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5月21日电 5月21日,《新华每日电讯》发表题为《出土简牍:《论语》两千年前已在西南边疆传播——云南河泊所遗址考古新进展追踪》的报道。
云南河泊所遗址近年出土简牍中，一片写着“●季氏旅于”，一片写着“能救与对曰不”。这与《论语·八佾》的内容（季氏旅于泰山。子谓冉有曰：女弗能救与？对曰：不能。）相吻合。专家认为，这两片简牍虽然信息量不多，但意义重大，表明2000多年前汉代建立益州郡后，《论语》已在西南边疆传播。
考古工作者在清理河泊所遗址出土的简牍（资料图）。新华社记者江文耀摄
记者近日从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获悉，2021年以来，河泊所遗址出土简牍4万多片，其中2500多片写有文字，但多数为残片。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利用红外技术扫描图像，对简牍残片试作缀合，对文字进行释读，取得积极进展。
“河泊所遗址汉代简牍的出土，是我国简牍发现史上的一件大事。”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简帛研究中心主任陈伟介绍。这批简牍内容丰富，包括文告、往来文书、司法文书、户版、书信和典籍，涉及政区建置、职官制度、赋役制度、司法制度、民族关系、交通状况等等，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是汉代对西南地区进行有效治理的重要见证。
关于政区建置，简牍中已辨认出来的益州郡属县，有滇池、俞元、收靡、谷昌、秦臧等20个。《汉书·地理志》记载的益州郡下辖24个县，大多数在简牍中已找到记录。
关于政治架构，简牍中发现了“滇国”“滇相”“滇丞”“滇廷”等记述，与石寨山古墓群出土的“滇王之印”和河泊所遗址此前出土的“滇国相印”封泥相印证。河泊所遗址考古领队、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蒋志龙分析，这表明汉朝在益州郡实行郡县制的同时，既保留滇国、滇王称号待遇并“以其故俗治”，又设置滇相、滇丞等官员直接开展治理，这是古代中央王朝在边疆民族地区实行羁縻治理的早期实践。
关于职官制度，一片简牍上写着“己丑滇池守令邪龙长武、守丞……”，其中“守”指代理，县令、县长皆为县级长官，县丞为县级副职。这句文字表明名叫武的邪龙县长代理滇池县令（秦汉时期万户以上称县令，不足万户称县长），显示益州郡县级长官有“令”“长”之别，并有官员代理制度。
关于户籍制度，简牍中发现了多件户版，其中一件较为完整的户版依次写着户主姓名、居住的里名、身份、岁数、徭役等，这是汉朝在益州郡推行编户齐民制度的直接证据。
关于刑罚制度，一枚木牍写有“建伶髨钳吴屯代杨闵”等，其中建伶是县名，髨钳是古代刑罚名称，指剃去头发、用铁圈束颈，吴屯、杨闵是人名，代即代为受刑。结合其他地方汉代刑徒墓地铭文记载，可知汉代用人代刑的情形较为常见。
关于交通运输，有件封泥匣上写着“梓潼富里周得弟（第）一车辰”，其中梓潼是广汉郡下辖县，富里是里名，周得是人名，第一车辰显示这是某个车队由周得负责的第一辆车上的第五件（用地支记序）货箱。还有一枚木牍记载“就车一十九两（辆）”。两者结合表明，当时昆明道路建设和交通运输有较大规模。
简牍中有多件书信。其中一件经缀合可复原大半，首行写“富紃伏地再拜请”，次行写“青、平、子林、文先、少……足下毋恙，甚善。春时不和，愿强进酒食，近衣，慎察左右……”这是富紃发给青、平、子林、文先等人的信函，款式、用语与湖南里耶秦简和西北汉简出土的书信相似。
有几件简牍记有纪年，如汉昭帝始元四年（公元前83年）、七年（公元前80年）和元凤四年（公元前77年），汉宣帝元康二年（公元前64年）。还有一片记有“永建五……”，如果永建是指年号，则是东汉顺帝时期（永建五年为公元130年）。结合内容分析，河泊所简牍属于两汉时期。
值得注意的是，有两件文书传递使用的封检均题写着“滇池以亭行”。这是秦汉时期封检题署的常见格式，“滇池”指文书发送目的地为滇池县，“以亭行”指按亭传递（大致十里设一亭）。这表明汉朝在益州郡建立了邮传制度。
陈伟表示，通过简牍记载可以看出，益州郡建置之后，汉朝将文书、职官、户口、赋役、法律制度系统地扩展到当地，同时传播儒家典籍及其代表的主流思想，有效地进行治理，为开发西南地区、建立和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都有哪几种中国的经典文学？
北京奥运开幕式中国文化元素大全2008-08-10 19:02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以其大气磅礴,精美绝伦,巧妙构思赢得了空前成功和一片赞誉!以老谋子为首的创作团队把中国传统文化元素演绎的淋漓尽致,荡气回肠!开幕式结束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很长时间都沉浸在美好的回忆之中.今天把开幕式的视频又找出来回放了好几次,将里面所有中国文化元素都细数了一便,觉得很是过瘾,因才疏学浅,可能还有没注意到的文化元素,恭请各位往上加吧!不妥之处也请指正。 日晷:日晷又称“日规”，是我国古代利用日影测得时刻的一种计时仪器。 最能体现科学魅力和艺术品味的时间雕塑!利用太阳投射的影子来测定时刻的装置。 又称“日规”，是我国古代利用日影测得时刻的一种计时仪器。 通常由铜制的指针和石制的圆盘组成。 铜制的指针叫做“晷针”，垂直地穿过圆盘中心，起着圭表中立竿的作用，因此，晷针又叫“表”，石制的圆盘叫做“晷面”，安放在石台上，呈南高北低，使晷面平行于天赤道面，这样，晷针的上端正好指向北天极，下端正好指向南天极。 在晷面的正反两面刻划出12个大格，每个大格代表两个小时。 当太阳光照在日晷上时，晷针的影子就会投向晷面，太阳由东向西移动，投向晷面的晷针影子也慢慢地由西向东移动。 于是，移动着的晷针影子好像是现代钟表的指针，晷面则是钟表的表面，以此来显示时刻。 古缶(FOU):缶本是用来装酒的瓦器，敲打起来就算是音乐了。 公元前279年，秦王派使者约赵王在渑池（今河南渑池县）相会，名为促进两国友好，实则想要挟赵王，赵王知道秦王脆计多端，担心秦国暗算故借故不去，但谋臣蔺相如与大将廉颇等考虑再三，却主张赵王赴会为上，如果不去，反而被秦国笑话，灭了自己的威风。 赵王认为二位大臣说得有理，决定应约去渑池会见秦王，并命令蔺相如同行，大将廉颇在边境上布置重兵，以防不测。 宴会上，秦王盛气凌人，并假装酒醉，旁敲侧击，戏弄赵王，说道：寡人听说赵王善于弹瑟（一种古代弦乐器），今日盛会，请赵王弹一曲助兴。 赵王不敢不依，勉强弹了一曲。 哪知，赵王正中圈套，秦国的史官赶快把这位事记载下来：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令赵王鼓瑟。 蔺相如见此情景，非常气愤，上前对秦王说道：赵王听说秦王很会击缶，今日胜会，也请大王击缶助兴。 秦王不肯，厉色拒绝，蔺相如再次相请，说道：大王如果一定不依，在这五步之内，我愿意以颈血溅在大王身上。 秦王左右立即拔出刀来，要杀蔺相如。 蔺相如面不改色，大声喝斥，众人吓得口瞪目呆，空气异常紧张，秦王为了解除眼前的危机，迫不得已在缶上敲了几下。 蔺相如立即命令赵国的史官记下来：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为赵王击缶。 这里秦王所击的缶，就是窑字里面的缶，它是古代的一种陶器，用来盛酒的。 春秋战国时候曾经拿它当作乐器。 我国的文字最早是象形文字，窑字形成这样的结构，有它一定的依据。 这使我们从某一个侧面考证到，最原始的窑炉是利用现成的山洞，或者挖掘洞穴，用石头砌成，在里面焙烧缶一类的陶器。 直到后来的龙窑，阶级窑，甚至今天的倒焰窑，隧道窑，也都有一个洞穴，这就是烧成室，在里面焙烧各种制品，它是用各种耐火材料砌筑的；里面焙烧的制品不是古老的简单的缶，而是各式各样的精致的陶瓷制品。 千里江山图:《千里江山图》宋代画家王希孟作。 画卷表现了绵亘山势，幽岩深谷，高峰平坡，流溪飞泉，水村野市，渔船游艇，桥梁水车，茅蓬楼阁，以及捕鱼、游赏、行旅、呼渡等人物的活动。 全面继承了隋唐以来青绿山水的表现手法，突出石青石绿的厚重，苍翠效果，使画面爽朗富丽。 水、天、树、石间，用掺粉加赭的色泽渲染。 用勾勒画轮廓，也间以没骨法画树干，用皴点画山坡，丰富了青绿山水的表现力。 人物活动栩栩如生。 充满了作者对美好生活境界的向往。 造纸术:中国造纸术的起源同丝絮有着渊源关系。 东汉元兴元年(105)蔡伦发明造纸术。 他用树皮、麻头及敝布、鱼网等植物原料,经过挫、捣、抄、烘等工艺制造的纸,是现代纸的渊源。 活字印刷:北宋平民发明家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改进雕版印刷这些缺点。 毕升是北宋中期的一个普通平民知识分子，当时人称布衣。 他总结了历代雕版印刷的丰富的实践经验，经过反复试验，在宋仁宗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制成了胶泥活字，实行排版印刷，完成了印刷史上一项重大的革命。 毕升活字印刷术的方法是这样的：用胶泥做成一个个规格一致的毛坯，在一端刻上反体单字，字划突起的高度象铜钱边缘的厚度一样，用火烧硬，成为单个的胶泥活字。 文房四宝(笔墨纸砚):旧时对纸、墨、笔、砚四种文具的统称。 文房谓书房。 北宋苏易简著《文房四谱》，一名《文房四宝谱》，叙述这四种文具的品类和故实等。 这些文具，制作历史悠久，品类繁多，历代都有著名的制品和艺人。 如安徽泾县（原属宁国府，产纸以府治宣城为名）的宣纸，歙县（原为徽州府治）的徽墨，浙江吴兴（原为湖州府治）的湖笔，广东高要（原为肇庆府治，古名端州）的端砚，以及与端砚齐名的歙县（原歙州府）的歙砚.古琴:古琴，亦称瑶琴、玉琴、七弦琴，中国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古琴是在孔子时期就已盛行的乐器，它在中国历史上流传了三千余年不曾中断，本世纪初才被称作古琴。 在中国古代社会漫长的历史阶段中，“琴、棋、书、画”历来被视为文人雅士修身养性的必由之径。 古琴因其清、和、淡、雅的音乐品格寄寓了文人凌风傲骨、超凡脱俗的处世心态，而在音乐、棋术、书法、绘画中居于首位。 “琴者，情也；琴者，禁也。 ”吹箫抚琴、吟诗作画、登高远游、对酒当歌成为文人士大夫生活的生动写照。 太古遗音:古琴造型优美，历来为制琴家所重视，南宋芝翁的《太古遗音》，是我国最早载有古琴样式的古籍。 在存见的古琴中，最常见的为伏羲、仲尼、联珠、落霞和月型等式样，古琴型式虽多，但只是在项部和腰部向内弯曲上有所不同而已。 宋代以来，琴制由大渐趋狭小。 一般说来，《太古遗音》琴制为中琴，唐琴属于大琴二列。 我国制琴历史极为悠久。 唐、宋是古琴制作的黄金时代，出现了许多造型美观、工艺精巧、音响宏亮、音色优美的珍品。 “太古遗音琴”出现于晚唐，长122厘米，额宽22厘米，尾宽14厘米，背面龙池上方刻行书“太古遗音”，池下刻篆书“清和”印。 曾由已故山东琴家詹澄秋珍藏。 古琴音乐主要受儒家中正和平、温柔敦厚、“德音之谓乐”和道家顺应自然、大音希声、清微淡远等思想的影响。 卷轴画:在中国绘画史上，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 全国长期战乱，南北对峙，朝代频频更迭，却使当时的学术思想格外活跃，并促进了艺术的发展。 这一时期的石窟壁画、墓室壁画、石刻、砖刻以及漆画等都已蔚然可观，出现了开宗立派的专业画家、书法家，而且，作为奠立中国绘画理论基础的“传神传”、“六法论”也在这一时期提出。 在绘画上，被尊为画祖的顾恺之和他的卷轴画最具有代表性。 书法:书法是中国特有的一种传统艺术。 中国汉字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开始以图画记事，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演变成了当今的文字，又因祖先发明了用毛笔书写，便产生了书法，古往今来，均以毛笔书写汉字为主，至于其他书写形式，如硬笔、指书等，其书写规律与毛笔书写规律相比，并非迥然不同，而是基本相通。 基于索本求源（指甲骨文之后），这里重点介绍毛笔书写汉字的规律。 只要我们对书法有了“狭义”的理解，那么对领会“广义的书法”也会大有裨益。 山水画:五代南唐有位著名画家叫董源.董源中国五代南唐画家。 一作董元，字叔达，江西钟陵（今江西南昌附近）人，自称“江南人”。 生卒年不详，主要活动在南唐中主（934～960)时期。 事南唐主李璟时任北苑副使，故又称“董北苑”，南唐亡后入宋。 董源不仅以画山水见长，也能画牛、虎、龙及人物。 作为山水画家，董源也是不专一体的。 宋人称许其大设色山水景物富丽，宛有李思训风格。 但其最有独创性而且成就最高的是水墨山水。 他运用披麻皴和点苔法来表现江南一带的自然面貌，神妙地传写出峰峦晦明、洲渚掩映、林麓烟霏的江南景色。 他用笔甚草草，近视几不类物象，远观则景物粲然，在技巧上富有创造性。 他的名作《夏景山口待渡图》和《潇湘图》，将夏天江南的丘陵，江湖间草木畅茂、云气滃郁的特定景色表现得淋漓尽致。 其笔墨技法是与他所表现的特定景色充分适应的。 陶器:陶器是指以粘土为胎，经过手捏、轮制、模塑等方法加工成型后，在800—1000℃高温下焙烧而成的物品，坯体不透明，有微孔，具有吸水性，叩之声音不清。 陶器可区分为细陶和粗陶，白色或有色，无釉或有釉。 品种有灰陶、红陶、白陶、彩陶和黑陶等。 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独特的艺术风格。 早在商代，就已出现釉陶和初具瓷器性质的硬釉陶。 陶器的表现内容多种多样，动物、楼阁以及日常生活用器无不涉及。 陶器的发明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进程－－是人类第一次利用天然物，按照自己的意志创造出来的一种崭新的东西。 从河北省阳原县泥河湾地区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陶片来看，在中国陶器的产生距今已有多年的悠久历史。 青铜器:主要指先秦时期用铜锡合金制作的器物，简称“铜器”。 包括有炊器、食器、酒器、水器、乐器、车马饰、铜镜、带钩、兵器、工具和度量衡器等。 流行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秦汉时代，以商周器物最为精美。 最初出现的是小型工具或饰物。 夏代始有青铜容器和兵器。 商中期，青铜器品种已很丰富，并出现了铭文和精细的花纹。 商晚期至西周早期，是青铜器发展的鼎盛时期，器型多种多样，浑厚凝重，铭文逐渐加长，花纹繁缛富丽。 随后，青铜器胎体开始变薄，纹饰逐渐简化。 春秋晚期至战国，由于铁器的推广使用，铜制工具越来越少。 秦汉时期，随着瓷器和漆器进入日常生活，铜制容器品种减少，装饰简单，多为素面，胎体也更为轻薄。 中国古代铜器，是我们的祖先对人类物质文明的巨大贡献，虽然从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我国铜器的出现，晚于世界上其他一些地方，但是就铜器的使用规模、铸造工艺、造型艺术及品种而言，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的铜器可以与中国古代铜器相比拟。 这也是中国古代铜器在世界艺术史上占有独特地位并引起普遍重视的原因之一。 瓷器:中国是世界上率先发明瓷器的国家，为人类历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瓷器的发明，堪称我国的“第五大发明”，它在技术和艺术上的成就，传播到世界各国，并深刻影响了其陶瓷和文化的发展，为我国赢得“瓷器之国”的盛誉。 中国是瓷器的故乡，中国瓷器的发明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在英文中“瓷器”(china)一词也有中国的意思。 大约在公元前16世纪的商代中期，中国就出现了早期的瓷器。 因为其无论在胎体上，还是在釉层的烧制工艺上都尚显粗糙，烧制温度也较低，表现出原始性和过渡性，所以一般称其为原始瓷。 “瓷器”的发明始于汉代，至唐、五代时渐趋成熟；至宋代为瓷业蓬勃发展时期，定、汝、官、哥、均等窑。 名重千古；元代青花和釉里红等新品迭出；明代继承并发展了宋瓷传统，宣德。 成化窑制品，尤为突出；清代风格古雅浑朴，比前时稍逊，却胜在精巧华丽、美妙绝伦，康熙、雍正、乾隆时所制器物，更是出类拔萃，令人叫绝。 孔子:孔子(前551年9月28日～前479年4月11日)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人，汉族。 英文：Confucius,KungTze。 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世界文化名人。 孔子的言行思想主要载于《论语》及《五经》中。 孔子兄弟排行第二,所以也有人称之为“孔老二”。 春秋后期鲁国人。 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夏历八月二十七日）生于鲁国陬邑昌平乡（今山东省曲阜市东南的鲁源村）；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农历二月十一日）逝世，享年72岁，葬于曲阜城北泗水之上，即今日孔林所在地。 孔子他的祖先是宋国贵族，大约在孔子前几代就没落了。 孔子年轻时做过几任小官，但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从事教育，相传所收弟子多达三千人，其中贤人72,教出不少有知识有才能的学生，“桃李满天下”就出自此处。 孔子任鲁国司寇；后携弟子周游列国；最终返回鲁国，专心执教。 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上，对华夏民族的性格、气质产生最大影响的人，就算是孔子了。 在世时已被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千古圣人”，是当时社会上最博学者之一，并且被后世尊为至圣（圣人之中的圣人）、万世师表。 因父母曾为生子而祷于尼丘山，故名丘，曾修《诗》、《书》，定《礼》、《乐》，序《周易》，作《春秋》。 春秋战国服饰:春秋战国服饰(公元前770～前221)春秋战国时期织绣工艺的巨大进步，使服饰材料日益精细，品种名目日见繁多。 河南襄邑的花锦，山东齐鲁的冰纨、绮、缟、文绣，风行全国。 工艺的传播，使多样、精美的衣着服饰脱颖而出。 春秋战国时期，不仅王侯本人一身华服，从臣客卿也是足饰珠玑，腰金佩玉，衣裘冠履，均求贵重。 论语:《论语》首创语录之体。 汉语文章的典范性也发源于此。 《论语》一书比较忠实地记述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也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孔子的思想。 今本《论语》共二十篇。 儒家创始人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是“仁”、“礼”、“义”。 《论语》一书名的含义为：主要将孔子及其弟子的许多言论论纂起来，其次还包括记录他们不少的社会实践活动。 《论语》共分二十篇，每篇的篇名大都由该篇第一章的前几个字附加顺序数来构成，每篇由若干章组成，从表面上看似篇与篇、章与章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但实质上却为浑然一体。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孔子的思想就被确定为至尊的地位。 孔子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极其深远广大，他的思想几乎渗透到了中国历史的每一个领域。 我国自汉朝以来，由孔子创造的儒家学说就成为一直是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儒家学说对于我国社会的巩固、发展和延续起到过不可替代的作用，它深深地渗透并影响于我国的政治、经济、哲学、文学、史学、艺术、民俗等等文化思想领域，它规定了我国文化的特质，造就了我们民族的风骨，塑造了我们民族的精神面貌。 竹简:战国至魏晋时代的书写材料。 是削制成的狭长竹片（也有木片），竹片称简，木片称札或牍，统称为简，现在一般说竹简。 均用毛笔墨书。 册的长度，如写诏书律令的长三尺（约67.5cm），抄写经书的长二尺四寸（约56cm），民间写书信的长一尺（约23cm）。 在湖南长沙、湖北荆州、山东临沂和西北地区如敦煌、居延、武威等地都有过重要发现，其中居延出土过编缀成册的东汉文书。 竹简多用竹片制成，每片写字一行，将一篇文章的所有竹片编联起来，称为「简牍」。 这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书籍形式，用于书写文字的木片称木牍，多用于书写短文。 古代竹简也是可以用现代工艺来进行体现的。 提线木偶:根植于历史文化名城泉州的提线木偶戏古称“悬丝傀儡”，又名“丝戏”，民间俗称“嘉礼”，乃流行于闽南语系地区的古老珍稀戏种，数百年形成了一套稳定而完整的演出规制和700余出传统剧目。 在全国各类木偶戏中，泉州提线木偶戏又是唯一仍有自己剧种音乐“傀儡调”的戏种，至今仍完整地保存将近300支曲牌旋律曲调及南鼓（压脚鼓）、钲锣等古乐器。 泉州提线木偶形象结构完整，制作精美，尤其是木偶头的雕刻、粉彩工艺，独具匠心，巧夺天工，泉州木偶头轮廓清晰，线条洗练，继承了唐宋雕刻、绘画风格，当代木偶头制作，在师承的传统技艺基础上，更侧重于夸张与变形，尤为强调性格化和表现力，乃驰名中外的民间工艺珍品。 泉州提线木偶形象，一般都系有16条以上，甚至多达30余条纤细悬丝，线条繁多，操弄复杂，与我国多数传统木偶戏相比，技巧表演难度最高。 京剧:京剧，也称“皮黄”，由“西皮”和“二簧”两种基本腔调组成它的音乐素材，也兼唱一些地方小曲调（如柳子腔、吹腔等）和昆曲曲牌。 它形成于北京，时间是在1840年前后，盛行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时有“国剧”之称。 现在它仍是具有全国影响的大剧种。 它的行当全面、表演成熟、气势宏美，是近代中国戏曲的代表。 中国京剧是中国的“国粹”，已有200年历史。 京剧之名始见于清光绪二年（1876）的《申报》，历史上曾有皮黄、二黄、黄腔、京调、京戏、平剧、国剧等称谓，清朝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安徽四大徽班进京后与北京剧坛的昆曲、汉剧、弋阳、乱弹等剧种经过五、六十年的融汇，衍变成为京剧，是中国最大戏曲剧种。 其剧目之丰富、表演艺术家之多、剧团之多、观众之多、影响之深均为全国之冠。 京剧是综合性表演艺术。 即唱（歌唱）、念（念白）、做（表演）、打（武打）、舞(舞蹈)为一体、通过程式的表演手段叙演故事，刻划人物，表达喜、怒、哀、乐、惊、恐、悲的思想感情。 角色可分为：生（男人）、旦（女人）、净（男人）、丑（男、女人皆有）四大行当。 人物有忠奸之分、美丑之分、善恶之分。 各个形象鲜明、栩栩如生。 昆曲:昆曲（原应为“昆”），是我国古老的戏曲声腔、剧种，原名“昆山腔”或简称“昆腔”，清朝以来被称为“昆曲”，现又被称为“昆剧”。 昆曲的伴奏乐器，以曲笛为主，辅以笙、箫、唢呐、三弦、琵琶等（打击乐俱备）。 昆曲的表演，也有它独特的体系、风格，它最大的特点是抒情性强、动作细腻，歌唱与舞蹈的身段结合得巧妙而和谐。
怎么从历史的角理解齐论语失传1800年？
失传1800年《齐论语》出土，震惊世界。
惊世出土，江西振奋。
南昌汉代海昏侯墓的发现让世界又一次聚焦江西。
如今汉代海昏侯墓的研究工作还在进行…在南昌汉代海昏侯墓中，除了灿灿发亮的金器，做工精美的玉器外，还有5000多枚竹简。
专家学者的眼中这批竹简被寄予厚望，甚至被认为是整座海昏侯墓出土的最重要文物之一，其中就包含失传1800年的《论语》知道篇。
海昏侯墓失传《论语》
日前，南昌汉代海昏侯墓考古发掘传来新消息，失传1800年之久的《齐论语》竹简已完成扫描，为文字释读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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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汉代海昏侯墓文物保护工作站工作人员夏华清介绍，扫描完以后，第二道就是清洗，文字露出来以后，立马第二道扫描，两道扫描的一对比，文字就清楚了。“竹简里面已经出现了一篇失传的《论语》。”
如果完全释读出来 将是一个重大发现
大家今天看到的《论语》是张侯之后用《鲁论》和《古论》形成的版本，但是《齐论》到汉魏的时候就失传了。
《齐论》和《鲁论》、《古论》最大的区别就是多了两篇，一篇叫《知道篇》，一篇叫《问王篇》。海昏侯墓里面就发现了失传1800年的《知道篇》。
专家认为,如果真正释读出来这就是失传1800年的《齐论》,那在整个中国学术界、可能在世界学术界都是一个非常重大发现。
它失传了1800年
可能在江西重现世人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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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墓出土的众多竹简中，公布了两张竹简图片，这两张竹简为同一支简的正反面。竹简反面写有“智道”，正面写有：
“孔子智道之昜也，昜昜云者，三日。子曰：此道之美也，莫之御也。”
一般情况下，竹简上的文字多书于一面，此简正反两面均书文字，当为一卷竹书的篇首简。
“智道”即为“知道”，当为此卷竹书的篇题。汉代“知”、“智”互通，此前公布的海昏侯墓出土的竹简上就将《论语》中“知者乐水”一句写为“智者乐水”。
由此可知，这枚竹简上所书写的“智道”，就是《汉书·艺文志》所载《齐论语》第二十二篇的篇题——“知道”。
专家断定，“基本可以确信，海昏侯墓出土竹书《论语》确系失传1800年的《齐论语》。”
是不是又想起了当年
被“熟读并背诵全文”支配的恐惧
目前已释读出《论语》《易经》《礼记》《医书》《五色食胜》《悼亡赋》等多部典籍内容。目前相关已经进入到文字释读和研究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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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滇国考古重大突破！云南出土大量简牍封泥，有哪些研究价值？
众所周知，文物是社会进步的历史见证，对历史研究具有重要的使用价值，是人类社会在社会发展各个阶段智慧的结晶，对人类社会的发展研究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总的来说，文物是帮助我们探寻历史、还原历史真相的最有力依据。
历史是一个国家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文物又是一个国家悠久历史的最生动体现。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文物就可以反映一个民族的精神内核。近期，我们在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布消息得知，古滇国考古有了重大突破。其在云南河泊所遗址发现汉代建筑遗迹，出土了大量简牍封泥。那么，这一重大突破，对于文物所来说，有哪些研究价值呢？
云南自古为多民族地区，古滇国是从战国延续至汉代的区域性政权，属西南夷的一部分。河泊所遗址考古的新发现，也就是对于相关封泥和简牍等文书资料的发现，不仅体现着西汉时期中央政府对边疆云南行使治权的直接体现，更是为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增添了考古实证。
随着社会的现代化发展，我国的文化遗产正在逐步减少，但丰富的民间文化蕴含着民族文化，是社会文化、经济发展的见证。云南大量简牍封泥的出现，不仅为考古断代分期断代提供了最可靠、最直接的证据，将其结合的情况进行分析，可以大大提高考古器物分期的可靠性与实用性。 更是帮助出土器物定名，确认其古代名称，从而深入了解古代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制与宗教思想等重要的意识形态问题。 同时在城市考古研究中具有重要作用，促进了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技术的发展 。
文物是社会进步的历史见证，对历史研究具有重要的使用价值，是人类社会在社会发展各个阶段智慧的结晶，对人类社会的发展研究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所以我们应该加强对文物的管理与保护，充分发挥文物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