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主席习近平于5月5日至10日对法国、塞尔维亚和匈牙利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国国家元首近5年来首次访问欧洲。这5年世界变化很大，但中国与三国的关系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于风浪中保持了稳健，还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这是来之不易的。习主席对三国的访问，将为中国与三国的关系，包括更广泛的中欧关系开启历史新篇章。
不少舆论注意到，这次习主席出访的三个国家都很有代表性：法国是第一个同新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西方大国，中法关系长期走在中西方关系前列；塞尔维亚是中国在中东欧地区首个全面战略伙伴，也是中国的“铁杆朋友”；匈牙利是中东欧地区重要国家，也是中方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及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的重要合作伙伴。人们完全有理由期待，通过这三个国家的“以点带面”，中欧友好合作主基调将贯穿整个访问。
在过去5年里，中欧关系经历了不少起伏，新冠疫情、俄乌冲突等也对中欧关系产生了一定冲击。随着美国将中国列为“首要战略竞争对手”，华盛顿加大对欧洲的拉拢和利诱，如何保持战略自主成为摆在欧洲面前的重大考验。要坚持中欧关系不针对、不依附、也不受制于第三方，特别是不受制于第三方，对欧洲而言尤为重要。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国家元首的欧洲之行释放的一个重要信号是，不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幻，中国希望扩大对欧合作以及支持欧洲战略自主的立场都没有丝毫动摇。
可以说，元首外交就是在风浪中让中欧这艘巨轮保持稳定不偏航的锚。以法国为例，虽然中欧关系一度出现了波折，但中法在全球治理的诸多议题上，合作的态度和立场始终保持了大的稳定，这与元首外交有着直接关系。从去年开始，中欧各层级交往全面重启，中国的耐心和善意让越来越多欧洲人看到，中国对欧洲是机遇而不是风险，是伙伴而不是对手。欧洲对华合作意愿总体上在增强。
图为马克龙资料图，他称“无论是气候问题还是安全问题，我们都需要中国人”。
在习主席访问前，法国总统马克龙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在欧盟对中国开放市场方面，必须非常务实，必须从欧洲的战略利益出发来看待这个问题，不能“过于教条主义或利益割裂”。马克龙表示，他欢迎习主席来访，“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与中国就全球重大问题进行接触，并就我们基于互惠的经济关系进行交流”。他还在另外一次采访中表示，“无论是气候问题还是安全问题，我们都需要中国人”。马克龙这些话不但是对法国说的，也是对欧洲说的。
我们相信，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欧将至少达成三种战略默契。一是中国与欧洲不是对手，更不是敌人，而是可以彼此信赖的朋友和伙伴。中国与欧洲从未成为彼此实现核心利益的障碍，双方在价值观念、政治制度、发展模式方面的差异为文明互鉴、取长补短提供了基础，而不是树立“靶子”。二是中欧各自的成功发展是彼此的“好消息”，而不是“坏消息”。中国将一如既往地支持欧洲实现战略自主，欧洲越发展，西方越稳定；欧洲也应敞开心扉，拥抱并支持中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国越发展，亚太越繁荣。三是在重要全球性问题上，中欧可以共同搭建起跨地区、跨文明、跨领域的新链接，携手并进，帮助全球和彼此实现“水涨船高”。
塞尔维亚有句谚语：朋友是时间的果实。这句话放在中欧关系上恰如其分：时间将证明真正的伙伴是什么样的。我们期待，习主席对欧洲三国的国事访问，为推动中国同三国关系以及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进一步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延伸阅读
4月26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习近平在会见中再次强调了中美相处的“三条大原则”和“五根支柱”，三条大原则即“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习近平指出，这三条大原则既是中美45年交往的历史经验，也是双方走向未来的指引。而“五根支柱”则是“共同树立正确认知、共同有效管控分歧、共同推进互利合作、共同承担大国责任、共同促进人文交流”。中美双方今日达成的五点共识就与“五根支柱”形成了呼应。
中美双方今日达成的五点共识包括：第一，双方肯定旧金山会晤以来中美各领域对话合作取得的积极进展，同意加快落实两国元首在旧金山达成的重要共识。
第二，双方同意保持高层交往和各层级接触。继续发挥已经恢复和新建的外交、经济、金融、商务等领域磋商机制作用。继续开展两军交往。进一步推进中美禁毒、气变、人工智能合作。
第三，双方宣布将举行中美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首次会议；继续推进中美关系指导原则磋商；举行新一轮中美亚太事务磋商、中美海洋事务磋商；继续开展中美领事磋商。中美禁毒工作组将举行高官会。美方欢迎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刘振民访美。
第四，双方将采取措施扩大两国人文交流，欢迎对方国家留学生，办好5月在中国西安举行的第14届中美旅游高层对话。
第五，双方就国际地区热点问题保持协商，双方特使加强沟通。
图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布林肯则在今日的会见中表示：美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保持沟通，认真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旧金山共识，寻求更多合作，避免误解误判，负责任地管控分歧，推动美中关系实现稳定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布林肯此访，美方显得更为主动。根据中国外交部的消息，4月2日，拜登总统在与习近平主席通话时表示，希望安排布林肯国务卿访华，中方对此表示欢迎。而根据美国媒体报道，布林肯在抵华后对媒体表示，需要“积极外交”来推进中美两国元首在旧金山会晤时制定的议程，布林肯还说：“在我们的判断中，面对面的外交是无可替代的。”
这一方面说明在两国元首的掌舵领航下，中美关系总体止跌企稳，双方各领域的对话增多、合作增多、积极面增多。另一方面也说明，在稳定中美关系上拜登政府的急切。
分析指出，今年是美国的大选年，选战将于7月进入全面启动状态。而目前巴以冲突和俄乌冲突都给拜登政府造成巨大压力，尤其是巴以冲突又在美国大学内引发学生运动，拜登迫切希望能够在6月之前处理好相关问题。
而在俄乌冲突上，美国则寄望中国能够提供更多帮助。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美国国务院一名高级官员说，布林肯访华的核心目标之一就是说服中国“不要向俄罗斯提供技术”。
美国高级官员上周公布了一份清单，列出了所谓的“正向俄罗斯提供的技术”。美方的逻辑是“2023年俄罗斯进口的芯片有90%来自中国，这些芯片被用于生产导弹、坦克和飞机。”“去年最后一个季度俄罗斯进口的机床有70%来自中国，这些机床很可能被用于生产弹道导弹”。
这种长臂管辖的逻辑本就十分荒谬，卖方有什么权力和义务去调查买方如何使用自己购买的商品？所以中国外交部在布林肯访华前已经公开表态：中俄之间的正常经贸，美国不得干涉。美方对此也有心里预期，《华盛顿邮报》早前就指出，美国“到底能否削弱北京和莫斯科之间复杂且发展迅速的相关贸易，依然是未知数”。
美国国会和一些政治力量仍会揪住中俄经贸问题不放，图为美国国会大厦。
但因为是美国大选年，美国国会和一些政治力量仍然会揪住中俄经贸问题不放，同时拜登政府也会拿中美经贸做文章。拜登近日在匹兹堡已经开始呼吁对中国的钢铁和铝产品征收更高的关税，并宣布对中国造船业展开新的贸易调查。
根据美国民意调查机构“拉斯姆森报告”4月18日的调查结论：美国选民们更相信共和党人能处理好经济问题，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他们认为“拜登经济学”是拜登总统在今年大选中失败的问题。其中51%的潜在美国选民更相信共和党人能处理好经济，38%的人更相信民主党人，11%的人尚未决定。
所以拜登政府认为“要确保拜登庞大的产业政策不被使用相同的新兴技术但成本更低的中国产品淹没”。康奈尔大学研究贸易政策的经济学家埃斯瓦尔·普拉萨德说：因为拜登政府的产业政策主要关注的不是传统的低技能、低工资制造业，而是新的高科技制造业，而这恰恰也是中国重点投资的领域。很多国际媒体认为，拜登和他的经济团队日益将中国进口产品视为对总统议程的直接威胁。
也就是，既然公平竞争不过，选民又不看好我解决经济问题的能力，那我就要挥舞关税大棒，动用国家力量进行打压。不过很多人认为拜登的相关政策很矛盾，卡托研究所贸易专家斯科特·林西科姆说：“一方面，拜登政府正在尽一切努力增加美国人可再生能源产品的消费，另一方面，又警告中国不要出售廉价的可再生能源产品给美国人。”
而彭博社则认为，中方对当前拜登对华钢、铝和造船业等制裁态度温和的理由是：美国最新措施的直接影响微乎其微。中国向美国出售的钢铝产品很少，而对造船业调查需要时间。
而对于美方的心思，拜登政府可能的动作，中方非常明了。习近平主席今日在会见布林肯的时候指出，中美双方“应该言必信、行必果，而不是说一套、做一套”。而且对于美方的问题，也开出了药方，习近平主席说：“3周前，我同拜登总统通了电话，谈了对今年稳定发展中美关系的考虑，提出了双方应该以和为贵、以稳为重、以信为本。我还强调过，‘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
图为美国总统拜登。
“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出自欧阳修，其原意是指做学问要从大的根本处着眼，学好了根本的大道理，才可兼及旁枝末节。而根本的道理就是要“同球共济”，要对中美关系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凝聚最大共识，互利共赢。
无论是俄乌冲突问题，还是中美经贸问题，解局的关键也在于拜登政府如何进一步调整对于中美关系的认知。
建议热爱弹吉他的布林肯国务卿，也抽出时间多了解一些中国古典文学，或许可以找到解决拜登政府难题的答案。
外交关系分为几个级别
外交等级分为大使、公使、代办，共3级。
1、大使：全称为“特命全权大使”，大使为外交使节的第一等级。由一国元首向另一国元首派遣，享有比其他两个等级（公使、代办）的外交使节更高的礼遇，有权请求驻在国元首接见，与驻在国高级官员谈判。
2、公使：全称为“特命全权公使”或“全权公使”。公使为外交使节的第二等级，由国家元首派遣，其所受礼遇仅次于大使，但实质地位、职务以及所享受的外交特权与豁免同大使相同。其任命需事先得到接受国的同意。
此外有些国家在大使馆中设有公使，此类公使与特命全权公使不同，不是使馆馆长，不由派遣国元首向接受国元首派遣，而是使馆中仅次于大使一级的外交官，其任命不需事先取得接受国同意。
3、代办：全称为“代为办理”。代办为外交使节的第三等级。委派使馆高级人员做使馆临时负责人，称“临时代办”。这3个等级的外交代表，除所受礼遇有所不同外，在其他方并无太大差别。
外交豁免权：
外交官受到的保护有很长的历史，这个保护被称为外交豁免权。外交官之权利主要是在17世纪中于欧洲形成的。今天正式的关于外交官权利的国际法规是1961年设定的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其中有为求保护派驻国之尊严。
而规定外交官在从事外交任务的过程中不受迫害和不受法律制裁。假如一名外交官在他所驻的国家里的确犯法的话可以被驱逐。一般这些外交官在该国受法律制裁。外交通讯一般被看作是不容受侵犯的，外交官一般允许携带任何文件通过边境而不被搜查。
外交邮袋也不受海关或边防的检查。但是近年里由于窃听和侦探系统的不断完善，外交邮袋越来越少被使用了。
假如两国关系恶化或者由于所驻国内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外交官有可能被撤回。撤回大使或其他高级外交官也是一种对所驻国表示抗议和不满的做法。在这种情况下一般有下级的外交官留守在外交驻地来完成一般的工作。
以上内容参考：网络百科-外交等级
中欧、中美、中日、中韩、中俄分别建立了什么外交关系？
中俄、中欧(包括英、法、意、德等国)是最高级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韩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日是“战略互惠关系”；中美则是只是“建设性合作关系”；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调整大发展之中。请据此论述当前国际形势的主要特点。
1.金融危机后的世界经济面临挑战2007年发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在全球化浪潮下，迅速波及全球，引发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这场金融危机迅速从局部发展到全球，从发达国家传导到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并影响到实体经济，美国、欧元区、日本以及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相继陷入衰退，世界经济增长明显减速。 2008年，世界经济增长率下降到2.5%，2009年更是出现了二战以来首次的负增长。 面对危机，全球各主要经济体联手应对，包含了主要发达国家和重要发展中大国的20国集团(G20)取代原有的七国集团，成为世界经济协调的重要组织。 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积极倡导下，金融危机后，20国集团先后召开了3次首脑峰会，并达成共识共同制定刺激世界经济增长的行动计划，刺激本国经济，以配合全球应付金融危机。 在全球的联合干预下，这些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取得初步成效，特别是到2009年下半年，各国经济出现复苏迹象：2009年第3季度美国经济增长了2.8%，中国增长了8.9%，而作为经济晴雨表的国际原油价格也在2009年10月回升至80美元一桶，创下了自金融危机以来的新高。 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0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将由2009年的-1.1%上升至3.1%，世界银行也预测2010年全球GDP的增长将达到2.7%。 但全球经济的发展是否彻底走出了低谷，目前的复苏能否持续下去，仍然具有诸多不确定因素，世界经济的发展仍然面临着严峻挑战。 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全球金融体系的不确定性，金融机构内部的不良资产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 据统计，全球金融机构在危机中的潜在损失高达3.6万亿美元，至今尚有一半未暴露出来。 这些金融体系内的不良资产一旦全部暴露出来，市场上再有一些风吹草动，可能会急剧恶化。 2009年迪拜世界宣布推迟支付三十几亿美元的债务，马上就影响了全球的金融市场。 还有希腊政府的信誉被降级，它的国债被降级，也一下子引起了全球金融市场的波动，这都说明全球金融体系虽然大体稳定下来，但是十分脆弱。 第二，各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运用正在走向极限。 首先是财政政策的运用。 各国的财政赤字都创造了二战以后的最高记录。 欧洲、美国、日本，各个发达经济体的财政状况都非常不好。 据美国穆迪氏投资服务公司统计，2007年到2010年，全球公共债务将增加约15.3万亿美元，其中八成来自西方七国集团。 当前部分欧盟成员国的公共债务已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50%。 截止2009年9月25日，全球政府债务总量创新高，达到36.237万亿美元，增速也达到13.21%，因此，各国想用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已经力不从心。 其次是货币政策。 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各国普遍采取了降低利率的方式，但目前，各国的利率尤其是发达经济体的利率已经非常低了，如美国的利率降到0—0.25。 因此，再运用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发展的空间不大。 第三，发达经济体面临居高不下的失业率。 美国2009年10、11月份的失业率高达10%，是26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虽然2010年1月份的失业率稍有下降，但仍高达9.7%。 美国劳工部2010年2月24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月20日当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增加人，至人，为2009年11月14日以来的最高水平，且远高于市场人士预期的减少人的水平。 此外，持续申请失业救济人数也有所增加。 欧元区仅在2009年11月份就新增失业人口10万人，总失业人数达到了1570万人，2009年12月份失业率在欧元区成立十年之后首次升至10%。 根据欧盟委员会2009年12月份发布的预测数据，欧盟27国的失业率在2010年将上升到10.3%，总失业人数将达到2800万人。 发达国家失业问题解决的前景非常不乐观，特别是这次失业涉及到一些结构性的问题。 结构性的转换使得将来的就业前景非常困难。 就业是民生的根本，失业率大幅增加，将会继续打击发达国家的消费，加剧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使经济复苏变得更加缓慢和艰难。 而在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一些贫困国家，高涨的失业率正有促使社会动荡的风险。 第四，贸易保护主义有抬头倾向。 在世界经济尚未复苏的大背景下，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 国际经贸组织报告显示，2009年4月到8月短短5个月时间，20国集团就出台了91项新的潜在的保护主义措施。 据世界银行统计，金融危机爆发以来，20国集团中有17个国家一共推出了约78项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其中47项已经付诸实施。 一些发达国家为了保护本国的利益，公开出台一些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如美国2009年初通过的8380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中即规定，必须使用本国制造的产品。 第五，美元汇率加剧动荡。 美国长期进行负债经济运行，大量对外发行国债，并且美国社会福利支出消耗掉了大量财政收入，政府债务日积月累，使得它成为当今对世界其他国家负债的冠军。 根据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今后10年，美国联邦政府财政赤字总规模将达到约9.05万亿美元。 这种状况将加剧美元汇率的动荡，从而影响世界金融体系的稳定。 2.国际安全形势总体缓和但挑战依然严峻十七大报告指出：“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 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 ”上个世纪，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也经历了冷战对峙和磨难，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世界各国人民都对战争感到厌恶和恐惧。 由于世界各国人民对和平的热爱和向往，战后50多年来，地球上没有爆发新的世界性大战。 随着世界政治经济的深入发展，爆发世界性大战的危险性进一步减小。 特别是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失去了发动一场核大战的对手，从而减少了发生世界大战的可能性。 当前，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使世界各国经济和贸易相互渗透，社会和军事安全领域的相互需求加大，世界各国的依存度增高，共同利益的领域扩大。 发展经济、创新科技、提高综合国力已成为各国追求的首要目标，因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越来越成为各国特别是各大国的共识。 在当前国际格局向多极化发展的趋势下，尽管各大国间仍然存在各种分歧和利益冲突，但已不是全面对抗的性质。 各大国日益注重沟通与交流，增强协作，避免对抗，从而使国际形势在总体上保持和平与稳定。 但世界仍然很不安宁。 威胁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因素依然存在并有新的表现。 简而言之，目前威胁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因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南北差距日益拉大影响世界的安全。 全球化浪潮下，世界经济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但这种收入分配却是严重失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这严重的影响了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据美国经济史学家麦迪森的统计，自1820年以来，世界人口增加了5倍，世界实际产出则为原来的50倍，这些巨大的收获却是分配不均的。 1820年，世界最富有国家和最贫穷国家人均收入比是3：1，1913年为11：1，1950年为35：1，1977年为44：1，1992年为72：1，1997年大约为74：1，2000年就接近75：1，2006年约为141：1。 世界上不发达国家数量不仅没有减少，反而不断增加，由1987年的36个增长到2009年的49个。 出现这种“数字鸿沟”的根源就于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 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长期贫困落后，加上各种外部因素的影响，潜在的民族、宗教、和社会矛盾被激化，不断出现冲突和战乱。 这种情况长此下去，不仅不利于世界的共同发展与繁荣，而且将威胁到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二是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交织影响世界的安全。 传统安全威胁主要是指国家面临的军事威胁及威胁国际安全的军事因素。 当前，虽然国际形势总体稳定，但热点问题和局部冲突此起彼伏，各国的国防开支逐年增长，2006年全球国防开支比2005年上涨3.5%，07年全球防务开支1.339万亿美元，比06年上涨6%，2008年全球国防开支1.464万亿美元，占全球生产总值的2.4%，比2007年增长了4%。 美国军费比2007年上涨9.7%，占全球的48%，1999年至2008年，美国的军费开支增加量占全球增量的58%。 这种状况意味着各国仍然把军事发展作为保障自身安全的重要因素，国家之间发生战争的威胁依然存在。 当前，伊拉克局势的动荡、朝鲜核问题、伊朗核问题以及持续不断的阿以冲突等热点难点问题的存在，对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带来严重冲击。 首先，这些问题的存在，直接影响了世界的和平。 其次，这些热点问题都发生在国际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敏感地带，直接或间接牵动世界主要国家在这些地区的战略利益，导致大国利益关系的复杂化，增添了大国关系中的隐患，在一定情况下甚至有可能引起大国之间矛盾的激化，从而威胁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此外，全球核武扩散问题依然严重。 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研究报告统计，截至2007年初，全球可通过导弹发射或飞机运载的核弹头数量约枚。 而且越来越多的国家拥有或者正致力于拥有核武器，如印度、巴基斯坦、朝鲜等。 这种状况对世界安全是一大隐患。 非传统安全威胁是指除军事、政治和外交等传统安全威胁以外的对主权国家及人类生存构成威胁的因素，主要包括恐怖主义、贩毒走私、严重传染性疾病、海盗活动、非法移民、环境安全、经济金融安全和信息安全等。 非传统安全已经对世界发展和人类生存构成严重威胁，其危害甚至超过战争。 9•11”事件夺走了近3000人的生命，超过了美国在珍珠港事件中的阵亡人数。 2004年12月印度洋大海啸导致近30万人丧生，给有关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更是难以估量，仅斯里兰卡就达到13亿―15亿美元，占其经济总量的6.5%。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使很多国家的财富急剧缩水，甚至引发政局和社会的动荡。 而近几十年来的环境污染，造成的全球温室效应，给人类带来的频繁灾难。 这些因素都严重影响着世界的安全和人类的生存。 三是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存在与发展影响世界安全。 冷战后，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不仅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反而愈演愈烈，并有新的发展，从而影响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为建立单极霸权，美国以自己的价值观和利益为标准，对外实行直裸裸的干涉政策，霸权主义有了新的发展和体现，主要表现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通过三场局部战争而推出的三种新霸权理论：第一，新干涉主义政策。 1999年科索沃战争爆发前夕，美国等西方国家为了顺利的实现北约东扩，借口南联盟科索沃地区内阿族人的人权受到塞族的侵害，打着“人权高于主权”的旗号，发动了对主权国家南联盟的战争，最终迫使米洛舍维其政府下台，建立亲美政府。 美国借助这场战争，实践了他所谓的“人道主义干涉政策”，也即“新干涉主义政策”。 新干涉主义提倡“人权高于主权”、“主权过时论”;认为主权不再属于国家或政权，而是属于人民;认为保护种族、宗教和少数民族免遭冲突的危害和不受怀有敌意的政府的排斥，是国际社会不可推卸的责任等等。 新干涉主义理论实质是使美国对其他国家内政的干涉合法化，从而成为美国推行霸权的新工具。 第二，新帝国主义理论。 阿富汗战争后，以美国为为首的西方世界为了进一步干涉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内政，推出了新帝国主义理论。 该理论认为，现在的世界存在着三类国家：一类是后现代国家，以欧洲和北美等西方国家为代表;第二类是前现代国家，诸如索马里和阿富汗;介于这两者之间的就是那些正在走向现代化的现代国家，如中国和印度。 新帝国主义理论认为，后现代国家正受到前现代国家和现代国家的挑战。 一些现代国家在谋求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前现代国家则为犯罪集团和恐怖主义组织提供基地。 对付这些挑战，干涉是必要的。 干涉的最合乎逻辑的方式就是殖民化，因而需要新帝国主义。 新帝国主义理论的目的就是将全世界都置于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控制和统治之下，是美国霸权的直接体现。 第三，先发制人战略。 在伊拉克战争前夕，美国企图让联合国安理会授予其攻打伊拉克的权利，但各大国看穿了美国的真实意图，在于控制伊拉克政府，进而控制伊拉克的石油乃至中东地区的石油，因而对美国的这一企图进行了集体的抵制。 美国眼看联合国授权对伊动武无望，为了找到一个进攻伊拉克的借口，给国内选民一个交待，布什政府打着反恐的幌子，推出了“先发制人战略”。 2002年9月20日布什政府向国会递交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报告》分析了“9•11事件”发生后美国面临的国家安全形势的重大变化，指出恐怖主义是美国面临的主要威胁。 打击恐怖主义，防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成为维护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任务。 并强调，为了保护美国免遭恐怖分子有预谋的袭击，必要时美国将实施“先发制人”的进攻，即“在威胁到达美国国界之前识别并摧毁它”，借助这项政策，美国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发动了对主权国家伊拉克的战争，推翻了萨达姆政府，扶植了亲美政权。 美国以及西方国家这一系列政策、理论、战略的出台及实践，严重破坏了目前国际社会公认的准则，是国际形势紧张和动荡的根源。 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国内经济发展严重受阻，国际形象也因为布什时代强行推动单边主义而大大下降，在此背景下，奥巴马新政府不得不调整自己的政策，放下身段，谋求与国际社会的广泛合作。 2009年1月13日希拉里在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做外交政策陈述时，提出一个新的概念“巧实力”，即美国面临的现有安全威胁要求奥巴马政府必须诉诸“巧实力”，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手段，包括外交、经济、军事、政治、法律和文化等领域可行手段，既团结朋友，也接触对手，巩固原有联盟，形成新的联盟，以便打开美国外交的新局面。 虽然更多借助“巧实力”的美国将会以一个更具善意的面目出现，可能会更注重在道义上赢得更多支持，在战术上与各方特别是大国加强沟通与协调。 但与此同时，也要看到，未来美国外交政策改变的不是战略目标，而是实现目标的方式。 美国在全球传播美式民主自由，维护其全球利益，谋求建立美国主导下的单极世界的大方向没有变，也不会变。 3.国际政治格局多极化不可逆转并出现新的变化冷战结束后，国际大国格局基本是“一超多强”的局面，美国是惟一超级大国，“多强”一般指欧盟、日本、俄罗斯和中国。 现在，这种状况正发生着微妙变化。 首先，是单极与多极的力量对比发生新的变化。 这种变化首先体现在各极之间的经济实力有了重新排位。 据世界银行统计，2003年欧盟的GDP为美元，美国的GDP为美元，欧盟第一次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 2008年欧盟的经济总量高达19万亿美元，欧盟继续超过美国(14万亿美元)的经济总量且优势拉大。 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的迅速崛起也大大改变了世界经济力量的对比。 2003年10月1日，全球知名投资银行高盛，曾将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四国英文名的首位字母组合在一起为BRICs(发音类似英文砖块)，提出名震一时的“金砖四国”概念，这四个国家的经济在进入21世纪以来获得了高速成长。 如中国2008年的GDP高达4万多亿美元，在世界排名由2003年的第7名上升至第3名;巴西2008年的GDP达到 1万6千多亿美元，在世界排名由2003年的第15名上升至2008年的第9名;俄罗斯2008年的GDP为1万6千多亿美元，在世界排名由2003年的第16名上升至2008年的第9名;印度2008年的GDP为1万2千亿美元，在世界排名自2003年开始一直维持12名的位置。 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则金砖四国在世界的排名还要提前。 著名投资银行-高盛在首创“金砖四国”之后，再次首创了一个投资新概念：金钻11国(Next-11)。 金钻11国分别为墨西哥、印尼、尼日尔利亚、韩国、越南、土耳其、菲律宾、埃及、巴基斯坦、伊朗和孟加拉。 高盛预测“4+11”的GDP在2035年可望超越七大工业国家，2050年“金钻11国”的GDP将与美国比肩。 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预测，美国在全球GDP中所占比例从2000年的30.9%下降到2007年的26.7%，到2012年可能继续下降为24.3%;特别是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金融风暴，给全世界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同时也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七国经济遭遇重创，西方七国经济占世界比例从77%下降到2007年的57%，到2012年可能下降为51%;而“金砖四国”(中、印、俄、巴西)将从占世界比例的从8%上升到12%;总的看，世界主要国家的力量对比差距正在显著缩小，力量中心增多。 经济是综合国力的基础，经济领域的多极化日益明显，并必将反映到政治领域，从而为政治格局的多极化发展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 单极与多极的力量对比发生新的变化还表现在各极软实力的变化。 冷战后，美国奉行单边主义，依仗经济、金融、科技和军事的特殊优势，加紧争夺战略要地、战略资源和战略主导权，对外频频发动战争，特别是不顾世界各国的反对，发动伊拉克战争，使得世界范围内特别是伊斯兰世界对美国不满的人比例日益扩大，严重影响了美国的国际形象，使美国的软国力有所下降。 2005年6月23日美国知名的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公布了一份“全球态度项目”调查报告，调查结果发现美国的国际形象在世界各地普遍下跌，对美国奉行的“单边主义”政策非常反感。 而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美国的西方盟友和伊斯兰世界对中国、法国、德国的印象明显好于美国。 而2007年因美国的次贷危机而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更是使美国的自由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神话破灭。 其次，是单极与多极的关系发生新的变化。 冷战后，由于美国政府一直推行强硬的单边主义外交政策，追求单边利益和安全，引起了世界各国包括美国的西方盟友在内的强烈不满。 特别是美国不顾世界各国的反对，执意发动伊拉克战争，更是扩大了美国和其传统盟友——欧盟之间的裂痕，使得北约政治化和军事同盟性质下降。 而俄罗斯面对美国冷战后咄咄逼人的攻势，深感自己的利益受到侵害，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在俄罗斯家门口推行的几场颜色革命，更使俄罗斯寝食难安。 在此情形下，欧俄以共同反对伊拉克战争为契机日益接近。 与此同时，中国与欧盟的战略关系得到发展， 2003年中欧确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后，中欧双方高层互访频繁，政治互信不断加强。 欧盟还明确把中国列为欧盟六大全球战略伙伴之一。 中国与俄罗斯的战略伙伴关系得到进一步巩固，解决了边界问题，并签订了中俄睦邻友好条约，确立了永不为敌的目标。 而且中俄在2005年8月18日举行了首次联合军事演习，这在中俄关系史上还是第一次。 中国、欧盟、俄罗斯这三极之间的日益接近，对多极化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第三，是单极与多极的斗争发生新的变化。 美国的单边主义行为引起了世界各国越来越多的反对，为了维护各自的利益，各大国纷纷强调多边主义的重要性，反对单边主义，并日益联手，共同推动世界格局的多极化发展。 如欧洲联盟2008年11月3日拟就一封致美国下任总统的信件。 信的主旨是强调“多边主义”。 2009年6月16日——17日，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金砖四国”领导人在叶卡捷琳堡举行首次正式会晤，这意味着金砖四国必将加大自己在国际格局中的影响力。 而俄罗斯总理普京更是多次发表讲话，表示俄罗斯绝不接受美国领导下的单极世界。 综上所述，当前的国际局势正如胡锦涛所指出的，世界多极化前景更加明朗，不可逆转。 4.世界科技革命竞争日趋激烈二战后，以微电子技术、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能源技术、空间技术和海洋工程技术等高新技术的广泛利用为主要标志的新科技革命，至今方兴未艾。 当今世界，信息、生物、材料和能源等高技术及产业迅猛发展。 科技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已由20世纪初的不到20%，上升到目前的80%左右。 科技发展特别是战略高技术的发展已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科技实力也越来越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竞争力。 面对迅猛发展的科学技术和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世界各国纷纷采取对策，发达国家以先进的科学技术为基础，积极抢占高技术产品与服务的制高点，而新兴工业化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则不断增加科技投入，努力试图改变不利的科技竞争地位。 目前世界主要国家为提升科技竞争力所采取的政策呈现出以下特点：第一， 提升决策层次，加强宏观调控，强化科技投入。 越来越多的国家采取政府首脑亲自领导科技工作的做法，成立由战略科学家和经济专家组成的总统(总理)科学顾问委员会，对科技政策和重大科技计划提出建议。 美国、韩国、印度等国成立了由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负责的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大大提升了国家科技工作宏观决策的能力。 许多国家政府都将对科技的投资视为一项回报巨大的战略性投资。 一方面大幅度加大科技投入，另一方面建立有利于增加科技投入的机制。 第二，实施积极有效的科技人才发展战略。 人才是竞争之本。 许多国家修改了移民政策加大了吸引外国的学生和学者的力度，以解决技术人员短缺的问题。 芬兰对掌握先进技术的高收入外国人的最高税率已减至当地人的58%;日本计划在今后几年采取各种措施，使外籍科研人员占科技人员总数的比例达到30%;美国则在移民方面大大放宽对高技术人才的限制。 第三，建设国家创新体系，促进科技与经济的结合。 面临知识经济和技术创新的挑战，制度创新受到各国的高度重视。 国家创新体系是一种网络，是一项系统工程，知识在人、企业、机构之间的流动是创新体系的关键所在，产业界、学术界、金融界和政府是构成这个体系不可缺少的有机部分。 在这样一个国家层次的创新体系中，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科学研究机构和大学是企业技术创新的科技依托和知识源泉，中介机构是知识扩散、转移的桥梁，政府是政策制定者和发展环境的创造者，金融是充分实现创新市场价值的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