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沙战争以来，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重回人们的视线，反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暴行的舆论在世界各地兴起。近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部分精英高校也兴起反对以色列暴行和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抗议，成为新闻热点。 但常常有人把反对以色列暴行与憎恶犹太人混为一谈 ，这是危险的，也在道义上否决了反对以色列暴行的正义性。
犹太人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犹太人有历史悠久的文明，犹太文明对世界文明有历史悠久的影响。作为种族，犹太人有生存和发展的理由，因为犹太人是犹太人而在整体上仇恨，这是反犹主义（anti-semitism），是赤裸裸的种族主义，为人道、公义和良知所不容。
种族主义是人类文明史上的毒瘤，要割去，而不能听任疯长。中国人也长期是种族主义的受害者，不能成为加害者。仇恨以色列的暴行不能延伸到仇恨犹太人。
犹太文明与其他文明并立于世界文明之林，既不更优秀，也不更卑劣。每一个文明都是人类的瑰宝，就像每一个孩子都是家里的宝贝一样。
反犹主义必须反对。
犹太人回归以色列是复杂历史和文化导致的复杂历史现象，没有简单的正义与非正义，也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法。中国与以色列有正常外交关系，中国承认犹太人在这片土地上的生存权。犹太人回到巴勒斯坦人已经世居的土地，带来漫长、惨烈的冲突，“无地的人们回归无主的土地”思维是悲剧的源头。解开这个历史死结是对人类智慧的极大考验。至今还没有一个能让所有人都接受的解决方案。
在这个漫长、惨烈的冲突中， 以色列作为国家，片面维护犹太人的生存权，肆意践踏巴勒斯坦人的生存权，施行了种种违反人道、公义和良知的暴行，事例举不胜举，而且还在继续上演，比如今日加沙。
在历史上，犹太人遭到杀戮，只是因为他/她是犹太人；今天，巴勒斯坦人遭到杀戮，只是因为他/她是巴勒斯坦人。种族主义是邪恶的，历史上的受害者变成现实中的加害者，更加邪恶。
以色列在国家层面上的反人类暴行必须反对，但必须与反犹主义区分开来。
历史上，纳粹将反犹主义推到极致，犹太人大屠杀是欧洲文明史上一个抹不去的污点。 但以色列和支持以色列势力将一切反对以色列的行为和舆论打入反犹主义 ，试图用反对种族主义来掩盖以色列正在滑向种族主义加害者的事实，这是必须反对的。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集体迫害是最明白无误的种族主义事实，比南非种族隔离还要恶劣、暴力。
将反对以色列的国家暴行与反对犹太人作为种族区分开来的重要性是怎么说也不过分的。事实上，以色列和支持以色列势力经常有意将反犹主义和反对以色列暴行的正义行动和舆论相混淆，偷取道义高地。在反对以色列暴行中掉进反犹主义陷阱，把犹太人作为一个种族加以仇恨和鞭挞，正好是能犯的最大错误，完全抵消了反对以色列暴行的本来正义性。
任何时候阴谋论总是有市场，因为阴谋论可以把复杂的世界和历史简化到符合自己的想象，还满足睿智感，以为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真相，其实常常是愚昧、臆想和偏见的结果，而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由于历史的不幸，犹太人在欧洲是寄人篱下的历史，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常常成为阴谋论的牺牲品。“犹太资本控制世界”的说法由来已久，但从来不是事实，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神通和共济会的神通一样，都是阴谋论臆造出来的。犹太人要是真控制美国，就不会有拜登逼着内坦尼亚胡牛不喝水强按头的事了。
把犹太复国主义看作英美殖民主义的延伸是不对的。犹太复国主义的历史远远早于英美崛起。由于英美先后的世界第一强国地位，犹太复国主义的近现代史不可避免地与英美有交织，但把犹太复国主义看作英美阴谋，这是自己入戏太深了。犹太复国主义的存在早于英美。英国衰落了，犹太复国主义依然存在；有一天美国衰落了，犹太复国主义同样会继续存在。一切都会不同，但犹太人的生存和复国意志不是阴谋论就能一言以蔽之的。
以色列对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迫害也不能等同于美国历史上对印度安人的迫害。在以色列建国战争中，确实大量存在巴勒斯坦原住民被驱赶的惨剧，这也是以巴问题至今难以解决的症结之一：被赶走的巴勒斯坦人要求返回故里的权力，以色列极力阻拦。但今天以色列对加沙巴勒斯坦人的杀戮并非要夺走他们的土地，驱赶他们为自己劳役。那片土地已经挤不下殖民者了，也没有有意义的产出，没法殖民。
中国一向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斗争，但支持的是巴勒斯坦人为自己的生存权而斗争，而不是否认犹太人的生存权 。
值得注意的是，反犹主义是种族主义，但种族主义不止于反犹主义。今天以支持巴勒斯坦人为名鼓吹反犹的人，很可能明天就是鼓吹穆斯林劣等的人。他们只是在用支持巴勒斯坦的名义掩盖种族主义的恶臭。
所有形式的种族主义都必须反对，不管针对的是中国人、犹太人、穆斯林、黑人、印度人、越南人、韩国人、日本人、欧美人……
犹太人的反犹主义
反犹主义长期存在的一个原因是人们认为犹太人控制着所在国家的经济命脉。 美国国徽上的六角形星图案，通常被认为是代表美国最初13个州的13颗星星。 尽管普遍认为这是一个巧合的标记，但也有人认为这个设计是为了纪念海姆·所罗门，他为美国独立战争提供了大量资助。 甚至有人认为所罗门本人设计了国徽。 犹太人的标志“大卫王之星”也是六角形的。 这个在美国国徽上的大卫王之星触动了反犹主义者的敏感神经，他们认为这是犹太人控制美国的证据，认为历届美国总统选举中，更亲以色列的候选人会得到犹太人的支持而当选。 时至今日，认为犹太人控制美国的观点在某些圈子里仍然有市场。 在历史上，无论是伊斯兰教还是基督教，都存在反犹的传统。 然而，也有一些对犹太人较为宽容的基督教国家和伊斯兰教国家。 以波兰为例，犹太人在那里得到了较好的待遇。 在奥斯曼帝国时期，犹太人也相对较少受到迫害。 尽管巴耶塞特二世之后的苏丹改变了对犹太人的态度，但总体上，奥斯曼帝国的犹太人生活得比其他伊斯兰国家的犹太人更好。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传统的反犹主义在基督教中有所减弱，现今的天主教教会对待犹太人的态度也有所改善，甚至在祈祷文中更正了涉及犹太人的内容。 在波斯，伊斯兰化初期（634至1255年），犹太人要交特定的税，禁止犹太人携带武器，禁止骑马，禁止犹太人在有关穆斯林的案件中作证。 随着波斯宗教人口从伊斯兰教逊尼派转变为伊斯兰教什叶派，犹太人在什叶派统治下的生活也受到影响，被认为是“不洁”的，与犹太人接触后需要进行宗教洁净仪式才能进行祈祷。 犹太人被强迫戴特定的帽子，穿特定的服饰以便识别。 罗马尼亚旅行家历史学家J. J. Benjamin记载：“在波斯，犹太人在购物时禁止在商店里接触任何商品。 如果商品被犹太人不经意接触了，就认为该商品被犹太人所污染，无论货主开个什么价钱犹太人都必须把该商品买下。 ”1492年，西班牙国王斐迪南二世下令驱逐境内的所有犹太人，奥斯曼帝国苏丹巴耶塞特二世随即派遣海军到西班牙，将那些被西班牙驱逐的犹太人安全地接到奥斯曼帝国。 巴耶塞特二世将这些犹太人安置在帝国的各个省份，并向帝国各个省份下达命令，要求友好对待犹太人，禁止反犹，违者将处以死刑。 后来，奥斯曼帝国苏丹巴耶塞特二世在给西班牙国王斐迪南二世的信中讽刺地说：“西班牙国王斐迪南二世是个伟大的统治者，宁愿自己贫穷也要把财富赠送给别人，我实在是太需要这些人才了。 ”事实证明，这些被西班牙驱逐的犹太人将新思想、新技术带入奥斯曼帝国，增强了国力。 1493年，西班牙裔犹太人在伊斯坦布尔建立了奥斯曼帝国的第一台印刷机及印刷机构，并出现了著名的犹太学者，如Mordecai Comtino、Solomon ben Elijah Sharbi ha-Zahab、Shabbethai ben Malkiel Cohen和Menahem Tamar等。 希特勒是一个极端的种族主义者和反犹主义者。 他在《我的奋斗》中写道：“雅利安人的最大对立面就是犹太人。 ”他把犹太人看作是世界的敌人，一切邪恶事物的根源，一切灾祸的根子，人类生活秩序的破坏者。 这些观点成为希特勒后来屠杀数百万犹太人，企图灭绝犹太人的理论依据。 这一原因大致可以从不以下四个方面来分析：1. 历史原因：在历史上，欧洲人对犹太人持有成见。 为了阐明问题，有必要对犹太民族的历史作一个简单的回顾。 犹太人的远祖是古代闪族的支脉希伯来人，公元前，他们的祖先曾聚居生活在阿拉伯巴勒斯坦的土地上。 公元1世纪，罗马帝国攻占巴勒斯坦后，犹太人举行过多次大规模反抗罗马占领者的起义，但都遭到了罗马统治者的血腥镇压。 到公元135年的犹太人起义再次惨遭失败为止，在这1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罗马统治者屠杀了百万犹太人，最后还把余者全部赶出巴勒斯坦土地，使他们流散到西欧，西欧当时完全处于落后的小生产农牧社会，土地被人们视为最珍贵的财富，商业则是人们鄙视的行业。 犹太人逃往西欧后，当地的封建主们非常歧视他们，不许他们占有土地，只许他们经营商业。 不知是历史过错教育了他们，还是生死磨难砥砺了他们，或者说这本来就是历史赋予的机遇，总之，由这一切所构成的历史集合体，铸就了犹太人的特质，使得他们聪明起来，坚强起来。 他们不仅在困境中顽强地繁衍生息，而且逐渐地富有了。 公元13至15世纪，欧洲开始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当地新兴资产阶级同那些经商致富的新兴的犹太人资本家们，产生了利益冲突，噩运再次降临到犹太人的头上。 现实利益的冲突加上宗教信仰的差异，大批犹太人被迫流往东欧及美洲各国，开始了历史上的犹太人第二次逃亡。 不幸的是，这种反对犹太人的意识，居然演变成了一种文化沉淀，在某些国家和地区一直“遗传”到现代。 尤其是进入上个世纪后的德及奥民族，反犹情绪与日俱增，希特勒及其追随者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2. 宗教问题：在宗教上，基督教是世界上流传最广、信教人数最多的宗教。 在欧洲，特别是西欧，人们普遍信仰基督耶稣。 虽说基督教的经典《圣经》之一的《旧约全书》，原是犹太教的经典，两教之间有着密切的历史渊源，但信奉基督教的欧洲人在宗教感情上是很难接纳犹太人。 这种宗教感情的社会化，又逐渐衍化成一种大众化的厌恶犹太人的社会心态。 同样，这种社会心态也作为一种文化沉淀。 3. 现实的需要：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严重打击了德国，同时由于一战的打压，使其工业生产倒退到了上世纪末的水平，国力渐衰。 深刻的经济危机不仅激化了国内的阶级矛盾，而且刺激了垄断资产阶级对外扩张的野心。 “德意志民族必须从掠夺的土地和生产空间中寻找出路”，希特勒的这一争霸世界的主张，得到了德国垄断资产阶级的拥护和支持。 然而，实施建立一个德意志民族的日耳曼帝国的罪恶计划需要巨额资金提供财力保证。 在国力衰落的情况下，把手伸向富有的犹太人成为了他们的理所当然。 另外，居住在欧洲各地的犹太人，较之于其他民族而言，不仅富有，而且素质也要高些。 面对这样一个民族，希特勒及其党徒们，既感到仇恨，又觉得胆怯。 在他们的心中，犹太人这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是他们实现“第三帝国”美梦的严重威胁。 这些，无疑加剧了希特勒对犹太人的仇恨和政治嫉恨。 加上当时德国社会政治生活完全处在一种极端疯狂的症状之中，使希特勒的仇犹反犹观点不仅有了适当的社会环境，且得以迅速疯狂起来。 4. 纳粹统治者病态的心理：首先，纳粹党打着当时在德国流行的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块招牌，宣扬德意志民族是优秀民族，把犹太民族视为劣等民族。 为了蛊惑人心，欺骗德国广大民众，希特勒对这种种族歧视理论从两个方面进行了周密的包装。 一是按照他自己的社会逻辑，断章取义地摘取前人论述人口问题中的某些词句，拼凑成一个种族优劣的理论，为把犹太人打入劣等人种制造理论依据。 二是利用早就深植于德及奥人心中的反犹意识和宗教情结，大肆鼓吹“犹太瘟疫”的谬论。 经过希特勒的蓄意“嫁接”，使得这个理论再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种族歧视了。 他利用历史的宗教的因素，为其灭绝犹太人而创设了广泛的社会基础，使得这一理论更加具有普遍的煽动性。 希特勒一上台，之所以能够顺利推行一整套疯狂迫害犹太人的反犹灭犹政策，无疑得益于他这个荒谬绝伦的理论。 其次，纳粹党还利用当时德国国内广大群众痛恨凡尔赛和约的心理，煽动复仇主义情绪，并把这种情绪转移到犹太人身上。 在这四大原因中，现实的需要是最直接的要素，其它方面的原因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如果没有历史的原因和宗教的情结作为先导性条件，那么，即使现实再需要，也很难想象会达到如此疯狂和残忍的程度。 只有当这四方面的原因聚合为一体时，才产生了那可怕可憎的充满血腥的驱动力。 任何历史事件都是社会各种相关因素合力作用的产物，或者说是时事造就的。 二战期间，近600万犹太人惨遭杀害，希特勒当属罪魁。 希特勒对犹太人特有的种族仇恨和政治嫉恨，是政治狂人病态心理的一种特殊反映。 导致希特勒严重病态心理的“菌种”来自历史成见和宗教情结，恰好这些又得到了当时德国社会环境的孕育。 确切地说，希特勒的严重病态心理与当时德国社会政治生活的疯狂病态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疯狂的病态心理正是历史成见、宗教情结和现实需要三大原因的粘合剂；另一方面，这三大原因的聚合又把希特勒疯狂病态的心理推向了极端，从而引发了那场人类历史的大悲剧。
反犹太主义的相关对策
法国：2007年，《国际在线》报道：法国外交部长巴尼耶18号在耶路撒冷表示，法国将尽一切所能打击反犹主义。 巴尼耶当天与以色列总理沙龙及相关官员举行了会见，双方讨论了如何改善法以两国关系等问题。 巴尼耶在会见后表示：“这是我首次对以色列进行官方访问。 我本次访问是为（促进）两个国家和社会的（友好交往）。 同时，我不仅作为法国也作为欧洲的一个部长，带着法国的良好的愿望（对以色列）进行访问，并讨论了（中东）和平进程（等问题）。 ”此前一天，巴尼耶已表示法国政府下决心“打击反犹太主义、所有形式的种族主义以及仇外行为，并承诺竭尽所能惩罚这种不可原谅的可耻行为”。 7月18号，沙龙称在穆斯林人口占10%的法国，反犹主义已经失控，并号召法国的犹太人立即移民到以色列。 沙龙的上述讲话曾导致法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一度比较紧张，而巴尼耶此次访问以色列是两国关系陷于紧张以来首位法国高层官员访问以色列。 中东：21世纪中东的相对和平是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及对中东和平的维持、欧洲的中立、亚洲的旁观及以色列人勤劳勇敢智慧的综合结果。 一个相对强大的以色列处于阿拉伯世界的包围之中才有势力平衡和相对的中东和平。 但随著欧洲受伊斯兰文化的影响及根置于欧洲的反犹太主义的复兴，以色列将面对阿拉伯世界和整个欧洲的反犹太冲击。 德国、奥地利、波兰、意大利、俄罗斯等等都是反犹太主义的国家。 于此同时美国由于自身的利益、人口结构的改变及相应的美国综合国力的衰退，整个世界的格局和力量对比将发生深刻的变化。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东的战火将再起而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和欧洲的对局中很明显将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地。
以色列人和犹太人有什么区别？
犹太人，是代表一个种族。 。 。 。 以色列人，是代表犹太人所建立起的国家。 是汉人与中国人的区别。 －－－－－－－－－－－－－－－－－－－－－－－－－－－－－－－－－－－－－－－－－－－经时代 犹太人历史始于公元前第二个一千年的头五百年，始祖是亚伯拉罕、其子以撒和其孙雅各。 一场遍及全国的饥荒迫使雅各和他的儿子们，即以色列十二个部落的祖先移居埃及，在那里他们的后代沦为奴隶。 几个世纪之后，摩西率众人出埃及，摆脱奴役，奔向自由，最终返回以色列故土。 他们在西奈沙漠上流浪了40年，在那里形成了一个民族，并接受了包括十诫在内的摩西律法，他们的始祖们所创立的一神教从此初具规模。 以色列各部落在约书亚的指挥下，征服了以色列故土，并定居下来，但它们往往只是在受到外来威胁时，才在被称为“士师”的领袖的统领下联合起来。 公元前1028年，扫罗建立了君主国；他的继承者大卫于公元前1000年统一了各部落并建都于耶路撒冷。 大卫的儿子所罗门把王国发展成为繁荣的商业强国并在耶路撒冷兴建了以色列一神教圣殿。 考古发掘证实，在所罗门统治时期，曾在一些设防城镇，如夏琐、美吉多和基色设立了重要的城市贸易中心。 所罗门去逝后，国家分裂成两个王国：一个是以色列王国，首都设在撒马利亚；一个是犹太王国，首都设在耶路撒冷。 两个王国并存两个世纪之久，由犹太诸王统治，并由先知告诫人们主持社会正义和遵守律法。 公元前722年，以色列王国遭亚述人侵占，它的人民被迫流亡(史称“失掉的十个部落”)。 公元前586年，犹太王国被巴比伦人征服，入侵者捣毁了耶路撒冷的圣殿，并将大部分犹太人放逐到巴比伦。 犹太人自治时期(公元前538—60年) 公元前539年，巴比伦帝国被波斯人征服，之后，许多犹太人返回犹大(以色列故土)，并在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犹太人在故土上的生活方式也得以恢复。 此后四个世纪，犹太人在波斯人和古希腊人的统治下，享有很大程度的自治权。 由于叙利亚塞琉孤王朝强制实行一系列措施，禁止犹太人的宗教信仰，导致爆发了公元前168年由马加比家族(哈斯蒙尼人)领导的起义，随后建立了由哈斯蒙尼王朝犹太诸王统治、历时约80年的独立犹太王国。 异族统治(公元前60年一公元1948年) 从公元前60年起，国家因内乱而削弱，日益为罗马所控制。 为了摆脱罗马统治，犹太人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起义，其中最大的一次爆发于公元66年。 经过4年的战斗，罗马人于公元70年征服了犹地亚(犹大)，焚毁丁第二圣殿，并将国内的众多犹太人放逐。 犹太人对罗马进行的最后一次反抗是千余人固守在马撒达山顶城堡中。 这次反抗于公元73年以守卫者集体自杀而告终。 它成为犹太人在自己的土地上争取自由的象征。 在罗马(公元70-313年)和拜占庭(公元313-636年)的统治下，犹太人社会在故土上继续保持和发展自己的法律、教育及文化制度。 公元2世纪，涉及生活方方面面的犹太律法被编集成口传律法《密西拿经》，后于公元3-5世纪，又扩编成《塔木德经》。 这些律法有些后来根据情况而变化作了修改，至今仍为恪守教规的犹太人所遵守。 犹太人重获国家主权的另一次尝试是公元132年的巴尔·科赫巴起义，其结果是在犹地亚建立了一个独立的犹太飞地，以耶路撒冷为都城。 但是，三年之后，罗马人打败了了巴尔·科赫巴，并且为了断绝犹太人与故土的联系，把耶路撒冷改名为埃利亚卡皮托利纳，把国家更名为巴勒斯梯那。 从公元7世纪始，国家先后被阿拉伯人(613—1091)、塞尔柱克人(1091—1099)、十字军(1099—1291)、马穆鲁克人(1291-1516)、奥斯曼帝国的土耳其人(1517一1917)和英国人(1918—1948)所统治。 不同时期的统治者任意变动疆界，更改国名。 各征服者所建造的王宫殿宇是他们统治这片故土的历史见证。 尽管千百年来的异族统治使犹太人越来越少，但在这片故土上犹太人一直保持着他们的存在，而且随着散居各国的犹太人返回故乡，犹太人口也不断增加。 到了19世纪中叶，稀少的犹太人口出现了猛增的势头。 犹太复国主义 多少世纪以来，盼望有朝一日能返回锡安(锡安，传统上是耶路撒冷和以色列故土的同义词)，一直是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的生活支柱。 到了19世纪末，由于东欧的犹太人不断遭到压迫和迫害，而西欧的犹太人对既未结束种族歧视也未使犹太人与所在国家的社会融为一体的那种形式上的解放所抱幻想日益破灭，犹太复国主义作为一种民族解放运动而出现。 1897年，西奥多·赫茨尔在瑞士的巴塞尔召开了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大会。 在会上，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成为一个正式的政治组织，它号召犹太人返回以色列故土，在祖先的家园复兴犹太民族生活。 在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感召下，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开始返回故土，当时这片故土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人烟稀少，为世人所忽视。 早期的开拓者在这里排干沼泽，开垦荒地，在秃山上植树造林，兴办工业，建设城市和乡村。 他们建立了社区机构和服务设施，并使长期以来仅用于礼拜仪式和文学的希伯来语在日常生活中恢复使用。 一块土地，两个民族 国际联盟基于承认“犹太人与巴勒斯坦(以色列故土)有着历史的联系”和“在那个国家重建犹太民族家园”的考虑，于1922年委托英国统治这片故土，并特别责成英国“为这个国家创造各种确保建立犹太民族家园的政治、行政和经济环境。 ” 同年，英国在这块托管地境内四分之三的土地上建立了阿拉伯外约旦酋长国(即今日的哈希姆约旦王国)，只把约旦河以西的地方留作发展犹太民族家园之用。 阿拉伯极端领导人就连在这样小的区域建立犹太民族家园也要反对，他们煽动袭击犹太社区，甚至打击主张阿拉伯一犹太人共处的阿拉伯人。 英国对犹太移民和定居的限制并没有使阿拉伯好战分子善罢甘休，暴力事件屡屡发生，持续不断，直到二次大战爆发为止。 二战期间，纳粹杀害了约600万欧洲犹太人，其中包括150万儿童。 战后，尽管迫切需要为在纳粹大屠杀中幸免于难的犹太人寻找避难所，但英国并未取消犹太移民的限额。 为了邮票说明：安娜·富兰克及家人在这所房子里躲避纳粹迫害达两年之久对付英国限制移民的政策，故土上的犹太社团与世界各地犹太人一起，动员一切人力物力，组织了一场“非法”移民运动先后把85，000难民从欧洲转送到故土上。 阿拉伯人反对犹太人在故土上定居，犹太人则坚持要求解除对犹太移民的限制，英国在无法调解的情况下，遂将问题移交给联合国。 联合国大会于1947年11月29日表决在约旦河以西地区建立两个国家：一个犹太国和一个阿拉伯国。 犹太人接受丁这个分治计划而阿拉伯 人则予以拒绝。 国家地位 1948年5月14日英国托管结束，犹太人随即宣布建立以色列国。 此后不到24小时，五个阿拉伯国家的军队入侵了这个新国家。 这场以色列独立战争断断续续打了一年多，于1949年7月以停火线为基础分别与接壤的阿拉伯国家签定了停战协议。 以色列在立国宣言中表明它“向所有邻国及其人民伸出和平及睦邻之手。 ”尽管历届以色列总理一再重申这一呼吁，但始终遭到拒绝或不受理睬。 阿拉伯恐怖分子不断袭击以色列居民中心，阿拉伯国家不仅支持和鼓励袭击行动，而且还实行经济和外交抵制，封锁以色列海运的国际航道并挑起全面战争。 1956年和1967年，以色列发动先发制人的攻击，对蓄意挑衅作出反应。 1973年，以色列击退了阿拉伯邻国同时从三条战线发动的全面进攻。 1982年，因加利利北部居民屡遭恐怖分子的袭击，以色列采取行动，摧毁巴解(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南黎巴嫩搞恐怖活动的基地。 1977年，埃及总统萨达特应贝京总理邀请访问耶路撒冷，从而打破了拒和的僵局。 这次访问导致了双方的谈判，其结果是1979年3月26日签署《埃以和平条约》并达成《戴维营协》，该协议包括实现中东和平的有关条款及就1967年以来以色列管理的犹地亚、撒马利亚及加沙地带未来地位所做的一项安排。 随着这些地区在1987年爆发了暴力抗议行动，阿以冲突的焦点集中在巴勒斯坦阿拉伯方面。 以色列确信有关各方只有通过直接谈判才能解决问题，因此，对由美俄主持下，于1991年10月30日在马德里举行的中东和平会议提供的对话机会表示欢迎。 这次会议使以色列、黎巴嫩、叙利亚以及约旦一巴勒斯坦代表团坐在一起，为以色列随后与其每个阿拉伯邻国间的双边谈判及为解决区域问题举行多边会谈奠定了基础。 五十年后巴比伦为波斯和玛代所攻取，以色列人也转为波斯的奴隶。 七十年后波斯王亚达薛西准许剩余的以色列人归回本土，重建耶路撒冷和圣殿。 但重建的犹大只是波斯的一个省，不再是独立的国家。 从这时起，以色列人被称为犹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