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多个共和党主政的州近来推动地方立法，以赋予本州执法人员更大权限打击非法移民。分析人士认为，这类地方立法与遭遇“违宪”官司的得克萨斯州新法一样，面临法律层面挑战。
△当地时间4月19日，美墨边境
移民问题是今年美国总统选举和国会改选的热点议题，也是民主党和共和党争斗的焦点之一。今年2月，美国总统约瑟夫·拜登和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同日造访美国南部边境，在移民问题上争取选民支持并相互“甩锅”。
4月30日，美国中部俄克拉何马州州长凯文·斯蒂特签署一份法案，内容包括新设针对移民的非法居留罪，可据此判处非法移民最高两年监禁。该法案定于7月1日生效，初犯为轻罪，再犯为重罪。俄克拉何马州共和党人再次谴责联邦政府在应对移民问题上“失败”。
此前，得克萨斯州共和党籍州长格雷格·阿博特去年12月签署一项旨在打击非法移民的州法，赋予得州执法人员逮捕涉嫌非法入境移民的权力。美国司法部指控该州法违宪，案件目前由联邦第五巡回上诉法院审理。
多名共和党籍州长对得州表示支持，指责联邦政府在相关执法上做得不够。据美联社4月30日报道，田纳西州州长比尔·李同样签署了一份旨在打击非法移民的法案，赋予该州执法人员在识别、拘留和驱逐非法移民方面更大空间。另一加重处罚非法移民暴力犯罪的方案正在酝酿中。
另外，艾奥瓦州州长金·雷诺兹4月签署法案，部分内容与得州打击非法移民新法相似；路易斯安那州和爱达荷州在推动类似举措；佐治亚州议员通过法案加大对非法移民身份的识别力度；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3月签署法案，加重对非法移民犯重罪和无照驾驶的处罚。
美国移民律师协会当选主席凯利·斯顿普说，以上的不少州法案几乎肯定会面临法律挑战，因为移民问题是联邦问题。现在的局面可以说是“一片混乱”，系统已经“破碎”。
美国两党 republican and democrat 的重点分别是什么啊
美国共和党共和党也被称为老大党（GOP, the Grand Old Party），成立于1850年代，主要由北方民主党和其他反对将奴隶制扩大到美国西部的人士组成。 奴隶制问题动摇了美国长期以来形成的政治格局，亚伯拉罕•林肯1860年赢得总统选举，共和党从而借奴隶制问题从政治荒野一举入主白宫。 在南北战争中，北方和共和党人的胜利进一步加强了共和党的权力基础，而且还巩固了新的政治格局，其中心怀不满的南方人成了铁杆共和党人。 共和党人起初在支持黑人获得选举权利和民权方面主张激进，但是共和党人迫于压力逐渐去掉激进的主张，以便能够维持选举地位，因此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在1868年到1892年期间举行的7次选举中5次当选。 到1880年代后期，随著工业和大公司兴起，美国和共和党主张也随之发生变化，原因是工业和商业利益开始主宰共和党。 共和党还同以下团体相联系：新教以及那些感受到来自爱尔兰、意大利以及后来从东欧的新移民威胁的组织。 1912年进步党兴起，该党的领袖是前共和党总统西奥多•罗斯福。 该党的出现分裂了共和党选票。 共和党争取到的选举团选票排在第三，因此伍德•威尔逊代表民主党重新入主白宫。 进步主义势力退却后，共和党人又得以在亲工商的立场上重新联合，能够在1920到1932年一直主宰白宫。 因为发生大萧条以及胡佛总统没有能够面对自己政府引发的问题，使民主党上台，并在弗兰克林•罗斯福总统领导下实行“新政”。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孤立主义往往主宰共和党看待美国在世界上发挥作用的方式。 但是在二战后，反共越来越重要，所以温和、并且深受公众欢迎的艾森豪威尔将军当选总统，执政了8年。 保守主义上升 整个60年代自由共和党人逐渐失势，因为出现了保守的共和党人，首先是在1964年竞选总统的戈德华特。 尼克松争取到他所谓的“沉默的保守大多数”的支持后，在1968年上台。 他们关注的问题有：激进主义上升，法律和秩序，以及种族问题。 从1968年到1992年，除了1976到1980年短暂的一段，美国总统一直由共和党人担任。 1976年到1980年民主党的卡特总统是在共和党总统尼克松卷入“水门事件”丑闻后上台。 随著南方疏远民主党，美国东北部的自由派势力减弱，共和党的主张在意识形态上变得更加一致。 保守思潮在里根总统1980-1988年执政期间得到充分表现。 里根缩小政府职权，减税，增加国防开支以及反共的主张受到支持，使民主党遭受到历史上最严重的挫败。 共和党人对其继承者(老)乔治•布什寄予厚望，但是尽管他在外交政策上有成功记录，但是布什担任总统仍然令许多保守党人失望。 “美利坚契约” 克林顿利用布什没有足够重视国内问题的失误进行竞选，在1992年总统选举中战胜布什入主白宫，使得民主党在12年后再次控制了参众两院和白宫。 不过尽管民主党全面控制，民主党并没有能够成功地通过很多立法，最明显的是没有通过医疗保健立法，另外在众议院出现了在纽特•金里奇领导下的新保守主义势力，他们在1994年打著“美利坚契约”的激进口号重新控制了国会。 这种“美利坚契约”为中心、同政府对立的民粹主义经证明很难实施，所以克林顿能够利用公众的恐惧，即担心由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可能走过头，所以他借此在1996年选举中击败了鲍伯•多尔，连任总统。 此后共和党分裂为许多不同的政治势力 - 同政府对立的民粹主义者，支持工商界的国际主义者，孤立主义者，经济上强调供应的派别，以及道德主义者。 但是之后出现了新的、更加温和的共和党主张，特别是前总统布什之子、德克萨斯州长乔治•W•布什，他提出所谓“富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 虽然布什在2000年选举在选票数上没有获胜，但是最高法院的决定停止了在佛罗里达州的重新计票过程，使他战胜了竞选对手副总统戈尔。 选举结果引起很大争议。 尽管布什担任总统的合法性受到限制，共和党仍然能够在1952年之后首次同时控制了白宫和国会。 尽管布什以中间立场，在选举争议后许诺要照顾两党利益，但是他担任总统后第一个举动就显示出共和党右翼的影响。 他任命的内阁职务大多来自保守势力，布什政府成为人们记忆中表现出最多宗教性的政府。 同他父亲老布什政府的国际主义立场形成鲜明对照，小乔治•布什的政府拒绝支持解决全球气候变暖问题的《京都条约》，并且宣布反对建立国际刑事法庭。 减税成为布什国内政策的核心。 “反恐战争” 尼克松总统任内发展同共产主义中国的关系2001年9月11日纽约和华盛顿受到恐怖攻击，改变了布什的总统作用。 布什政府宣布对恐怖主义进行战争后，从前政府公开敌视同国外发生纠葛，现在反恐成为这种情绪的新焦点。 因此，布什总统的受支持率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并且在长达一年多时间里保持了相当高的受支持率。 9.11恐怖攻击后，美国国会给布什无条件支持，给他开了空白支票。 国家安全机构的真空又使支持美国采取逼人外交政策的激进共和党人，即所谓“新保守主义分子”(neocon)，能够影响白宫，使其影响力达到空前水平。 至此纽特•金里奇为首的同政府对立的共和党内势力，不顾财政赤字不断增长，支持大幅度增加军事开支，支持建立新的国土安全部，使其成为美国联邦官僚机构在二战后最大的扩展。 到2002年11月的中期选举前，共和党策略智囊能够利用布什总统的受欢迎程度及其对9.11攻击做出的坚决反应，来加强共和党爱国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形象，巩固共和党的地位。 其结果是，共和党在选举中取得了显著胜利。 共和党能够在1934年后第一次在控制白宫的同时，还在中期选举中增加了在国会两院的席位。 共和党人夺回了对参议院的控制，使他们能够主宰华盛顿，这种局面在艾森豪威尔以后是从来没有过的。 美国民主党民主党信仰的核心为州权，意思是联邦政府应尽量不干涉各州事务，各州政府有权处理该州大部分事务。 这一争端与导致美国南部和北部民主党分裂的奴隶制问题纠缠在一起，最终，在186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共和党人林肯获胜，美国南部民主党脱离了工会，并挑起了美国内战。 民主党分裂 战后的几十年内，分裂给民主党造成很大的损失。 直到1884年，民主党一直是在野党，与白宫无缘。 作为少数党的民主党，选票支持主要来自南方和北方的少数民族。 民主党与一些被边缘化阶层的关系开始密切起来，如西部贫穷的农场主、以及19世纪末期未能搭上经济大发展快车的落伍者们。 长期在野使民主党受挫非浅，民主党变得缺乏战斗力，南方保守派和北方城镇激进派之间的分裂日渐加深。 在1924年的民主党年会上，与会代表经过103次投票之后，才推举出其总统候选人。 30年代的大萧条及共和党人应对国内经济问题的失利，导致美国政治版图重绘，并为富兰克林•罗斯福组建强有力的民主党联合政府铺平了道路。 新政成功 在众所周知的新政(New Deal)中，罗斯福敦促民主党更积极地介入社会和经济问题，使民主党的传统选民扩展到城市工人、工会、知识分子、小农场主、少数民族和南方落魄的白人。 选民人数几乎翻了一番，民主党开始控制白宫和国会。 民主党的罗斯福总统带领美国赢得二战在1932到1968年的36年间，民主党执政28年，共和党只是由艾森豪威尔在1952-1960年连任两届总统。 民主党还长期控制众议院至1994年，并在参议院中也长期占据多数。 新政联合政府在60年代开始产生裂痕。 越战的不得人心和伴随工会势力不断上升的反文化运动导致民主党分裂加深。 失去基础 60年代以来，民主党越来越远离了他们传统的支持者,即白人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而这些人恰恰是美国政治中的游离票。 相反，民主党更多地代表了特权阶层的观点和利益。 这一变化为里根政府的将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团结起来的人民党保守主义提供了施展机会，同时也将民主党的弱点暴露得更加充分，也就是代表少数人的利益、大政府主义、福利政策不得民心、种族歧视和软弱的外交政策。 在1968年到1992年间，民主党只执掌白宫四年。 需要注意的是，在1976年和1992年分别打破这一传统的均是来自南方的州长--卡特和克林顿。 卡特是在水门事件后当选美国总统的，他给人的印象是忠厚诚实。 在当时尼克松政府倍受水们事件丑闻困扰时，卡特的形象给他加了不少的分。 但是离开白宫时，卡特却是满腹遗憾。 民主党又在野12年，直到1992年克林顿当选为止。 克林顿时代 克林顿的最大成绩在于经济克林顿最大的成就在于，把民主党重新定位成了一个关注经济发展的政党。 在他的任期内，美国经历了有史以来最长的经济发展，他本人也在1996年成为继罗斯福以来第一位获得连任的美国总统。 但是克林顿改革的决心(尤其是对医疗卫生的改革)却在1994年遭到了共和党的阻碍。 当时共和党赢得了中期选举，从而结束了40年来民主党对国会的控制。 这使得克林顿在任期的后6年内不得不面对来自国会的巨大阻力。 民主党士气受挫 在2000年的总统大选中，副总统戈尔试图既利用克林顿留下的强劲经济形势，又在个人缺点上和克林顿保持距离。 他采取了平民立场，主动亲近被克林顿忽视的党内基层人士，但他的战略却事与愿违。 戈尔虽然在全国范围内比布什更受欢迎，但未能拿下决定性的佛罗里达州，导致最终在大选中败北，这对民主党人的士气是个不小的打击。 在接下来的2001年，正当民主党人夺回参议院控制权，准备东山再起的时候，又发生了9.11事件，使得任何党派斗争都不得不暂时搁置下来。 布什总统借著向恐怖主义开战的机会，成功摆脱了安然公司等丑闻造成的影响，支持率大幅上升，共和党不失时机地攻击民主党的国家安全政策过于软弱，并借此赢得了2002年中期选举。 这是自1954年以来，民主党第一次同时失去政府和国会的控制权。
从美国大选中看美国的两党制..
美国两党制美国是一个标榜宪法至上的国家，两党民主被吹嘘为美国民主的精髓与光荣。 然而有趣的是美国宪法并没有规定政党的地位，美国早期领导人对政党都不抱好感，厌恶政党政治，认为政党代表小集团利益，认定政党就是阴谋、腐败、分裂、党争的同义词。 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曾告诫人民要以最严肃的态度反对党派精神，认为党派精神是“政府的最危险的敌人”。 在他的《告别演说》中，还一再提醒他的同胞们要谨防党争和派系倾扎破坏美国的民主政治，警告党争会酿成一场大火，把这一切都烧光。 杰斐逊说：“如果非同一个政党一起就不能进天堂，我宁愿永不进天堂。 “但是，在实际政治发展过程中，两党制却逐渐发展起来，成为美国一项极为重要的、不成文的宪政制度。 美国的两党共和党和民主党，谁成为执政党取决于谁的总统候选人在总统选举中获胜。 至于在议会中是否成为多数并不重要。 如果说英国两党之一的工党还挂着工人政党的招牌，自称代表工人的利益，那么美国人就坦率多了，美国两党都公开打着维护资本主义的旗帜，政治纲领都是维护垄断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 “美国两大政党在根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上意见完全一致，两大政党都强烈地保证执行宪法民主的原则和我们的自由企业的根本经济制度。 ”美国两党没有什么根本区别，没有固定不变的党员，在大选中投哪个党的票，就算哪个党的成员。 这次投共和党的票，下次可以改投民主党的票，党籍无足轻重，美国两党党员改变身份的事经常发生，这在美国政治中叫“跳槽”。 华莱士原为共和党人，后转为民主党，在1940年选为民主党副总统。 1980年当选总统的里根原为民主党自由派，后摇身一变成为共和党人。 华莱士说，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的区别“不值一钱”。 另一个政客说得更巧妙：“在一个共和党选区，我是共和党人；在一个民主党选区，我是民主党人；在一个不确定的选区，我是一个不确定的人……”菲迪南德·伦德伯格在《富豪和超级富豪》中指出：“两党只是同一个钱币的正反两面。 ”一语道破美国两党制的实质。 1847年美国著名画家汤姆斯·纳斯特绘制的一幅象与驴压跷跷板游戏的漫画，“象”代表共和党，“驴”代表民主党。 这幅漫画的寓意是美国由两个政党一上一下轮流执政，共和党和民主党人看了这幅画，不但没反对，相反还赞赏。 他们解释说，大象稳重，毛驴倔强。 从此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党徽便分别为象和驴。 每逢大选之年，两党的支持者也常常举着“象”、“驴”的标牌来进行竞选宣传，“象驴之争”便由此而来。 资本主义政党制度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经济基础并为其服务的，资产阶级无论采取何种方式执政都要维护资产阶级这个根本利益。 正如“象驴之争”漫画所提示的，竞选中各党激烈的角逐，你争我夺，竞选后，执政的和在野的也相互对峙，不断攻讦，看起来势不两立，实际上它们都是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不管哪个党或哪些党上台，都是代表资产阶级执政，轮流执政正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长期统治。 两党制的两个党互相制约、监督，形成了对权力的一种制约机制，确保了政局的稳定，具有进步意义。 但两党制并不是完善的制度。 两党轮流坐庄，交替上台，特别是当资产阶级统治出现危机、人民严重不满时，两党之间的争吵就会加剧。 当危机加重，或执政党严重失误时，通过换马让台下的党上台执政，来转移视线，缓和矛盾，会使普通选民觉得不是这个制度不好，而是某个政党不好，现在已经选出一个好的党，于是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布莱斯直言不讳地说：资本主义政党制度是“民主政治所能设计出来用以压制不同政见的少数派的最好工具。 ”实行两党制的国家，除对立的两大政党之外，还存在着一些较小的党派，如美国除民主、共和党外，还有共产党、社会党、社会劳工党、社会主义工人党；在英国，除保守党和工党两大政党外，还存在自由民主党等若干别的政党，甚至还存在威尔士民族党、苏格兰民族党等地方性的政党，而这些较小的政党，在议会或总统选举中，均无法同两大主要政党相抗衡，在政治生活中也不能与之相提并论，甚至还经常受到两大政党的排挤和分化瓦解，因此，在英美，虽有多个政党存在，但是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始终由两个最大的政党（目前在英国是保守党和工党，而美国两个最大的党是民主党和共和党）通过竞争交替组织政府，轮流执政。 其他政党无法与两大党抗衡；同时，两党执政也勿需它们的支持；因而，其他政党基本上无缘进入政府，即使执政党出于某种目的或发于善心起用其他政党人士入阁，也不能称之为联合政府。 所以，在理解两党制的时候，不能简单认为实行两党制的国家只有两个政党，也不能认为一个国家存在两个政党就是两党制。 在英国的议会中，虽然不乏两大党之外的其他政党的代表，但是真正有力量组织政府而不需要第三党支持的，始终只有两大政党，先是托利党和辉格党，后来是保守党和自由党，从本世纪20年代开始，又是保守党和工党。 根据现行制度，在大选中获下院多数席位的政党为执政党。 受命组织政府。 在这种情况下，议会中的多数议员为政府派，这样议会就很难把政府赶下台，这就为政府的稳定提供了根本的保证。 这一点是多党制国家所不及的。 二战后的意大利和第五共和国之前的法国就是例证。 另一方面，由于议会内各党都是在宪法范围内活动，反对党有机会通过竞选上台执政，这就使暴力夺取政权和宫廷政变失去了条件和动力。 在英国政党政治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一个变化是：本世纪初工党取代了自由党的位置。 但是这种取代过程完全是渐进的、和平的，其间没有引起重大的政治动乱，更没有武装冲突，甚至连议会的法定程序都没有发生变动。 两党竞争均发源于议会中的党派分野。 自政党形成以来，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自然会发生政党间的分化组合，但总的情况是大党分裂为小党后又由众多的小党组合成大党或者一个政党崛起而取代另一个政党，因此政治舞台上见到的始终是两个大的政党。 它们时而在台上，时而在台下，玩着翘翘板游戏。 一党长期执政的情况时有发生， 多党执政却极为罕见。 在英国，曾一度出现第三党冲击两大党的情况，但两大党轮流执政的格局始终没有改变。 而在美国，两大党以外的其他党基本上不构成对两党地位的威胁，两党执政可谓稳如泰山。 之所以形成如此稳定的两党竞争体制，据西方政治学者分析，主要缘自下列因素：（1）制度的因素。 英美两党制均产生于相对多数选举制，这种选举制度有利于两大党而不利于第三党的建立和生存。 此外，美国的单一行政长官制也有利于两党的形成和发展。 总统职位通过总统选举产生，而不受各政党在国会占有席位多少的影响，总统选举人团的产生是“胜者全得”，要么获胜，要么失败，因而引起政党的两极化。 在美国，由于联邦制的特点，各州州长、各州议会的选举均采用相对多数制，这也有利于巩固两党制。 （2）历史二元因素。 两党制是美国社会结构利益双元性的产物，美国建国初期以来每次重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冲突几乎都是二元、两面的。 围绕宪法的批准出现的东部商业利益和西部农业利益之争导致了联邦党人与反联邦党人的产生。 经济利益之争也导致南北方围绕奴隶制及其种植园经济而产生分裂，由此形成两大阵营。 20世纪城乡利益的冲突又是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交锋的重要因素，等等。 （3）政治文化因素，英美两国选民观点中庸、适度、不走偏激，善于妥协，视政治为妥协的艺术。 两国的政治文化接受了妥协的必要性、短期实用主义的明知性以及避免僵硬教条主义的务实性。 另一方面，在两国社会的根本目标以及实现这些目标的主要方式问题上存在广泛的共识。 大多数国民认可洛克和麦迪逊关于个人自我发展的重要性以及拥有私有财产权利的观点，很少有人主张生产资料公有制。 因此，政党之争不在于选择公有制或私有制，而在于怎样分配资源和财富问题。 只要保持两党制的基本因素不变，即国家制度、政治体制和选举制度不变，两党竞争，轮流执政的局面还将长期存在下去。 这也是美国长期以来政局一直比较稳定，经济稳步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政治平衡.
美国顶尖政治学者告诉你为什么美国要完？
唐纳德·特朗普从一位无人严肃对待、丑角般的外围参选者变身为当选总统，这是美国近期经历的最令人意外且制造心灵创伤的事件之一。其影响尚不明朗，但在最坏情形下，可能造成美国完全放弃其全球领导地位，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分崩离析，而自1950年代以来，美国为打造这一秩序已经耗费大量心血。
从雷杰普·塔依普·埃尔多安（RecepTayyip Erdogan）的土耳其到欧尔班·维克多（Viktor Orbán）的匈牙利，特朗普牌民族主义的胜出，可以说与这些彼此截然不同的国家中威权主义的上升势头相映成趣。同时，这些进展令民粹主义民主活生生地威胁到个人自由，甚至对西方所钟爱的理念构成更为根本性的麻烦。诸多事项依旧悬而未决，但随着愤怒的民族主义者在相当多的地方呼风唤雨，我们无法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政治动荡。
在美国，无休无止的事后检讨将围绕特朗普的胜利原本可能如何发生而展开；多数媒体将继续关注一些短期议题，如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JamesComey）在选举前十一天的介入，或者是希拉里·克林顿竞选阵营的一连串泄密事件，据报道，遭泄露的资料源自俄罗斯方面。这样的考量是合理的，或许也与目前的结果有关联。但重要的是意识到，目前的结果根植于美国社会内部。随着共和、民主两党重新评估它们的立场，它们就如下议题加以省思或者会更好：2012年以来的短短四年时间里，政治版图是如何改变的；这样的改变如何不只反映了竞选方面的戏剧性事件，而且反映了美国自身的内部变化，即人们对经济状况的忧虑和对美国在世界事务中所扮演角色的一种深切不安之感。
在整个发达世界，2008年的银行业危机令精英的权威受到质疑，是他们一手缔造了这一高风险的体系。用前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阿兰·格林斯潘（AlanGreenspan）的著名证词来说，“银行业模式中存在缺陷”，削弱了精英之支持率所依托的专业知识。较西方的经济失败更为严重的是，随之而来的不公正感变得愈发强烈。公众所见证的是，一直在运作这一体系的所有那些富有的机构和个人均收获援助，随后穷人和中间群体迎来的却是紧缩政策和失业。在美国，源自该国相对实力衰落的焦虑，加重了这些恼人观察的破坏性影响。
乔治·W.布什时代令人痛楚地暴露了美国军事力量在伊拉克的限度，自那之后，奥巴马时代见证了中国依某种计量方式终结了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地位，并似乎已做好准备，会在若干年之后全面超越美国。民族主义可以采取多种形式，但混合了怀旧情绪的民族主义可以特别有效。特朗普的承诺不只是令美国伟大，而且是“令美国再度伟大”。英国脱欧阵营的口号不只是敦促取得控制权，而且是“拿回控制权”，英国读者或可从这样的口号中听到共鸣。
特朗普承诺要重新获得的不会是美国过去一向自我想象的那种伟大。特朗普并未声言致力于增进开放和民主，这样的承诺有时被过多宣示了；恰恰相反，他建言推动的是一种坚决果断但也更加世俗的政治，有可能为其他大国创造可以填补的空间，他也知道哪些大国会去填补。这样，整体而言，当今世界可能很快就必须想方设法应付美国撤退的后果了。但首要任务是去理解，美国何以采取了这样一种自我中心主义的转向。为找到答案，我们又必须首先考虑美国的政治体制。
希拉里精英捕获与否决制
美国政治体制的功能失调大大影响到2016年总统选举的结果。巨量金钱和强大的特殊利益正以牺牲普通民众为代价，腐蚀国会并充实精英们的钱包，这一指控将从右翼到左翼的两位外围候选人特朗普和伯纳德·桑德斯团结到了一起。两人均控诉希拉里·克林顿，视其为这一类腐败的化身，因克林顿夫妇早已通过收取既得利益群体的金钱而自肥。两人都将批评的矛头对准了高盛这样的华尔街银行，将它们视为特别邪恶的力量。随着选举年乏味地向前推进，右翼更将指控提升到了新的高度：特朗普谴责包括联邦给调查局（尽管只在其赦免克林顿时）、联邦储备委员会和全美选举行政机关在内的美国机构腐败。极具破坏性的保守派人士马特·德拉吉（MattDrudge）甚至暗示，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出于政治目的而夸大了飓风“马修”的威胁。
美国的政治体制确实变得功能失调了；麻烦在于，特朗普和桑德斯这样的批评者并未找对问题的根源，并且未能提供任何真正的解决方案。
问题的真正部分根植于美国社会的特质，部分根植于美国的制度。就人种、民族、宗教、地理和文化而言，从每一个可以想见的角度来看，美国人都是高度多元繁复的。过去二十年间，他们也变得高度分化。这种极化反映在美国人选择居住地点方面，在那些地方，意识形态上的亲近往往较人种或者宗教更为重要；也反映在国会中，在那里，最温和的共和党人要比最保守的民主党人保守很多。这极不同于过往二十世纪的情形，那时两党之间的共识令两党得以从新政到罗纳德·里根减税等诸多重大政策上达成一致意见。
除了意识形态上的分化，美国还经历了数量庞大的利益群体的兴起。那些利益群体坐拥巨量财富，组织完备，其中不只包括企业说客，还包括环境组织、提倡为治疗人类已知的几乎每一种疾病花钱的人士，以及个人富豪捐赠者，如赌场巨头谢尔顿·安德森（SheldonAdelson）或声名狼藉的科赫兄弟，即查尔斯·科赫（Charles G. Koch）和大卫·科赫（David H. Koch），他们能凭借一己之力筹集到与两党中任何一党几乎一样多的资金。自1990年代晚期以来，美国政治活动中金钱的数量已经递增了一个数量级以上；募资如今成了所有官员念兹在兹的重大急务，特别是众议院议员，他们必须每两年一次为连任打拼。（谢尔顿·安德森生于1933年，至2018年8月拥有财富约322亿美元。查尔斯·科赫生于1935年，大卫·科赫生于1940年，兄弟两人共同拥有科赫实业集团。——译注）
从建国之父们那里继承下来的宪政架构加剧了两极分化和利益群体捕获效应。相较于西欧的议会民主制，美国的体制将权力广泛分散在政府内部彼此相竞的分支中。这样的总统制下，行政和立法部门之间理当相互有效制约；立法部门的参议院必须拥有超级多数（一百票中的六十票）才能通过普通法案；最高法院可以推翻国会的法令，并在最近数十年间已承担起制定社会政策的责任；真正重要的权力依旧由州和地方保留。这些权力中心的每一个都可否决整个体制的行动。
这样一种体制加上两极分化和强大利益群体的崛起，结果就是我所称的“否决制”。即这样一种局面：特殊利益群体可以否决对他们有害的举措，与此同时，致力于公共利益的集体行动变得极难达成。否决制于美国民主而言并不是致命的，但确实形成了质量低下的治理。这在政府最基本的职责之一即形成年度预算方面显而易见。
今天，联邦预算无法在所谓“常规出货”（regularorder）程序下获得通过，这一局面已持续十多年。每一年，民主党人和共和党的茶党人士之间都出现摊牌局面，茶党人士威胁说，要么根本不通过预算案，要么不提高债务上限（这样的拒绝荒谬绝伦，因其会牵涉美国的主权债务违约）。2013年，此种边缘政策造成政府完全停摆，这期间，联邦工人哪怕仅仅出现在工作岗位，也将面临刑事制裁。
否决制尚有其他恶劣影响。一万页的美国税典是个耻辱，其免税和补贴目录晦涩费解，以往在妥协中缓慢确立的特殊权益层叠往复、积重难返。美国的企业税率居于世界最高之列，也成为媒体头条；若能削减这一税率以避免所有政府停摆事件发生，美国会有更优异的表现。两党的预算专家原则上均同意，特别是为鼓励美国的跨国公司将它们藏匿于海外的两万亿美元现金取回国内使用，这一税率理当削减。但在实践中，饱受否决之碍的国会甚至无法废止令人憎恶的“附带权益”条款，该条款给予私募股权投资者和对冲基金经理较其他所有人都更低的税率。
我将“政治衰败”定义为组织完备的利益群体对政治权力的捕获，这些群体以牺牲更广泛的公众利益为代价，为谋求自身利益而扭曲体制。另外，一个衰败的体制无法整饬自身，因为那些根深蒂固的利益和思维方式阻碍了改革。最近几十年里，随着组织完备的精英利用否决制维护他们的利益，美国的政治体制已历经衰败。这并不意味着这个国家不再民主，而是说，当一些美国人在政治进程中比他人拥有更多分量，代表性方面即出现危机。对不公正的这种认知，形成了影响到这次选举结果的第二大社会条件即不平等。
弗朗西斯·福山不平等与阶级不满
过去一个世代之间，不平等上升了。有关最顶端1%人群中最顶端10%人群的财富和收入聚集状况的概括性数字广为人知。直到这次竞选，较少为人意识到的是，其他99%的人群是怎么生活的。
美国的左翼人士考虑不平等问题时，依惯例首先想到的是城市内部的非洲裔美国人、非法移民或者其他生活在边缘状态的少数族群。这些群体中的贫困依旧是大问题，但不平等增长的负担落到了不同的社会阶层身上：年长的白人工人阶级，如今他们已饱受三个世代的去工业化之苦。如来自政治光谱对立两端的社会观察人士查尔斯·默里（CharlesMurray）和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所记录的那样，美国最重大的社会分裂不再是种族或者族群，而是阶级，这由受教育水平决定。（查尔斯·默里生于1943年，政治学者、社会学者，自由至上主义者。罗伯特·帕特南生于1941年，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译注）
大学毕业生和辍学者之间的财富分化令人震惊，这样的分化不止在收入统计方面显而易见，比如，只接受过基本教育的工人通常比他们的父亲或者祖父挣钱要少；涉及家庭解体、毒品成瘾等社会功能失调问题时也是如此：初选季中，在白人占多数、乡土气息浓厚的新罕布什尔州，头等议题成了海洛因滥用。脱氧麻黄碱的使用已蔓延至美国乡下，单亲家庭中的儿童正遭到抛弃，只得自己照顾自己。在农村地区受教育程度较低的民众那里存在巨大的疏离感和不满，他们的不满在于，那些生活在城里的同胞无视他们的困境。（脱氧麻黄碱别名“冰毒”。——译注）
两党没有哪一个充分代言了白人工人阶级。共和党精英来自企业化的美国，他们提倡自由贸易和开放的移民迁徙政策，这可以叫做《华尔街日报》的世界观。白人工人阶级可能会基于枪支或堕胎之类文化议题投票支持共和党人，但共和党执政集团并未展示出对他们经济利益的关切。在煽动民众随之而来的愤怒方面，特朗普显得技巧熟稔；今天，他的支持者对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PaulRyan）这样的正统派共和党人往往比对民主党人更为愤怒。
但民主党人也一样中断了与白人工人阶级的接触。他们曾拼凑包括不同身份群体在内的联盟，借以赢得全国选举，那些群体包括非洲裔美国人、西班牙裔人士、亚裔人士、环保活动人士和LGBT社群人士。女性的地位一样重要，但或许受过一定程度教育、带有女权主义倾向的女性尤其重要：特朗普吹嘘他曾如何触摸女性身体，相较于工人阶级姐妹，受教育女性对那段录音的感受更为强烈，而前一群体中的多数是支持特朗普的。直到最近，白人工人阶级仍然是一个身份群体，甚至不被认为处在特别不利的境地；结果是，民主党人大多无视他们。
这一转变历时许久。回溯至1930年代，农村地区的绝大多数白人支持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联盟；他们往往是诸多改革动议的主要受益者，其中之一是设立田纳西州河谷管理局（TennesseeValley Authority），该机构为南方的乡下带来了电力。民主党人1960年代通过一系列民权立法之后，他们开始流向共和党方面，特别是在里根时代大量转投共和党。比尔·克林顿在1990年代令他们中的很多人回心转意，奥巴马也能笼络住足够多的支持者，得以两次当选总统。但他们与民主党人之间的疏离在这样一个年份爆发了：他们的候选人说着帮助他们的正确废话，但似乎与他们之间隔着一个文化上的世界。
因之，2016年民粹主义的成功并不令人震惊。2008年的金融危机要由经济界的精英来担责，但结果是普通工人阶级民众失去了工作岗位。因两党均未向白人工人阶级提供一间房屋，经济上的边缘化便与政治体制中的边缘化不谋而合，这个体制偏爱那些拥有金钱和地位的人士。真正的惊奇应当是，这样的民粹主义暴动没有来得更早些。
奥巴马整饬现状
今年选举中，更令人忧心的诸多面向之一是社交媒体的败坏效应。回溯至1990年代，互联网革命的代言人相信，这一新的技术将是革命性的；鉴于信息即权力，信息的易得性将具有民主化效应。从基辅到仰光再到解放广场（TahrirSquare），要求民主的抗议运动似乎证明了这一观点。（解放广场位于埃及首都开罗。——译注。）
但是，互联网固然令信息的获取渠道得以民主化，却不必然改进信息的质量，并且恶化了选择性真相甚至彻头彻尾的误传对政治的影响。要了解这一机制怎样会在一个威权国家发生效力，只需要看看俄罗斯。
据美国情报界披露，俄罗斯黑客从民主党全国委员会那里窃取信息，劫持了克林顿竞选班子主席约翰·波德斯塔（JohnPodesta）的电邮账户，然后通过维基解密逐步披露他们的发现，试图损害克林顿。一些消息灵通的评论员一直在强调电子投票机的脆弱性，这引发了人们的忧惧：民主会遭到甚至更为直接的扭曲。
特朗普与俄罗斯消息源互动密切，这一点不同寻常。他坚定地拒绝批评普京，事实上在比较普京和他自己的总统奥巴马时，对前者更多赞赏。他对自己收到的情报简讯表示怀疑，认为泄密的源头尚不确定，并在俄罗斯接管克里米亚的合法性问题上附和俄罗斯的立场。很多共和党人如今已追随他的领导，从指责奥巴马对普京太过软弱，到声称美国有必要与普京更加和睦地相处，转变得毫无违和之感。这一切的影响可能意义深远，但美国已不需要引入对最近一次选举的扭曲：这样的扭曲大多由网络驱动，而美国国内正大量形成这样的扭曲。
特朗普展示出，他作为总统候选人可以坚持不懈地公然撒谎而不付出任何代价，由此，特朗普在更广泛议题上无视事实的口水仗，为害甚至更严重。特朗普谎话连篇，更常见的是在其推特账户中张贴不良信息，就一些重大事项提出怀疑意见，比如奥巴马是否出生在美国，或者犯罪率是否空前之高。他还在更多个人问题上扭曲了原始记录：在事实面前，他仍声称自己不曾支持过伊拉克战争（尽管有先前的电视片段捕捉到了他表示支持伊拉克战争的话）。
在源自劳工统计局（BLS）这种统计机构的事实，和他从《国民问询者》（National Enquirer）之类八卦杂志上读到的趣闻轶事之间，特朗普拒绝做出辨析。符合他的目的时，他对官方机构的中立性也提出质疑，比如联邦储备委员会和联邦调查局，他毫无证据地指责它们被克林顿阵营所腐化。最近他发出的推特称，因为存在三百万张非法选票，他事实上已赢得大众投票。这一断言缺乏经验依据。
通过互联网读到的每一件“事实”看上去与其他每一件“事实”一样重要，在此种情形下，选民世界观的区隔化加剧了。马克·扎克伯格可以抗议相反的情况，但相当多政治讨论的自我选择本性是无法加以质疑的，并且，对美国的政治话语而言，那一现实的相反结果也愈发如此。
因为，有相当多的美国人仅仅是不会相信他们从纽约时报或者CNN之类主流媒体信源那里听来的任何东西，并介入到了广泛的阴谋论中，为令人难堪的信息辩解。比如说，他们相信，特朗普在总统竞选辩论中之所以表现糟糕，只是因为克林顿有一只听筒，可以通过这只听筒接收他人提供的答案。通常来讲，阴谋论思维是无权无势状态的产物，事实上很多特朗普的支持者感受到的正是遭人无视和贬低。但他为自己的利益而鼓动这样一些趋向，这对美国民主协商的未来而言是不祥之兆。
克林顿民主在复仇
选举结束差不多两个月了，有关特朗普实际将如何施政，依旧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第一个不确定性与他的真实性格有关。他既是一位善于交易的商人，期待达成交易，又是一位立场极端的阴谋掮客，曾暗示他将推行坚定的民族主义政策。他必须去管理一个规模庞大而笨拙的政府，并与难以驾驭的外国领袖打交道：面对这一现实，他善于交易的那一面还是立场极端的那一面会胜出？
他会坚持对中国施加惩罚性关税，并甘冒引发一场贸易战的风险吗？他会对叙利亚进行地毯式轰炸吗？他会坚持推动这样一些危险举措，然后无视诸如世界贸易组织甚或联合国这种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裁断吗？他会走得更远，如他的一些更狂热的意见所示，并认为不再有义务遵守长久以来约束战争行为的《日内瓦公约》之类协定吗？他会授权打击恐怖主义分子的亲属吗？暂时无人知道。
假如特朗普的当选既是因为人们不满于功能失调的政治体制，又是因为工人阶级的困境，那么新总统可以带来解决不论哪一方面问题的任何希望吗？
说到美国衰败的政治制度，我一点也不乐观。除了建言禁止政府官员频繁游说，就强大的利益集团骑劫国家这个问题，特朗普并未拿出任何制度化的解决方案。眼下的问题在于政治活动中充斥巨量金钱，并且体制给予了说客较议会民主制下所能允许的远为多样化的渠道用来联络立法者。金钱问题无法基于最高法院对“巴克利诉瓦莱奥”（Buckleyv. Valeo）和“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Citizens United v. FEC）之类案件的裁定来解决，这两个裁定认为，政治捐献和游说花费是言论自由的一种形式，因而受宪法保护。（“巴克利诉瓦莱奥”案于1976年裁定，“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于2010年裁定。——译注）
特朗普唯一公开宣称的解决方案是，他足够富有从而不会受到贿赂。他确实是这样一种人：足够富有，乃至于将拒绝40万美元总统薪水视作其品牌的廉价广告。他似乎强烈渴求继续最大化其作为总统的商业利益，姑且不论这一事实，就他所申述的“抽干华盛顿的腐败沼泽”，他也未拿出长期路线图。
就不平等问题和工人阶级的困境，他的主要建言是重新商定贸易协议并打击非法移民活动，但这样的建言不可能产生任何他所承诺的正面效应，事实上可能引发其他国家的报复，这样的报复将形成全球性的螺旋式下滑，令人回想起1930年代。性格因素将在这个时候起作用：假如特朗普发现他无法从贸易伙伴那里得到重大让步，他是依其立场极端的人格形象走开，抑或只是停下来，达成他所能获得的最佳交易呢？
然而，在其他领域，特朗普可能会更加成功。奥巴马执政的八年时间里有六年为僵局左右，这是因为极化的两党把持不同的政府分支。奥巴马之所以能通过《平价医疗法》和监管银行的多德-弗兰克法（Dodd-Frank），是因他的民主党在国会两院均占多数。眼下的局面则完全不同，共和党控制着国会两院。2013年的预算自动减支全面限制了政府层面的支出，类似的梗阻局面将被铲除。国会在通过预算和完成立法时将更加轻松。那不意味着立法将是高品质的，但至少华盛顿将再度开始发生一些事情。认为政府简直“一事无成”的沮丧情绪所带来的那种毁灭感可能开始减弱了，即令此时国会多数在意识形态上荒谬地倾向于反政府。
除开贸易，特朗普还可能在一个领域为其工人阶级支持者做些好事：基础设施。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ASCE）估计，基础设施支出方面存在两万亿美元的亏空；特朗普和克林顿均大手笔承诺进行投资。这样的支出将为工人阶级创造大量工作岗位，并可能提供可喜的经济刺激。
相较于他的民主党对手，特朗普拥有更佳的机会来成功实施基础设施建设，这不只是因为他是一位开发商，而且因为过去，太多反对在基础设施方面进行支出的意见来自其自身所在共和党的茶党一翼。假如克林顿赢得选举人团选票，她有可能一开始就被愤怒的国会捆住手脚：共和党人控制的国会急切希望阻挡她的所有积极行动；相形之下，特朗普将拥有更多授权来推动一些事情。
共和党这次大获全胜不应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在其内部，正统的瑞安式保守派期待全球化并削减社会开支，而特朗普的工人阶级支持者恰有相反的诉求，两派之间存在巨大矛盾。当新一届行政分支规划首份预算之时，这场战斗很快就将被牵扯进来。我们可能在这两个领域都遭遇失败：富人阶层收获大规模减税（在特朗普任命长期供职于高盛集团的银行家史蒂文·努钦[Steven Mnuchin]担任财政部长之后，这看上去成了当务之急），同时奥巴马医改之类社会计划遭到削减，这一切兼具经济上的保护主义和过火的种族偏执。
任命布莱巴特新闻网（Breitbart）首席执行官史蒂夫·班农（SteveBannon）为白宫战略师，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雷恩斯·普利巴斯（Reince Priebus）为白宫幕僚长，恰恰令人联想到那种妥协。另一方面，特朗普似乎从承诺完全废除奥巴马医改的立场上后退了，而且，当意识到他无法轻易用“美妙绝伦”的什么东西来替代奥巴马医改时，他可能会发现自己已受困于其前任个人特征鲜明的成就中动弹不得。（布莱巴特新闻网是一家美国右翼或极右翼新闻网站，创办于2007年。——译注）
特朗普胜选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意蕴要令人不安得多。对普京等，特朗普曾表达过钦佩之情。他是首位对推动民主主义的世界秩序全然无动于衷的主要政党总统候选人，而长久以来，那至少在理论上是美国的天职。他非但不乐意批评普京，反而显得急切渴望在就任后不久即与其达成一项交易。为回应俄罗斯干预乌克兰且并吞克里米亚，美国和欧洲启动了对俄罗斯的制裁，那些制裁措施大约会成为这场遭遇战的首批牺牲品。
吉米·卡特在越战结束后奉行退却战略，之后的里根恢复了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不同于里根的是，特朗普很可能加速奥巴马治下已经开启的趋势，即大幅度弱化美国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维基解密创办人朱利安·阿桑奇这样的人物何以极度迫切希望帮助他伤害克林顿，理由在这里。总而言之，即令他的当选某种程度上是对美国意识到自己世界地位衰落的应对，结果却可能大大加剧那一衰落的趋势。
有关特朗普的这部书依旧在写作当中。我们必须等待未来的几个月，看看粉墨登场的是那个善于达成交易的人还是那个极端主义者。但特朗普的胜选还表征着朝向民粹主义的民族主义这一全球性转向的最新阶段，这一模式的意蕴正开始令人惊骇地清晰呈现。
那一趋势包括布莱巴特和整个欧洲范围内反欧盟、反移民的右翼政党之兴起。从某种意义上讲，如同特朗普一般，这些进展是大众对全球化及其打着自由旗号所引发的经济和文化紊乱的延迟反应，那样一种自由并未止步于国境线。换言之，自由民主中的“民主”部分正在发动起义，报复“自由”那一部分。假如这一趋势在世界其他地方继续下去，我们将注定在一个怒气冲天的诸种民族主义相互竞胜的时代受到惩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