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4月30日电（林卓玮）自美国财长耶伦4月初访华以来，欧美政客和媒体频提“中国产能过剩论”。接受中新网专访时，马中友好协会会长、马来西亚前驻华大使马吉德表示，“欧美大肆抹黑中国的根源正是恐惧”，“他们害怕在新能源领域的竞争中，尤其是在光伏电池、电动车等新能源产品上输给中国。”
资料图：马来西亚前驻华大使马吉德（右）在中马投资交流活动上。
“中国在新能源汽车技术、高端制造、供应链和基础设施等方面成果斐然，显著降低了生产成本，”马吉德表示。
他进一步指出，面对激烈的全球市场竞争和竞争力强劲的中国产品，欧美的应对方式却是炒作抹黑中国的新能源产业，“这实际上反映出欧美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
他认为，在全球气候变化加剧的重要关头，欧美国家必须认识到气候危机的紧迫性，世界各国均应克制冲动，避免贸易冲突升级，携手共同解决全人类共同面临的气候问题。
马吉德强调，良性竞争正是眼下新能源领域所需要的，而要鼓励新能源行业的健康竞争，“中国生产的优质新能源产品更不应受到打压”。
马吉德表示，为促进国际市场稳定、推动行业互利共赢，中国可以继续贡献力量。（完）
【汽车人】股比放开，汽车业寻求发展新路
客观地说，解禁“乘用车制造外资股比限制”、取消“合资企业数量限制”，已经是每个人都看得到的事情，又怎能再称之为“机会”？真正的机遇往往隐身于汽车行业之外。
文/《汽车人》吴毓
“2020版外商投资负面清单”于7月下旬实施，承诺中的“取消商用车制造外资股比限制”如约而至，“乘用车制造外资股比限制及合资企业数量限制”也将在24个月后“解禁”。但对于中国汽车企业而言，在全球研发、全球制造、全球供给的背景下，寻找真正的发展机遇，需要望向汽车行业之外。
开放股比的背景
随着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的不断突破，汽车从交通工具转变为“大型移动智能终端、储能单元和数字空间”的发展趋势愈加明确，“乘员、车辆、货物、运营平台与基础设施实现智能互联与数据共享”的进化潮流更不容质疑。与此同时，我国汽车产业大而不强的问题依然突出，关键核心技术掌握不足，产业链条存在短板，创新体系仍需完善，国际品牌建设滞缓，企业实力亟待提升，产能过剩风险显现，商用车安全性能也有待提高……
在这样的社会趋势和产业背景下，工信部等三部委在2017年4月印发《汽车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将“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作为汽车行业继续扩大开放、鼓励引用外资、引进相关先进技术和高端人才、加强与国外企业战略合作的基础，并提出“完善内外资投资管理制度，有序放开合资企业股比限制”的设想。这可以被视为“放开股比限制”的首次亮相。
14个月后，“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8年版）”发布，正式提出“2020年取消商用车制造外资股比限制”，并明确承诺“2022年取消乘用车制造外资股比限制以及同一家外商可在国内建立两家及两家以下生产同类整车产品的合资企业的限制”。应该承认，发改委与商务部的“迅速动作”，是对“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战略的坚定执行，不仅向在华外资企业送上一颗“定心丸”，更奠定了今天持续扩大改革开放的基础。
在中国的合资企业中，欧美日韩厂商对于技术转移或多或少都存在忧虑。合资公司的大多数员工，很难仅凭自己的工卡直接刷开母公司的门禁，特别是出入研发部门，往往需要额外的申请与授权；而跨国公司在华机构的员工，却可以凭工卡随意出入海外的母公司。当同一现象出现在多家公司时，巧合的几率已经无限降低。
在合资股比对半（话语权对半）的情况下，转移的技术会不会脱缰，被用于自主品牌的发展？合资企业的规划会不会越界，母公司的既有发展战略能不能得到彻底贯彻？如果控股比例调高，则可以内心稍安，有利于掌控运营主导权，也可以设立严格的技术“门槛”。
显然，中国政府希望通过开放外资股比的限制，邀请跨国公司进入“深耕中国的2.0时代”，深度“绑定”跨国企业——既可与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相抗衡，更可以加速推动电动化、智能化在中国市场的成熟落地。
对于跨国车企，大多数现金与资源已经转向了电动、智能和互联的研发与测试，为了提高效率而共享资源甚至战略合作（合资）的例子也不胜枚举，丰田与比亚迪成立合资公司、本田入股宁德时代、日产携手欣旺达……都是在最近6个月出现。即使企业有大笔的“闲钱”，是否值得向传统车企增资，还需要画个问号。
由商用车制造企业试水“开放外资股比限制”，利益相关方都在谨慎观察。中国政府希望能在2年的时间窗口内发现不足、修正短板，乘用车合资企业则希望洞悉政策的风向，在现有的样板中发现新的机遇。
开放“金融”的机遇
客观地说，解禁“乘用车制造外资股比限制”、取消“合资企业数量限制”，已经是每个人都看得到的事情，又怎能再称之为“机会”？真正的机遇往往隐身于汽车行业之外。
在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0年版）中，有一项变化尤其值得关注。“2019版”已经确定将于2021年取消的“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寿险公司的外资股比限制”，在2020版中已经提前“下岗”。法无禁止即可行——负面清单是指政府规定哪些经济领域不开放；除了清单上的禁止项，其他行业领域的经济活动都被许可。这意味着，金融业的外资股比限制已经全部取消。
在中国汽车市场从增量市场转向存量市场、从高增长转向微增长甚至是负增长的时刻，“开放金融市场”将为汽车行业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在海外市场，汽车企业的运作是真正的“四轮驱动”，汽车租赁、金融贷款、二手车销售是运营的主力，而新车销售仅仅是其中的一只脚。
通过金融公司、租赁公司与二手车公司的协同，打包车辆的租、贷与回收的产品组合，汽车企业由此向消费者提供多种购车、用车形式，形成独立于新车销售之外的产业链。这既可以维持制造产能在规模平衡点之上，也能保持新车终端成交价格稳定，保护经销商利益，还能保证新车换代时的市场定位不变。
在美国市场，汽车金融公司的利润收益贡献率占比超过母公司的30%，是公司内最重要的利润“奶牛”。虽然汽车贷款覆盖85%的新车交易和超半数的二手车交易，但评估新客户的信贷风险、将多家银行的服务与用户的需求相匹配，始终是车贷中的痛点。
在商业数字化领先的中国市场，大数据将使得汽车金融服务实现快速超车，并帮助车企走出“降低成交价=拉高销量”、“新车换代时才发现成交价已无上升通道”的死循环。海量的交易信息可以清晰勾勒用户的生活方式、消费喜好，帮助销售部门、战略部门推出更好的产品组合；而在线的交易形式也将减少简化操作流程、降低用户抱怨，使得“千禧一代”获得更好的消费体验。
可以预期，有了金融市场的开放，金融工具将更多地进入经销商渠道，二手车市场也将迎来利好，租赁共享市场将被注入新的运营理念、商业模式……汽车制造的产业链条将迎来更广泛的版图。
稀土市场的机会
如果说，“放开股比与合作伙伴限制”是已经上桌、形态确定的前菜，“放开金融业股比限制”是正在装盘、备受期待的主菜，那么“稀土资源的有条件有限制开放”就是仍在烹制、尚有变数的甜点。
在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0年版）中，取消了“禁止投资放射性矿产冶炼、加工，核燃料生产”的规定，但“禁止投资稀土、放射性矿产、钨勘查、开采及选矿”的规定仍然存在。
在新能源发展成为共识，插电式混合动力、纯电动、氢燃料电池百花齐放，小型化大功率驱动电机的需求走高……国外资本与技术正持续关注中国稀土开采，也会更加深刻地重塑汽车产业链的走向。
钴金属并非稀土，近年却倍受车企的重视，几乎每一项技术进步、每一波战略合作，背后都有它的影子。通用汽车与LG化学合作开发动力电池Ultium——NCMA四元锂电池（镍钴锰铝），通过加入铝，将电池中的钴金属含量减少约70%。特斯拉也在今年2月透露，上海超级工厂生产的电动汽车中将会使用“无钴”电池。在特斯拉的定义中，无钴，不一定是磷酸铁锂电池。
一台苹果手机使用5-10克钴，一台笔记本电脑使用30克钴，一台纯电动车使用大约9000克钴……车企努力降低钴金属的含量，一方面是由于钴金属价格昂贵，减少使用就可以削减动力电池的成本；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钴开采过程中潜在的道德风险——大量使用童工、迹近掠夺的报酬、没有安全措施、持续暴露于有毒金属中。
当智能手机、电动车成为生活必需品的同时，消费者正在更加严格地审视整个产业链，要求供应链消除道德风险，要求生产链具有更低的碳排放。苹果、LG化学、福特、通用汽车、三星SDI、BMW、亚马逊都承诺建立负责任和人道的供应链管理，并鼓励其供应商参与努力改善人权。
如果发展新能源车必须的钕元素的开采可以实现“有条件开放”，必将吸引国外资金和技术的进入，不仅汽车行业获得道德可控、碳排放可追溯的钕供应链，中国也可以借力优化开采工艺、发展高端产品，真正实现供与需的双赢。
无论是今天取消“商用车制造外资股比限制”，还是即将执行的取消“乘用车制造外资股比限制及合资企业数量限制”，都是在证明中国政府持续推进改革开放的决心——让汽车行业真正地走进市场，让社会资源能够惠及可持续的项目。
对于合资车企而言，与其为“股比变化”而忧虑，不如擦亮眼睛去发现那些被忽视的行业机会、被埋没的市场机会。真正的机会并不在汽车行业内。（文/《汽车人》吴毓，部分图片来源网络）【版权声明】本文系“汽车人传媒”独家原创稿件，版权为“汽车人传媒”所有。
中国产能过剩主要原因是什么
1、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经济是靠承接外来产业转移、扮演世界工厂角色发展起来的。承接的外来产业大都是劳动密集型、附加值很低、集中在加工制造环节的产业。各地大干快上，形成强大的产能。
这种发展模式发挥作用的条件是国际经济形势向好，对这些产业的产品有大量需求，加之我们的劳动力便宜、资源能源便宜，虽然产能巨大，但同国际国内市场需求处于一种相对均衡的状态。
然而，保持多年的传统经济发展方式如今已不适应世界需求结构的提升，不适应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发达国家经济回归实体经济、回归制造业以及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态势。换言之，既有产能与相对萎缩的需求不匹配，需求提升了，而供给却没有提升。
2、产能过剩也来自一些地方政府的不恰当行为。一些地方政府官员有意无意地追求短时间内具有显著效果的政绩，甚至搞大拆大建，但对于能够提升经济实力的实体经济、先进制造业、创新活动等却重视不够。
扩展资料：
中国钢铁协会副秘书长戚向东对判定行业严重过剩给出了六项指标：
1、产品库存持续急剧上升，销售呈现停滞状态；
2、产销率大幅下降，供求关系严重失衡；
3、产品价格大幅度回落，长期处于成本线以下；
4、行业出现大面积的企业亏损，企业被迫举债经营；
5、一批企业相继倒闭或破产；
6、进口严重受阻，出口不计成本，国际贸易摩擦频繁发生。
他认为，如果以上六项指标在相对较长时间同时存在，就说明产品已经出现严重过剩。与前一种判断所不同的是，戚向东所指的是严重过剩时的状况，因此考虑的因素更加全面。
结合自己的认识谈谈如何看待中国GDP增长和社会发展不相称的问题。拜托各位了 3Q
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依然保持较高的增速，但不可否认，同时存在诸如矿产资源被过度开采，天然能源被过度消耗，自然环境被重度污染。 再就是各地政府讲求经济增长，过度追求GDP的增速，以致钢铁、煤炭、水泥、玻璃、纺织品产能过剩，产业结构不尽合理。 再就是，中国经济近30多年来都是稳步增长，前几年是高速增长，近年是稳定增长，去年的增长率为7.7％，经济总量为56万亿美元，全国人均收入元，约合6700美元，比增8.1％，处于中等偏高的水平。 与此同时，国际社会政治经济地位大幅度提高，但也不可否认，环境污染急剧加剧。 但由于分配体制的弊病、部分人的灰色收入的存在，以致造成民众收入水平高低悬殊，差距越拉越大。 全国城乡有两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物价的上涨，以致他们入不敷出；不到20％的人却拥有80％以上的社会财富，他们往往会一掷千金、灯红酒绿、花天酒地。 我国现存经济结构、产业结构明显失衡的问题体现在：第一、产业结构的失衡。 产业结构的重工业化，导致了资源、能源的高消耗，温室气体的高排放，对环境造成了高污染。 第二、内需和外需的比例失调。 在中国现在的经济结构下，外需高速增长、内需萎缩；而在内需中，又主要是依靠投资，造成了消费萎缩。 就一个大的经济体制来讲，如果经济发展模式不具有可持续性，在一定条件下，就会诱发很多问题，比如说外部条件变化，一旦外部消费没法提供，经济就发展就会很困难。 支撑这种生产模式的生产要素有四个方面：资本、土地（自然资源）、劳动、管理和技术创新。 高资本投入，低廉的劳动力价格、资源价格，技术创新不足，都会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现在已经不是我们要不要转型的问题，而是必须要转型的问题了，现在我们已经是被动式的了。 在金融危机之后，出口部门的压力越来越大，贸易保护主义盛行，贸易摩擦时有发生。 欧美市场吸纳中国制造产品的能力下降了，出口很难恢复到金融危机以前的水平，所以经济必须转向内需，这是被动式的。 第三，投资消费比重失调严重影响经济的内生动力。 投资和消费的问题方面，经济的重工业化必然是投资高涨，消费受到挤压。 从储蓄率来看，在政府、企业、居民当中，政府和企业的储蓄率增长得远比居民的储蓄率要快，政府和企业的储蓄呈上升的态势，居民的储蓄呈下降的态势，这是高投资的来源，高储蓄才有高投资，高出口。 第四，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扭曲，各阶层收入差距扩大，社会消费倾向降低。 居民收入增长相对缓慢直接造成消费需求不足。 第五，人口红利将逐渐丧失，但每年依然有近千万人的登记失业人数，就业压力依然存在，这给决策机构带来解决问题的挑战。 第六，经济产业结构的失衡，制约了国民经济的平稳较快的发展，因此来说，对于这些结构失衡就必须扭转。 经济转型的阻力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点、我国经济发展所处的特殊阶段。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且是一个转型中的国家，现在这个发展阶段发达国家也经历过。 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一个国家很难逾越重工业化阶段。 在这个发展阶段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经济重工业化，“三高一资”产业处于主导地位，这个发展阶段所具备的特性我们难以避免。 但是，中国的特点是，与相同发展水平的国家相比，我们的城市化和市场化程度发展不足，服务业严重滞后，重工业化比重畸高。 第二点、体制上存在的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很早就存在，在内需中，投资的比重过高，消费的比重过低，而且消费比重处于一个持续下降的地位，属于典型的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 在内外需的关系上，我国是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模式，过度地依赖外需，这对于一个大国经济而言，显然是不可持续的。 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很难再现危机之前出口高速增长的情景，这就迫使我们必须要加强国内制度建设、信用体系建设，引导出口部门的产品转向内需。 第三点、政策上的问题。 我国一直以来鼓励出口，鼓励加工制造业。 尽管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过剩劳动力的就业，提高了从业者的收入，但也有很多负面效应。 我们国家对出口部门的鼓励实际上是建立在比较低的资源价格、劳动力价格上，出现了为了出口而出口的现象，客观上就造成了政府鼓励经济结构畸形化的结果。 对此，为了保持国民经济稳定较快发展，该如何控制好通货膨胀及其预期。 先分析通货膨胀的类型，有需求拉动型、成本推进型和国际输入型，还有就是混合型，对于需求拉动型的通胀，宏观紧缩政策是有效的，而对于成本推动型的通胀与国际输入型的通胀，紧缩政策作用就不那么明显了。 所以，政府要采取综合性的治理措施，而不应仅仅依赖单纯的宏观紧缩政策。 “一刀切”的紧缩政策。 在应对混合型的通胀预期，尤其是在应对成本推动型和国际输入型通胀时，不仅不利于稳定物价水平，还有可能减缓宏观经济发展速度，即导致“滞胀”。 应对通货膨胀，尤其要预防“滞胀”的发生，不能单独采取宏观紧缩政策，必须采取综合性的治理措施：第一，有必要从货币政策的总量调控转为总量调控与结构性调控并重。 我国通过采取调整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利率政策以及调控信贷规模等货币政策的总量调控来应对通货膨胀，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局限性也很大。 货币政策的结构化，会更加适合我国现阶段的国情。 第二，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转向从紧的货币政策，要分阶段推进，避免急转弯，要防止“硬着陆”，减少对经济局势的冲击。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采用“松紧搭配”的方式可能更加有效。 通货膨胀预期是可以发生变化的，很有可能使通货膨胀成为现实。 在这种形势下，稳定社会的通货膨胀预期就显得至关重要。 政府近期的对策是采取结构性措施，增加市场上短缺商品的供给。 供给的增加是稳定物价的迫切措施。 当某些原材料和消费品国内产量短时期内无法增加更多供给时，可以动用外汇储备进口一些国内短缺的商品。 只要供给增加了，企业和居民个人的通货膨胀预期就会趋于稳定。 此外，政府采取打击商品炒作行为的措施也可以起到一定的效果。 抑制非正常的需求和有序地增加供给应当双管齐下，而且有序地增加供给相对更加重要。 但在现实情形中，控制通货膨胀并不难，难的是如何抑制物价上涨的同时，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抑制投资过快增长的同时，刺激消费需求的增长。 在这种情况下，主要作为总量调控的货币政策难以单独发挥有效作用，必须有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密切配合，调控政策“适”字当头。 首先，积极财政政策的功能，要从反经济周期转向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1100亿建设国债项目重点向三农倾斜，向社会发展倾斜，向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倾斜，向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倾斜，向扩大就业、完善社会保障和改善困难群众生活倾斜。 其次，随着积极财政政策功能转型，货币政策作用相应上升、重要性加强，财政政策将不再担纲宏观调控主力。 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主导地位转换的背景下，为保证新一轮经济平稳增长，央行应根据经济形势变化采取预调和微调办法，合理调控货币供应量增幅，保持信贷总量稳定增长，通过货币政策窗口指导，控制投资过快行业的信贷规模，及时传达货币信贷政策意图，引导社会投资预期；必要时，小幅上调贷款利率，抑制投资过快增长。 第三，积极发挥产业政策和投资政策的作用，努力抑制投资过快增长，增加有效供给。 一是要实行最严格的土地保护制度，强化对土地使用的审批和监督。 二是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增加粮油播种面积。 利用国际市场，调节国内粮油供求。 三是大力加强交通、能源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能源交通项目建设应适度超前。 四是加快投资体制改革步伐，投资权直接下放给企业，加强市场机制引导投资的作用；五是国家要通过经济的、法律的手段，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措施，调控企业投资方向，稳定经济增长；六是进一步发展服务业和小微企业，增强我国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内生动力。 第四，我国在加速向着工业化强国迈进的步伐，环境污染一直是困扰我们的一大问题，与此同时，也在提示开展环境保护运动的必要性，大力发展绿色经济、低碳经济的必要性。 单从遏制环境恶化，制止大气环境、水环境恶化的角度来说，就应该大力发展绿色经济、低碳经济。 当然，要大力发展绿色经济、低碳经济，还必须提高人们的保护环境的意识，加大资金投入，搞好技术升级，拓展和研发替代能源，大力发展风能、太阳能、潮汐能发电，提高单位产量的能源利用率。 第五，一个国家的贫富差距过于悬殊时，则会阻碍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在经济上，贫富分化会在一定程度上弱化富裕者的生产积极性、创造性；同时，贫困群体的扩大则直接制约社会消费需求从而影响经济的发展；在政治上，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时期，那些长期处于低收入水平的人会感到被社会所遗弃而失望，因而容易产生对立情绪，激化各种矛盾，危及社会稳定。 贫富分化既影响效率的提高，又产生社会的不稳定，其破坏性显而易见。 因此，要出台有效措施，抑制分配领域的差距，大幅度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变金字塔结构为橄榄型。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是关键。 中国经济要在转型升级方面取得质的飞跃，关键在于用改革的办法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激发经济主体自主产生转型升级的需求和动力，因此，要在要素市场、财税、科技、投融资、收入分配等一系列关键领域取得新的突破。 近年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特别是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路线图时间表。 但是更要看到，下一步改革面临更加复杂的形势和利益格局，明年乃至未来一段时间，由易到难，逐步推进，还要进行垄断行业改革、税赋制度改革、薪酬制度改革，以及深化企业制度改革，要抓紧细化、逐条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强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生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