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的帝国网络》，作者: [俄] 马硕，译者: 尹嘉越，出版社: 东方出版中心，出品方: 时刻人文，出版时间: 2024年5月。
秦史（前221—前207）已成为整个中国古代史领域最受瞩目的话题之一。众所周知，秦祚虽短，却有着尤为重要的长远影响。秦留给后世王朝的遗产不仅有基本的疆域构造，还有政府机构的格局、统一的地方行政管理的观念，以及最重要的由秦独创的“皇帝”（“August Thearch”，成为秦的极其重要的发明）概念。秦也将一系列问题与挑战遗留给其后继者，使得任何意图控制“天下”（主要限于东亚次大陆）的政权皆无法回避。
长期以来，我们了解秦史的最主要文献是司马迁（前145—前90）所撰《史记·秦始皇本纪》。姑且不论司马迁对秦始皇（前221—前210年在位）的记述可靠与否，应能立即注意到的是，《秦始皇本纪》与后世几乎所有正史中的《本纪》一样，尤为偏重于帝国朝廷，而极少着墨于地方行政管理及其问题。鉴于秦帝国的幅员辽阔与错综复杂，这种偏倚在所难免，但其也在不经意间扭曲了我们对秦史的认识。自贾谊（前200—前166）的名作《过秦论》以来，千百年间，对秦之成败的讨论格外聚焦于始皇帝及其继任者的个性，而非秦下级官吏所面临的种种难题。
所幸，上述情形在近几十年间正在显著转变。从举世闻名的秦始皇陵兵马俑到形形色色的秦代遗址，如墓地、道路与运河遗迹乃至聚落与城垒，一系列考古发现使我们得以理解秦代社会的复杂性、秦文化的发展轨迹，以及秦的帝国计划之所及。此外，不得不提的是文字改革。秦铭文出现在各种各样的材料——青铜与金属、玉与石、竹简及陶泥——之上，并涵盖了极为广泛的主题：地方及国家行政管理、法律议题、律令条文、民间及官方信仰、政治宣言、国际关系、历史书写，以及许多其他方面。从统治者、下级官吏直至普通服役者，秦的不同阶层者的见解与关切皆呈现于其中。迄今为止，出土文献篇幅之巨已逾传世文献所载秦代史料的十倍，无怪乎其对于重构秦史意义非凡。
丰富的新史料为秦国与秦帝国研究领域带来了诸多引人注目的突破进展。尤其是，我们由此能够“自下”（from below）——从新征服领土必须融入新兴帝国空间的边远前哨这一视角——重构帝国建设的各个方面。这正是马硕（Maxim Korolkov）这首部专著的主要任务。《古代中国的帝国网络》（The Imperial Network in Ancient China）是以作者最近一篇博士学位论文的部分内容为基础，即《秦边疆的帝国建设与市场开发：公元前221年至公元前207年的帝国扩张与经济变革》（“Empire-Building and Market-Making at the Qin Frontier: Imperial Expansion and Economic Change, 221–207 BCE”，哥伦比亚大学，2020年）。而作者此前于2010年还曾在莫斯科发表过另一篇博士（或以俄罗斯的说法称之为“博士候选人”）学位论文，即《战国至早期帝国时代初期的土地立法与土地控制（基于出土法律文献）》（“Land-related Legislation and Control over the Lands in the Zhanguo [Warring States period]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Early Imperial Era（on the Basis of Discovered Legal Documents）”）。这种异乎寻常的背景（我未曾听闻该领域任何其他学者写过两篇主题虽有关联但实则颇为不同的博士论文）解释了本书何以高度成熟。这部论述清晰、引人入胜而呈现精湛的专著，将成为早期中国的学习者与研究者的必读之作。对于关注大陆帝国比较研究的学者，也别具魅力。
马硕的研究至少有四个方面使其成为真正的杰作。第一，能够将对秦在湖南西北部小县迁陵县统治的深入考察，与对中国先秦至帝制时期较长时段的纵览相融合，且能适时加以对比研究。这种广泛综合与聚焦分析的结合，在本书的章节结构中有很好的体现。《导论》之后的两章，展现了新石器时代至战国时代（前453—前221）“长江中游的互动空间”的形成（第2章），以及秦在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间的“转向南方”，这最终为秦帝国之形成奠定了基础（第3章）。后续的三章（第4—6章）关注秦帝国在迁陵县及其周边的运作，这是本书的核心。最后两章（第7—8章）追溯了帝国南方边境自秦覆灭后直至汉代的历史，对长江以南广大区域错综复杂的文化及政治进程进行了重要洞察。这种结构使读者不仅能够理解秦统治的微观细节，还能够理解秦对中国广大南方地区的社会、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发展轨迹的更广泛影响。
《大秦帝国之纵横》剧照。
第二，马硕擅长综合三种主要的秦史史料——古文书文献（此为其主要专长）、考古资料及传世文献。他对考古数据的使用尤其令人印象深刻，其中涉及分析随葬品、定居地规模与位置，以及湖南高地当地居民消耗的谷物等。若没有这些资料，无论传世和古文书文献有多么丰富，都不足以完全理解秦帝国政策的背景。此外，马硕还精彩地利用了既有研究成果，原书长达40页密集铺陈的参考文献，汇集了数百项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涵盖了汉学研究使用的所有主要语言——中文、英文、法文、德文、日文及俄文。对同行及前辈学者研究成果中各种见解的吸纳，使马硕能够呈现关于秦帝国形成及其所面临问题的极为多元的图景。
第三，如本书标题所示，马硕将帝国理解为由不同的网络组成。他解释说：
虽然暴力与再分配在帝国的运转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比起将帝国视为一种为了帝国首都精英阶层的利益而强加给边远地区民众的压迫性再分配制度，笔者更倾向于将帝国视为一种互动网络，这一网络将远距离的人们与社群联结起来，使他们能够在参与互动中获得独特且重要的优势。（原书第3页）
他进一步解释道：
帝国仅是东亚人群可利用的众多互动网络之一，这些网络所产生的政治与文化身份并不稳定，且取决于网络自身不断变化的特征。（原书第4页）
这种分析视角有利于理解帝国扩张与收缩的模式，并同时从中心与边缘展开分析。这种基于可靠方法论的研究方法为马硕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本书中与网络分析相辅相成的另一个关于“帝国网络”值得称赞的特点，即作者对秦扩张中地理维度的关注。直到最近，英文学界关于中国先秦政治史的研究，关注微观地理细节的仍然罕见，除了马硕博士论文指导教师李峰的专著。值得称道的是，马硕对水路、地势高度及通信路线等给予了应有的关注。本书尤其强调水路是如何不仅塑造了商业路线与军事扩张的方向，还影响了秦在长江以南的行政管理结构。本书还强调了秦对水路交通的投入所产生的持久影响，特别是通过修建连通长江流域与南方（岭南）水路的灵渠（位于今桂林市附近）（原书第185页）。上述观察一方面对于持续探索地理如何塑造帝国空间的轮廓极有助益，另一方面对于探索帝国克服地理阻碍的战略也很有帮助。
《大秦帝国之纵横》剧照。
第四，也是我想赞扬本书的最后一个方面，是该书对帝国建设的动态及其高度复杂性的关注。帝国并不是仅通过领土征服就能建立的；一旦它们的统治崩溃，也不是就从曾经控制的地区消失了。领土的整合是一个旷日持久、富于挑战且时有矛盾的进程。秦在迁陵县的故事就是这种复杂性的很好例证。如第4章所论，秦在湖南西北部偏远高地的统治并不稳固：官僚机构处于缺员状态（或是部分地由在他处失职而被罚送“新地”的官吏构成）；地方动乱与武装反抗也有发生，且其中一些难以应对；迁陵县户籍人口极少（后文还将对此加以评说），官吏不得不依赖刑徒与服役者的强制劳动，而他们的大量存在将造成更多难以控制的问题。如果这还不足以说明问题，那就想想公元前214年以后秦在更南方（今广西壮族自治区与广东省地区）经历的军事战役，这“可能转移了帝国加强控制长江中游新征服领土所需的资源”（原书第99页）。总之，结论显而易见，正如马硕所言：“我们应当思考的，与其说是这一体制为何崩溃，不如说是它何以设法延续了如此之久。”（原书第109页）
然而，如第5章和第6章所示，秦在帝国新边境内的势力要比乍看之下坚实得多。秦官吏在扩大农业生产、矿藏开采及探寻当地动植物等方面投入了巨大的努力。在短短十五年的统治期间，秦推动了当地经济的迅速货币化，通过强制及自愿移民重塑了当地社会，通过精心实施的社会工程构建了新的身份认同，并改变了迁陵县的农业与商业生活等。马硕论证了秦官吏在致力于行政统一的前提下，是如何同时表现出高度的灵活性：“在物质资源方面，秦帝国颇擅长于适应新环境。”（原书第161页）马硕总结道：“秦帝国在其存续的十五年间进行了一场庞大的实验，将新征服土地并入了领土面积空前的政治实体。”（原书第137页）就秦帝国覆灭的事实而言，这场实验是失败的。但正如公元前2世纪最初的数十年间，曾被秦控制的地区即使在事实上（有时则是法律上）独立于帝国中央时仍致力于经济与行政统一，就此而言，这场实验又是成功的（第7章）。
《大秦帝国之纵横》剧照。
马硕开创了一项引人注目的研究，为今后该领域的学术探讨树立了标杆。不过，关于秦帝国的创立及其所面临的难题等诸多方面，这一研究自然不是最终定论。要知道许多相关的简牍尚未公布（例如，在里耶秦简发现后的二十年来，原计划出版的六卷只出版了两卷）。可以想见，每一项新证据都可能改变我们的某些看法。例如，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指出的，马硕（及该领域绝大多数学者）所采纳的秦迁陵县人口数量过低，难以解释秦在当地的高度激进主义及行政管理架构的密度。或许可以期待新公布的文献进一步澄清此问题。再如，新近出版的岳麓书院藏秦简，揭示了秦帝国低级吏员承受的压力及部分人由此不愿履行职责的状况。在超高效（但也可说是不可持续）的秦模式下，行政机构疲于应对，或许正解释了为什么汉朝选择放松政府控制，甚至以牺牲行政效率为代价。
未来，秦史仍将被反复书写与重新书写。显而易见的是，在重构中国历史这段关键时期的漫漫长路上，马硕这部专著是一座里程碑。
撰文/[以色列] 尤锐
摘编/王铭博 张婷
校对/柳宝庆
想要了解秦朝的历史，有哪些推荐的书籍？
1、《史记》
《史记》，二十四史之一，最初称为《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太史记》，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
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开始了《太史公书》即后来被称为《史记》的史书创作。
2、《剑桥中国秦汉史》
这部《剑桥中国秦汉史》，原为费正清、崔瑞德共任全书主编的《剑桥中国史》的第1卷，于1986年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
3、《剑桥隋唐史》
《剑桥中国史》是剑桥历史丛书的一种。本书为第3卷，论述隋唐时期的王朝历史，作为《剑桥中国隋唐史》的上卷。原书于1979年出版，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国外隋唐史研究的水平。
4、《中国通史》
《中国通史》是由广电总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共同监制指导，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撰稿，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节目中心制作出品拍摄的百集大型电视纪录片。
5、《秦汉史》
《秦汉史》是与《先秦史》互相衔接而又独立成书的。由于作者对《史记》、两《汉书》、《三国志》所下的工夫很深，对于这个时期各方面历史的叙述和分析，十分扎实而有条理。
作者认为这段时期内，就社会组织来说，新莽和东汉之间是一个大界线，从此豪强大族势力不断成长，封建依附关系进一步加强，终于导致出现长期割据分裂的局面。
推荐关于秦朝历史的书？
1、《秦史》
《秦史》作者是20世纪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王蘧常先生(1900年-1989年)。本书是一部记载秦朝（包括秦始皇称帝之前的秦国诸君）历史的纪传体断代史。全书包括6纪（世纪和本纪）、4表、8考和35列传，共53卷。始作於1926年，前后经历50年。
2、《秦史稿》
《秦史稿》是第一部对秦人早期开发史、秦建国史以及秦统一、秦帝国成立的历史进行全面总结的史学专著。作者重视在旧有文献资料之外发掘睡虎地秦墓竹简、银雀山汉墓竹简、马王堆汉墓帛书等出土文献中与秦史有关的资料，重视秦史考古文物遗存中有价值的信息，提出了许多学术新见。
3、《东周列国志》
《东周列国志》是中国古代的一部历史演义小说，作者是明末小说家冯梦龙。这部小说由古白话写成，主要描写了从西周宣王时期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这五百多年的历史。
4、《秦朝那些事儿·秦国崛起卷》
《秦朝那些事儿·秦国崛起卷》是2010年2月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昊天牧云。 本书主要讲述了从秦国的始祖到大秦帝国的衰亡之间发生的历史故事。
秦朝的始祖伯益助大禹治水有大功而得“嬴”姓，之后，成为夏朝高干，夏末投奔商汤，再次成为商朝的贵族。周灭商时，沦为草根，从最底层干起，逐步做大做强，经过数代经营，在周王朝东迁之后，终于成为一方诸侯。
5、《一本书读懂大秦史》
《一本书读懂大秦史》是2010年8月1日中国长安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吴学刚。本书主要讲述了秦国发展强大的历程。
这是一系列革新图强的写照.也是人性温情与残酷的记忆。秦孝公之求贤若渴、商鞅之革新图变、宣太后之翻云覆雨、秦惠王之隐忍坚毅、张仪之纵横捭阖、秦昭王之勇于进取。
大家帮忙找一下有关后人对史记的评价
《史记》是我国纪传体史学的奠基之作，同时也是我国传记文学的开端。 中国古代史传文学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初具规模，记言为《尚书》，记事为《春秋》， 其后又有编年体的《左传》和国别体的《国语》、《战国策》。 但是，以人物为 中心的纪传体史学著作，却是司马迁的首创。 《史记》的出现，标志中国古代史 传文学的发展已经达到高峰。 《史记》是传记文学名著，但它具有诗的意蕴和魅力。 《史记》指次古今， 出入风骚，对《诗经》和《楚辞》均有继承，同时，战国散文那种酣畅淋漓的风 格也为《史记》所借鉴，充分体现了大一统王朝中各种文学传统的融汇。 《史记》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它为后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和强 大的动力。 司马迁作为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在《史记》一书中大力弘扬人文精神， 为后代作家树立起一面光辉的旗帜。 《史记》所渗透的人文精神是多方面的，主 要有：以立德、立功、立言为宗旨以求青史留名的积极入世精神，忍辱含垢、历 尽艰辛而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舍生取义、赴汤蹈火的勇于牺牲精神， 批判暴政酷刑、呼唤世间真情的人道主义精神，立志高远、义不受辱的人格自尊 精神。 《史记》中一系列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从不同侧面集中体现了上述精神， 许多人物成为后代作家仰慕和思索的对象，给他们以鼓舞和启迪。 《史记》是传记文学的典范，也是古代散文的楷模，它的写作技巧、文章风 格、语言特点，无不令后代散文家翕然宗之。 从唐宋古文八大家，到明代前后七 子、清代的桐城派，都对《史记》推崇备至，他们的文章也深受司马迁的影响。 《史记》在语言上平易简洁而又富有表现力，把许多诘屈聱牙的古书词句译成汉 代书面语，还适当地引用口语、谚语，显得生动鲜活。 《史记》语言多是单行奇 字，不刻意追求对仗工稳，亦不避讳重复用字，形式自由，不拘一格。 正因为如 此，历史上的古文家在批评骈俪文的形式主义倾向和纠正艰涩古奥文风时，都要 标举《史记》，把它视为古文的典范。 《史记》的许多传记情节曲折，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为后代小说创作积累了 宝贵的经验。 小说塑造人物形象的许多基本手法，在《史记》中都已经开始运用， 如：使用符合人物身份、性格的语言，通过具体事件或生活琐事显示人物性格， 把人物置于矛盾冲突中加以表现。 从唐传奇到明清小说，在人物塑造、情节安排、 场面描写等方面都可以见到《史记》的痕迹。 同时，古代作家还从写法上探讨《 史记》与小说的关系，得出了许多精辟的结论。 《史记》的许多故事在古代广为流传，成为后代小说戏剧的取材对象。 元代 出现的列国故事平话，明代出现的《列国志传》，以及流传至今的《东周列国志》 ，所叙人物和故事有相当一部分取自《史记》。 明甄伟的《西汉通俗演义》，也 是大量利用《史记》中的材料。 《史记》的许多人物故事相继被写入戏剧，搬上 舞台，据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所载，取材于《史记》的剧目就有180多种。 据李长之统计，在现存132种元杂剧中，有16种采自《史记》的故事。 后来 的京剧也有不少剧目取材于《史记》。 总之，《史记》成为中国古代小说、戏剧 的材料宝库，它作为高品位的艺术矿藏得到反复地开发利用。 儿子：“爸爸，《史记》是什么?”爸爸：“笨蛋，死记就是死记硬背，不会灵活掌握，懂吗！”史记《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 “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 《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 据司马迁说，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 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 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 后人大多数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是确凿无疑的。 今本《史记》也是一百三十篇，有少数篇章显然不是司马迁的手笔，汉元帝、成帝时的博士褚少孙补写过《史记》，今本《史记》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补作。 《史记》取材相当广泛。 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国策》、《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 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地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 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 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 《史记》的写作《史记》是一部纵横古今数千年的巨著。 它的出现一方面是时代提出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则是史学家艰苦劳动的产物。 对司马迁而言，首先是秉承遗命，继续先祖的太史事业。 他的父亲司马谈早就打算编写一部史书，但是，这个愿望未能实现。 临终司马谈嘱咐儿子：“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 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 自获鳞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修纂史记，这是延续祖先文化生命的名山事业，作为太史令，不能履行使命，罪莫大焉。 此后，父亲的遗命总是在司马迁的耳际回旋着：“先人有言，自周公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时代也提出了构建新的历史文化文本的内在要求——�“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淳厚，作《易》八卦。 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 汤武之隆，诗人歌之。 《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瑞符，封建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 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 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 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 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为了写作，司马迁可以说耗尽了毕生精力。 撰写史书，需要大量收集材料。 �《史记》的取材极其广泛，一是文献材料，其中有《夏小正》、《世本》、《秦纪》、《春秋》、《国策》、《楚汉春秋》等数十种。 二是交游所得。 司马迁一生交游很广，彼此过从往来，也获得了许多极珍贵的史料。 三是实地采访。 司马迁二十岁即四处游历，行程几乎达到西汉王朝的全境，看了好些古代遗迹，听到了好些古代的轶闻，这也极大地丰富了他的历史材料宝库。 在游历的过程中，司马迁还特别注意金石碑刻的记录，开创了运用金石材料的先例，如《秦始皇本纪》等。 如果仅仅是历史材料的堆积，当然也完成不了一部伟大的著作。 司马迁之所以蒙受奇耻大辱却“就极刑而无愠色”，是因为具有伟大的抱负。 他说：“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衰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报任安书》）只有如此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才支撑着艰苦卓绝的编写工作，给中国历史学留下一部光辉不朽的著作。 《史记》的体例《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 据司马迁说，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 �“本纪”实际上就是帝王的传记，因为帝王是统理国家大事的最高的首脑，为他们作纪传而名之曰“本纪“，正所以显示天下本统之所在，使官民行事都有一定的纲纪的缘故。 同时，也是全书的总纲，是用编年体的方法记事的。 在“本纪”的写作中，司马迁采取了详今略远的办法，时代愈远愈略，愈近愈详。 “本纪”托始黄帝，是因为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又是“正名百物”的祖师。 将项羽列入“本纪”，一是秦汉间几年“政由羽出”，一是推崇其人格。 �“表”，所以列记事件，使之纲举而目张，以简御繁，一目了然，便于观览、检索。 “书”，是记载历代朝章国典，以明古今制度沿革的专章，非是熟悉掌故的史家，是无法撰写成书的。 班固《汉书》改称“志”，成为通例。 “书”的修撰，为研究各种专门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世家”是记载诸侯王国之事的。 这因诸侯开国承家，子孙世袭，也就给了他们的传记叫做世家。 从西周的大封建开始，发展到春秋、战国，各诸侯国先后称霸称雄，盛极一时，用“世家”体裁记述这一情况，是非常妥当的。 司马迁把孔子和陈涉也列入“世家”，是一种例外。 孔子虽非王侯，但却是传承三代文化的宗主，更何况汉武帝时儒学独尊，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将之列入“世家”也反映了思想领域的现实情况。 至于陈涉，不但是首先起义亡秦的领导者，且是三代以来以平民起兵而反残暴统治的第一人，而亡秦的侯王又多是他建置的。 司马迁将之列入“世家”，把他的功业和汤放桀，武王伐纣，孔子作《春秋》相比，将他写成为震撼暴秦帝国统治、叱咤风云的伟大历史英雄，反映了作者进步的历史观。 “列传”是记载帝王、诸侯以外的各种历史人物的。 有单传，有合传，有类传。 单传是一人一传，如《商君列传》、《李斯列传》等。 合传是记二人以上的，如《管晏列传》、《老庄申韩列传》等。 类传是以类相从，把同一类人物的活动，归到一个传内，如《儒林列传》、《循吏列传》、《刺客列传》等。 司马迁把当时我国四周少数民族的历史情况，也用类传的形式记载下来，如《匈奴列传》、《朝鲜列传》、《大宛列传》等，这就为研究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来源。 七十篇列传的最后一篇，是《太史公自序》，把自序摆在全书的最后，这是古代学者著书的惯例。 总之，司马迁写作《史记》以“本纪”叙帝王，以“世家”载诸侯，以“列传”记人物，以“书”述典章制度，以“表”排列大事，网罗古今，包括百代，打破了以年月为起迄如《春秋》的编年史、以地域划分如《国语》的国别史的局限，创立了贯穿古今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通史先例，成为正史的典范。 《史记》的评价《史记》的诞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 鲁迅先生在他的《汉文学史纲要》一书中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为知言。 就中国史学的具体发展而言，《史记》的贡献巨大。 第一，建立杰出的通史体裁。 《史记》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贯通古今，网罗百代的通史名著。 无论说它是古代中国史学史的最辉煌成就，还是说它是世界古代史学史的最辉煌成就，都毫不为过。 这一点，只要将之与希罗多德的《历史》相比较，就会非常明白。 正因为《史记》能够会通古今撰成一书，开启先例，树立了榜样，于是仿效这种体裁而修史的也就相继而起了。 通史家风，一直影响着近现代的史学研究与写作。 第二，建立了史学独立地位。 我国古代，史学是包含在经学范围之内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的。 所以史部之书在刘歆的《七略》和班固的《艺文志》里，都是附在《春秋》的后面。 自从司马迁修成《史记》以后，作者继起，专门的史学著作越来越多。 于是，晋朝荀勖适应新的要求，才把历代的典籍分为四部：甲部记六艺小学，乙部记诸子兵术，丙部记史记皇览，丁部记诗赋图赞。 从而，史学一门，在中国学术领域里才取得了独立地位。 饮水思源，这一功绩应该归于司马迁和他的《史记》。 第三，建立了史传文学传统。 司马迁的文学修养深厚，其艺术手段特别高妙。 往往某种极其复杂的事实，他都措置的非常妥贴，秩序井然，再加以视线远，见识高，文字生动，笔力洗炼，感情充沛，信手写来，莫不词气纵横，形象明快，使人“惊呼击节，不自知其所以然”。 （《容斋随笔·史记简妙处》）《史记》不但是中国史传文学的集大成者，而且，它的文章对于魏晋小说、唐宋古文，甚至宋元戏曲，都有很大影响，成为中国文学重要的源头活水。 当然，司马迁修撰《史记》的最高理想是“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是要建立一个包罗万象的历史哲学体系。 更深入的理解，要留待我们对《史记》的具体学习中去体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