的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就业的政策和完善的社会福利政策，同时促进经济的活力，保障社会一体化，化解了阶级对立，稳定了资本主义。 但是，在激烈竞争的全球化的经济框架中，民族国家要保持其国际竞争力，就不可能再继续福利国家的政策，而必然要“采取有害于社会团结一致，使社会的民主稳定性面临严峻考验的削减政策”在哈贝马斯看来，经济全球化破坏了一度得以实现的社会福利国家妥协的历史局面。 而社会福利国家妥协即使不是解决资本主义内在问题的理想方案，至少也能够把它所造成的社会代价维持在可以容忍的限度。 问题还不仅如此。 一旦放弃社会福利国家的政策，势必要造成贫富差距扩大和社会分化;而社会分化又势必破坏自由的政治文化，丧失民主的基础。 哈贝马斯认为“只有把民族国家的社会福利国家职能转让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适应跨国经济的政治共同体，才能在迄今的水平上履行这种职能”.再说经济全球化也必然大大削弱民族国家的能力。 也就是说，只有从民族国家过渡到一个超民族国家的政治共同体，才能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继续原先由民族国家采取的社会福利措施，对抗资本无限扩张的逻辑，保障和进一步扩大民主。 他认为只有坚持政治先于经济，对在全球范围内横冲直撞的资本主义加以“政治驯化”，才能使现有的社会长治久安。 经济全球化使得地球上的人们成为风险共担的共同体，有着无法回避的集体命运。 一方面，市场的扩张遇到了地球幅员的限制，资源开发也遇到了自然界的限制。 “日益变小的世界己不允许人们将行为后果外化:无须担心制裁，而把代价和风险转嫁给他人一如其他社会部门、其他地区、其他文化或子孙后代—的机会越来越少。 这无论在重大技术的跨地区风险上，还是在富裕社会的工业所制造的危害整个地球的有害物质上，都表现得同样明显.”单个国家不再能靠自己的力量保护自己的公民免受全球风险。 另一方面，生态环境问题、恐怖主义问题、毒品走私、跨国犯罪和军火贸易，都不是哪一个国家可以单独解决的;并且，解决这些问题必然也必须对民族国家的主权有所限制。 面对上述人类共同的严重问题，“各个国家都必须在对内政策上鲜明地被纳入一个负有世界义务的国家共同体的有约束力的合作过程”他一再指出，经济全球化造成大多数人，尤其是弱势群体生活水平下降，收入差距日益扩大，而“收入差距日益扩大导致贫困者和无社会保障者增多，这方面的指数确凿无疑，社会分化的趋势同样也是显而易见的”“不管从哪个角度看，经济全球化都破坏了一度得以实现的社会福利国家妥协的历史局面。 ”哈贝马斯的设想，具体而言，就是把民族国家的社会福利国家职能转让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适应跨国经济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之所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适应跨国经济”，是由于地理的和经济的基础扩大而在全球竞争中获得优势，加强自己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地位。 他还认为仅将原先民族国家的调控能力转移给跨国性的政治共同体是不够的，关键是要以政治来克服“横冲直撞的资本主义”。 具体做法是，“要引进世界范围内的政治意志构成因素，并保证政治决策的约束力”也就是将国内的民主扩大到国际范围，借助各政治实体的市民社会和政治舆论，形成世界性的强制互助意识。 只有当公民要求大力转变对内政策形成观念压力，具有全球行动能力的行动者，包括民族国家在内的各种政治共同体的自我意识才会发生变化，才会日益把自己视为一个只能相互合作和相互兼顾利益的共同体的成员。 （三）哈贝马斯的方式1、 以交往理性约束工具理性哈贝马斯系统地分析了工具理性的泛滥给现代资本主义所带来的严重问题，他认为要限制工具理性的扩张，必须确立交往理性。 在现在看来，他的这一思想，对我们解决全球问题同样是适用的。 由于工具理性的扩张，使人们片面地认识和对待自然以及对科学的盲目崇拜，就产生了许多全球问题。 哈贝马斯认为工具理性的实质是:在目标确定的情况下选择达到这一目标最有效的手段，或在被给定的条件下现实地权衡和制定所要实现的目的。 在他看来，工具理性完全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人在生活世界以及彼此间的交往中遵循着一种完全不同于技术规则的特殊规范。 这种规范必须通过语言的共识来形成，并以语言的形式而存在。 人之所以为人，并不仅仅在于能自觉地进行物质必需品的再生产或工具的使用，而在于能够使用语言。 人的自我意识的发展与语言的发展是不可分割的，因此，对人的行为的分析最终必须落实到语言。 以语言形式进行的交往活动主要应归结为建立在特定观念和原则的有效性共同理解之上的和谐共处。 也就是说，要克服工具理性带来的弊端，限制工具理性的扩张，必须在主体间建立一种以语言为媒介，通过对话形成共识的交往理性。 哈贝马斯主张通过交往理性来限制工具理性，就是要求人们，不要只注重目的—手段的合理性。 在现实中，就是要正确地认识科学技术的两面性，人们不能一味追求“工具—目的理性”，不能以工具合理性作为评判一切的标准。 虽然科学技术能大大发展生产力，能极大丰富我们的物质生活，但是，我们不能无限度的向自然索取。 哈贝马斯对科学技术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作用虽然作了过分极端的评价，认为科学技术执行意识形态的功能，但是他对滥用科学技术的后果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坚决反对科学主义、技术至上论。 对于当前的全球环境和气候问题，我们不能盲目乐观，认为科学技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自然问题说到底还是人的问题，是人如何看待人类自己和自然的关系问题。 科学技术本身并没有错，关键问题是我们如何应用科学技术。 我们在改造自然时，也有一个限度问题，不能无限度索取。 人类和自然的关系也是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关系。 哈贝马斯提出用交往理性来约束工具理性，有其合理的一面。 2、 形成普遍的有效规范针对目前的全球问题，各利益主体也达成了不少协议，但是到目前为止，有些国际公约的执行情况很不令人乐观，甚至有的协议形同虚设、有的协议事与愿违。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规范的制定出现了问题。 哈贝马斯在他的交往理性重建中对规范的作用做了阐述。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强调以语言为核心的交往活动及其三大有效性要求在社会规范建立过程中起重要作用，将生活世界合理结构的整复定位于交往理性的重建，并将此提升到“话语伦理学”的高度，视其为社会伦理的根本原则，主张依此来约束人的行为、人与人的关系乃至整个社会实践，使人际关系和社会交往中权力和暴力的使用成为非法，从而建立合理的社会秩序。 实质上，“话语伦理学”是哈贝马斯交往理性在实践中的运用，即他的“实践理性”。 哈贝马斯认为交往关系是人类的基本关系，人们之间必然会发生交往关系和交往行为，于是，人们就必须相互理解，而人们之间要实现相互理解，就必须具有确定性和规范性的准则，这一方面包括共同的语言背景和语言规则，另一方面包括共同的价值准则。 他由此得出建立普遍化的规范是对话伦理学的基本原则，但是他认为普遍化的规范的确立，必须排除强制的因素，也就是说对话伦理学的规范原则，必须是人们能够自愿接受的。 那么，在不同的利益主体之间怎样才能保证规范为一切人所接受?哈贝马斯认为共识并不像利奥塔所说，必定会抹杀个性，取消话语的多元性，相反，是建筑在对个性和多元性的承认之上的，但承认多元性和个性决不意味着异质多元的话语可以不遵守任何规则，可以超越语言交往的有效性要求。 问题的实质在于，通过何种途径来达到差异中的同一。 真正的共识决不会否定差异，取消多元性，而是要在多元的价值领域内，对对话论证的形式规则达成主体间认识的合理的一致，并将这一前提引入语言交往。 因此，它所依据的乃是建筑在逻辑合理性之上的语言规则的统一，目的是使论证的有效性要求在形式和程序上获得保证。 哈贝马斯认为，建立普遍承认和遵守的规范是主体间顺利展开对话，实现交往合理化的条件之一。 规范的本质特征在他看来就是普遍有效性，这是他的对话伦理的一个基本原则，那么，如何确保规范的普遍有效性?这就涉及到另一个原则，即论证原则。 他认为真理是由共识形成的，陈述的真理性条件是参与对话的主体的普遍同意，也就是说，一个规范是通过参与对话的主体共同论证的结果，所有具有理性、具有语言能力和行为能力的主体在参与讨论的过程中都根据自由意志确定何者为普遍规范。 在这一过程中，不是现存的普遍原则决定人们提出的伦理规范是否正确、是否具有普遍性，而是在主体的相互讨论中，由共同认同产生普遍的规范。 规范既然是各利益主体在平等自由的条件下，经过论证而形成的，那么规范就体现着各主体的共同意志，他们必然会遵守规范。 四、结论与建议（一）理论指导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是从不同利益主体通过对话、商谈并遵从一定的互相认同的规范而达到合作与协调、寻求共存、互利发展的心理趋向、认知构架与行动取向。 哈贝马斯认为运用着认知构架可以较好地分析显示社会以及人类历史上所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和重大变革。 总的看来，交往理性概念揭示了在充满矛盾和冲突的社会生活中人们是如何消除冲突、达成协调和寻求互利发展的。 交往理性的概念的重要之处在于真正突出了社会历史共在主体的作用，它不再把社会共同主体看作先天地内在同一的普遍化整体，也不再把某一特殊社会群体提升为历史的唯一主体，而把其他社会成员排斥在历史主体之外，而是看到各个历史行动的参与者的内在差异的同时找寻到了社会历史共同主体的内在同一性的根据及现实途径。 我们要解决全球问题，除了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全球问题形成的根源之外，也要借鉴西方思想家特别是哈贝马斯的理论，积极寻找全球问题的出路。 （二）实践指导——以货币为例在此基础上，中国参与国际社会的具体操作层面上，还应采用合作博弈的基本理论，与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各类利益主体进行长期重复进行的合作博弈，在国际范围内为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争取能源、资源。 自1972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国际货币秩序陷于混乱。 金融自由化浪潮又为国际资本流动开放了大门。 新兴发展中国家在获得高经济增长后，由于国内经济体系内在扭曲，相继受到国际资本的冲击，几十年的奋斗的成果被国际资本吞噬。 拉美开始出现“美元化”现象，被认为是全球化消除货币民族特征的一个标志。 但从交往理性的角度，这明显不是一个平等的合作。 在亚洲范围内需要一个实力与道德的信任感兼有的国家来承担亚洲货币一体化的火车头，目前还期待着中国经济实力的进一步崛起，以及国际交往能力、制定协议能力的增强。 因为，现代国别货币(如美元、日元等) 是一种制度工具,它以本国的经济实力为基础, 又服务、支持并刺激本国经济的发展。 当一种国别货币成为国际货币时,这种工具不仅给该货币的发行国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使发行国无偿地、长期地占有他国的部分商品和劳务,也有影响、为难甚至于左右他国经济的功能,并影响他国的政治、社会生活以至于文化、意识形态等。 国别货币的国际化,有着极为广泛而深远的国际社会权力效能。 在一定意义上讲,正是这样的国际化,推动了经济的全球化; 反过来,经济的全球化又进一步强化了国别货币国际化的效能。 由此可见，国际范围的合作博弈首先是一个利益联系体，其次相互理解与信任是基础，第三还需要维护机制运行的约束机制。 在货币合作方面，欧盟、欧元走在东亚的前面，启动东亚的货币及经贸合作。 可以成为建立中国、日本、韩国为领头羊的亚洲货币机制良好借鉴。 （李谓文 原创）六、参考文献[1]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M】.洪佩郁，蔺著译.重庆:重庆出版，1994[2]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M].刘北成，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3]哈贝马斯.超越民族国家?[A]贝克等.全球化与政治【c】.王学东，柴方国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