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淼在考古发掘工作中。受访者供图
四月末，暮春时节，成都宝墩遗址工作站的生菜脆嫩、小麦青黄。前来参观宝墩遗址的游客们路过小麦田时，总会有人好奇地掰下两粒尝尝，品咂这片古老土地的味道。带领他们参观的，是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宝墩遗址工作站站长唐淼。今年，是这位“85后”考古队长在宝墩遗址工作的第10个年头。宝墩遗址，是中国西南地区迄今发现的最大规模史前城址。1995年它从沉睡的地底醒来，显示出4500年前文明之光已经照耀成都平原。该遗址的发现，无啻于打开三星堆神秘之门的一把钥匙，将成都平原人类活动的历史向前推进800年。成都平原也由此被认为是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中心之一。
一“3秒”思考开启宝墩之旅
经过1995年试掘，考古工作者推测宝墩遗址面积25万平方米；1996年发掘后，确认其面积60万平方米。2009年，配合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宝墩遗址重启发掘工作，面积扩大至惊人的276万平方米，堪称远古“长江上游第一城”，这一次的发掘一直持续到2023年。2015年，唐淼从四川大学考古专业毕业，来到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前身）工作。当时，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正在开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课题，探讨成都平原新石器时代聚落形态与变迁、社会复杂化进程，文明的出现以及三星堆文化形成等问题。再宏大的课题，分解到每一天的工作中，都是基础而琐碎的。所以，分配给唐淼的活儿就是：拼对高山古城遗址所出土的陶片。陶器，作为数量最大、最为主要的考古资料门类，因为易碎，所以成为更新换代最快的遗物类型，也是后人观察先民生活状态的首选。“当时，刚好赶上一个发掘年度的结束，正在做发掘材料的整理工作。我就跟着周志清老师他们做高山古城遗址出土陶器的整理、拼对工作。”此项工作前后持续了三个月。因为之前在学校主要学习田野考古的工作流程，所以耗时三个月拼对陶片，对唐淼来说过于琐碎了。“刚开始我不理解。”唐淼坦言。破碎的陶片经过拼对，找到自己的位置，4000多年前的陶器被复原，宝墩文化面目愈发清晰起来。日复一日的拼对，看似枯燥单调，唐淼却逐渐享受起了这个过程：“通过陶片，把远古串联了起来，心境豁然开朗。”找到自己“位置”的，不仅仅是陶片，还有唐淼。某一天，唐淼依旧蹲在地上拼着陶片。时任宝墩遗址工作站站长的何锟宇老师突然发问：“唐淼，你整理完这个又干什么？”“我说我不知道。”唐淼回忆，“何锟宇老师就跟我说，要不你跟我去宝墩吧。”当时的唐淼还不知道，这句话会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着怎样的影响。思考了三秒，唐淼说：“好。”就这样，唐淼来到宝墩遗址工作站，于2015年下半年起深度参与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工作中。
二扎根宝墩复原成都平原最早村落
2009年，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宝墩遗址的外城。2012年，相关钻探工作结束。之后，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决定选择一个典型的聚落，以探索成都平原最早的聚落和社会形态，相关重点发掘工作从2013年开始。因此，唐淼正式到宝墩遗址工作站工作时，正逢重点发掘的第三个年头。“当时，前辈们已经建立起宝墩文化的基本序列，但是对古城中的功能分区、结构并不清楚。所以，我当时最重要的任务是跟着前辈们，一起探索更精细的聚落结构。”站在宝墩遗址顶部宽20多米、现存高度6米的城墙上，唐淼在想，没有铁质工具的4500年前，仅靠石质或木质工具，如何修葺这样高大的城墙？下工的时候，夕阳斜照在发掘区，他不由得想，宝墩先民们在结束了一天劳作之后，是否也会躺下来，享受余晖洒在身上的惬意呢？整理陶片时意外发现的指纹，都会让他产生与宝墩先民跨越时空对话的感觉。“这些都提醒着我，我是考古一线的发掘人员，我的态度决定了这批文物呈现的状态。如果我更积极、更全面地整理，那么呈现出来的宝墩文化就会更丰满。”2015年至2017年，唐淼跟着何锟宇老师一直在宝墩遗址工作。“当时基本就是何锟宇老师告诉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按部就班，跟在学校里一样。”2017年的一天，何锟宇老师突然告诉唐淼，自己要去贵州招果洞遗址了，还以开玩笑的语气说“宝墩交给你了”。“我当时就懵了，我说怎么就交给我了？！”起初，唐淼以为老师只是离开一小段时间。但招果洞遗址一发掘就是5年，还获评“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虽然何锟宇老师还在继续指导宝墩遗址发掘的重大事项，但具体事务落在了唐淼身上。与这座庞大又古老的城址相比，唐淼太小、太年轻，但他明白，自己必须得转换角色了，要从一位普通工作人员转变到真正的大遗址考古领队上来。今年挖什么、明年怎么挖、5年的工作计划……唐淼决定走出去，他先后去良渚遗址、石家河遗址、屈家岭遗址，学习、研究这些大遗址的规划和发掘工作，再系统地梳理宝墩遗址考古发现，制订合适的发掘计划和研究方向。2018年，唐淼被任命为宝墩遗址工作站副站长。2021年，他挑起了站长的重担。“每一次的发现都是一次填补。”唐淼解释，因为宝墩遗址作为成都平原考古研究的“桥头堡”，每次发掘都极具价值。在他参与工作期间，宝墩遗址工作站的考古工作者们复原出了成都平原最早的村落形态，明确了墓葬形态的变化，并且通过浮选工艺，首次发现了碳化稻谷，发现了成都平原上最早的水稻田。“我很幸运，前辈们搭建起了宝墩文化的框架，我们得以填补细节，让历史更加具体。”唐淼说。
三精心策展反哺推动考古工作
唐淼喜欢考古。因为它不是“单纯的重复性工作”，每一次的发掘、阐释，都是全新的，它是“探索性的工作，会推着人往前走”。同时，唐淼还十分享受考古工作的特殊魅力，考古工作者可以在田野里发掘，也可以在实验室做精细化工作或者在书桌前研究探索，还能在公众面前进行阐释。“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考古人，也是国家重大课题的推进人。我喜欢这种反差，很有魅力。”唐淼说。宝墩遗址工作站的建立，让唐淼有了机会，参与《天府之根——宝墩遗址与宝墩文化》展览的策展工作。从1995年开始发掘，直到宝墩文化其他7座古城和百余处中小型聚落被发现，已经累积了太多的信息与资料。将宝墩文化展示、传播出去，既能让文物“活”起来，又能助力宝墩遗址所在地新津区的文旅产业发展，宝墩遗址考古工作站开始了展陈筹备工作，在宝墩工作多年的唐淼承担了策展重任。传统的策展方法是，将考古报告整理成论文，再将论文转化为公众易接受的科普信息。然而彼时，宝墩遗址的考古材料尚未完全转化为成熟的考古报告，跨越中间环节，将这些晦涩难懂的考古材料，转换为浅显易懂的展览，无异一项重大挑战。观众想看什么？如何看得懂？唐淼被逼着换位思考这些问题。“我们策展的理念在于呈现考古成果的同时，附带考古的逻辑思维。让公众就更好地理解考古工作是如何通过点滴信息，进行推理论证的。”例如，为了更好地呈现宝墩古城形成、兴盛、衰落的过程，唐淼将其梳理成5个阶段，用5段不同的动画来体现定居、修筑内城、人口扩张、修筑外城、洪水袭击的经过。但同时，他也会在讲解的时候，严谨地提到两次“洪水袭击”仅是一个意象，并非一场洪水就能让宝墩先民放弃这座精心修筑的古城。通过策展，唐淼也意识到，考古工作时采集、记录的信息越多，展览的呈现就越生动、丰富。这让他重新审视考古工作，试图弥补以往工作中未涉及的空白区域：“这是策展工作对考古工作的一个反哺。也是给我一个重新梳理宝墩文化的机会。”遗址一旦开始发掘，就无法再恢复到原状。不小心遗漏的信息，很难再次找回，一条不大起眼的线索可能蕴藏着文明的密码。考古工作者要有极度敏锐的眼睛，还得依靠科技手段弥补这方面的遗憾。为此，宝墩遗址工作站运用延时摄影、三维化信息采集、多角度三维建模、过程化航拍等多种方式，尽可能全面地保存考古资料，以便回看和发表资料的时候，能够有更多发现的可能。
四暂停发掘宝墩考古报告即将出版
除了宝墩遗址考古工作站站长，唐淼还有一个身份：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宣传陈列部主任。有一次，他笑着说自己是“不务正业的考古人”。目前，成都考古中心的基本陈列展《考古·成都》，以及正在展出的“金石为开——成凉合作二十周年考古成果展”，都由他策展。而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推出的社教活动，也由唐淼所在部门负责。在他看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公众需要了解考古，以增强文化自信；同时，考古工作也需要被理解，“当全民都树立起文物保护的概念，更多的文化古迹才有机会保存下来”。这是一个教学相长的过程。循着这样的理念，自2019年起，成都考古中心便开始创新探索“考古+社教”的模式，打造出了“成都考古社教行特别版”。2023年，在考古人的带领下，共开展了8场社教行活动。公众在祝国寺村遗址、王家堰旧石器时代遗址、彭家湾崖墓现场、鱼凫古城遗址4个考古现场，走近历史，也走近考古。而每当群里的反馈消息传来，唐淼看到这些成百上千字的感言，觉得公众考古的工作是有价值的，并非“无谓的尝试”。通过类似活动，好奇和探索的种子或许就像宝墩遗址上的蒲公英一样，四散开去、落地生根、开枝散叶，在未来的某一个时刻，反哺到考古工作中来。2023年，宝墩遗址的发掘工作按下了暂停键。唐淼认为，停止是为了更好地前进。“从2009年到2023年，宝墩遗址又发掘了14个年头，有一项更重要的事情还没完成，就是考古报告的撰写。”现在的唐淼正埋头梳理14年来的考古资料，以早日形成一份科学、客观的考古报告，为更多研究者提供极具价值的资料，推动宝墩遗址和宝墩文化研究走向深入。无论是公众还是学界，能有更多人关注宝墩，是唐淼的期待。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可欣（卢嗣晨亦对本文有贡献）
成都平原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水稻是什么样子呢?
“水稻”在我们中国人的饮食结构中是至关重要的，而盛产水稻的成都平原也被我们称之为“天府之国”。可是，你知道成都平原最早的水稻是什么样子的吗，它们又是在什么时候被我们发现的呢？
6月7日，成都文物保护啊研究院宣布了他们2020年到2021年关于新津宝墩遗址的研究报告。可能在普通网友看来这只不过是一份再简单不过的研究报告，可是对于历史学界可谓是引起了一场地震，整个学术圈都被震撼到了。其原因就是因为考古人员在这里发现了4500年前的碳化水稻，这可能是成都平原最早的史前水稻了，对于研究史前人类文明有着非常重大地帮助。那么这些水稻是什么样子的呢？
从官方公布的图片来看，这些水稻虽然被碳化了，但是其形状、大小和我们目前食用的大米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而且从一些考古工作人员接受采访的话语中可以看出，这里的先民应该是掌握了水稻的种植技术，因为该地层中有水稻植硅体分布，并且是主要农作物类型。从生物指标来讲，该地层已经基本可以判定为水稻田。
新津宝墩遗址中不光发现了成都最早的水稻化石，同时还发现了很多其他的东西。以前考古人员对于这里的早期居民是居住什么样的房屋有争议，到底是木骨泥墙，还是竹骨泥墙亦或是二者皆有？在本年度宝墩遗址考古发掘中，涌出重大发现，在台地边缘倒塌的红烧土基址中发现了6枚碳化竹片。虽然不能排除木骨泥墙的存在，但也证明了竹骨泥墙的存在。
2019年1月10日四川省的什么遗址
2019年1月10日四川省的渠县城坝遗址。
宝墩遗址工作站站长唐淼：对考古工作带来新挑战
当天，封面新闻记者采访了宝墩遗址、罗家坝遗址和城坝遗址的负责人，他们不约而同地表示，能够在未来修建遗址公园，这不仅是对一线考古人员辛勤工作的肯定，亦能促进遗址的发掘和保护。
宝墩遗址工作站站长唐淼告诉封面新闻记者：“宝墩古城考古遗址公园的立项还对我们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宝墩遗址
成都市新津区的宝墩遗址距今有4500年历史，是成都平原迈进文明门槛和长江上游文明起源的历史见证，也是研究古蜀文明和中华文明的重要基石。
今年年初，宝墩遗址考古工作站中的宝墩遗址展馆正式揭幕。唐淼介绍，目前展馆的规模也在持续扩大，“今年年初我们开展了不少社教、研学活动，还有开辟模拟考古区域，包括这次遗址公园立项，都是一步一步往前走的。”
唐淼还说:“宝墩遗址考古工作站是一个融展览和科研为一体的新型的工作站，也算是修建遗址公园的前期铺垫，今后遗址公园修建完成，游客就不仅局限于在展厅参观，他们有可能会到我们考古发掘现场去更加宏观地了解古蜀文明的起源。”
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陈卫东：游客能连“刷”达州两大遗址公园
同处达州的渠县城坝遗址和宣汉县罗家坝遗址，均入选国家文物局确定的145处“十四五”时期大遗址名单，被称为全国巴文化考古发掘的“双子星”。
这次“双子星”又同时入选第四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这在考古学家、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陈卫东看来具有极为特殊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