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要相信法律……我们不可以违法，这是我一再强调的。”隔着精神病科送餐窗口的铁门，李和永嘱咐姐姐李和云，要向有资质机构为其申请司法鉴定，以证明他没有精神病。
李和永的相关诊断证明书
李和永称，被强制送到精神病院前，从来不知道自己在一年前被诊断为双相情感障碍。
一个多月前的4月19日，湖北省恩施市屯堡乡杨家山村村民李和永被村委会、乡派出所、医院相关负责人等一起，以治疗屁股上的坐板疮为由，送进了当地民营医院恩施华龙总医院的精神病房。
他人提供给李和永的诉讼材料
事发前，他正与另6名恩施州村民计划次日准备去信访。他们7人均涉田地等民事诉讼。去年4月，李和永开始指导另6人、帮写材料等。45岁的李和永小学未读完，二十多岁在外打工时，因遭遇一起劳动纠纷，开始自学法律。
5月20日，澎湃新闻随家属探望李和永时，恩施华龙总医院精神科负责人马和平称，收治李和永，依据是当地提供的去年5月恩施市中心医院对李和永作出的双相情感障碍诊断证明书，以及当地反映李和永威胁要打村干部。
在诊断证明书上签字的恩施市中心医院医师李健称，筛查名单是村里报的，（医生）直接去家里诊断的，筛查时可以下诊断，但还要进一步复核；复核要在医院，需做相关量表。不过，其未回应为何没有进一步复核。
李和永坚称自己无精神病，未接受过筛查，对诊断证明书更是毫不知情。
马和平表示，他不认为李和永有伤害他人的危险。其强调，如果家属对把李和永送进精神病房不满，应该去找村委会。
澎湃新闻注意到，按照我国精神卫生法第三十条规定，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诊断结论、病情评估表明，就诊者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对其实施住院治疗：（一）已经发生伤害自身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的危险的；（二）已经发生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精神障碍患者有本法第三十条第二款第一项情形的，经其监护人同意，医疗机构应当对患者实施住院治疗；监护人不同意的，医疗机构不得对患者实施住院治疗。监护人应当对在家居住的患者做好看护管理。精神障碍患者有本法第三十条第二款第二项情形，患者或者其监护人对需要住院治疗的诊断结论有异议，不同意对患者实施住院治疗的，可以要求再次诊断和鉴定。
22日晚，杨家山村委会一村干部对此回应称，4月18日到李和永家，想对李和永母亲进行精神障碍筛查，双方发生了争执，但并没有动手。村主任表示，根据当地筛查规定，精神障碍患者如果有过激行为或者扬言威胁，就要出面介入，要送他去精神病院治疗。
计划信访前一日，被送进精神病院
5月17日深夜，李和云睡在武汉市内一河边廊道的长椅上。她没钱住酒店，为了省钱，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甚至翻废品。
一个月前，李和永电话李和云，说要去信访，让她从巴东县回恩施照顾母亲几天。
图为李和永的家
视频显示，4月19日下午1点半，多名民警、村干部，恩施华龙总医院精神科负责人马和平等，开着一辆警车、一辆商务车，来到李和永家，提出要带其去城里治疗屁股上的坐板疮，李和云不让李和永去，“我给你买的有药，你去弄啥”。然而，李和永同意去治疗。他平静地说，三个小时内要把自己送回来，因为次日他去山东（编者注：实际是去上访）。
同在这段视频里，民警说，之前入户时，李和永屁股上的疮就在擦药，昨天还在擦药，（疮）没好，政府就联系了城里的医院，刚才检查李和永血压还有些高。
然而，直到深夜，李和永没被送回家，拨打李和永电话时提示“空号”。
李和云报了警。李和云介绍说，当晚12点，她在屋里，听到母亲付必香在院子里和到来的民警、村干部争吵。之后，付必香被带走。
李和云情急之下从后门跑出，在附近山上过了一夜。
在4月21日与李和云的通话录音中，杨家山村村委会主任肖玉军称，不清楚李和永被送到哪个医院了，“检查了没事就放回来，有事就诊病”。
据李和云称，李和永与恩施州另外6名村民，原计划4月20日去信访。他们7人，均涉田地等民事纠纷，都是败诉后一直在申诉。
司法文书显示，黄某蓝所属施工队2020年8月因抢修公路桥就近砍伐、购买8棵树木，并向谭某云支付850元，后又砍伐1棵并支付费用。李和永主张被砍伐树木为其所有，栽种树木的土地系其承包经营，起诉了同村的黄某蓝、谭某云，要求赔偿4556元，停止侵权并归还土地。李和永一审、二审均败诉。2022年10月，其再审申请被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
事发当日，7人正商量买火车票。李和永认为，他们的逐级信访合法合规。
通话录音显示，4月20日晚，李和永与朋友通电话，说村里原本说带自己到医院检查坐板疮，却把自己关到精神病院了，让她帮忙通知自己家属。
李和云说，4月22日，她到恩施市公安局询问，才得知母亲付必香也被送到了华龙总医院精神科。随后，她多次到医院要求探望李和永，被告知入院15天后才可以探望。
就在李和永被送入精神病院当晚，他77岁母亲付必香也被村委会“作为临时监护人”送到精神科，诊断为“精神分裂”后收治进女病区。
按照我国精神卫生法规定，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已经发生伤害自身或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或他人安全危险的，经其监护人同意，医疗机构应当对患者实施住院治疗。只有对查找不到近亲属的流浪乞讨疑似精神障碍患者，才由当地民政等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帮助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
当事人否认曾接受过精神障碍筛查
5月6日，李和云终于获准探视李和永。
长达15分钟的视频显示，李和永平静。其称，自己是拼命才换来跟外界通电话的权利，让亲属、朋友知道他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实际上没得（精神病），他们就是以一张照片（编辑注：恩施市中心医院去年5月诊断李和永为双相情感障碍的诊断证明书照片）证明我有精神病。”李和永要求李和云向有资质机构为其申请司法鉴定。
李和永鼓励李和云：“一定要相信法律，我们会胜利……他们可以违法，我们不可以违法，这是我一再强调的。”
恩施市中心医院医务科提供的湖北省医疗机构门（急）诊通用病历显示，就诊人李和永44岁，就诊时间为2023年5月8日，就诊医院为恩施市中心医院，就诊科室为“春际行动”。病历显示，主诉：情绪不稳十余年；现病史：患者于十年前出现情绪不稳，显兴奋，话多，自觉能成功创业；既往无特殊病史；体检：问话能答，思维奔逸，说话滔滔不绝，语速快，思维转换快，不易打断，否认幻觉、妄想，既往二年前有攻击他人行为；辅助检查结果“无”。
当日，李和永被诊断为“双相情感障碍”，建议加强监护和住院治疗。
澎湃新闻记者在恩施市中心医院医务科看到，日常被密封着的病历资料有近十公分厚，打开首页就是当地卫生部门组织精神障碍患者筛查的文件。第一份编号为“2023001”的病历，正是李和永的。
5月20日，澎湃新闻记者以家属名义探视了李和永，得知诊断证明书是下乡筛查作出的，李和永表示，自己根本没印象接受过精神障碍筛查。
“没有让我签字，也没有跟我说过诊断结果，什么都没有。病历中的东西，根本就没有人和我交流过。”李和永强调。
5月21日，在诊断证明书上签字的恩施市中心医院医师李健对澎湃新闻称，当时划片筛查，恩施市中心医院负责屯堡乡，是直接去村民家诊断的，筛查名单是村里报的。因为是下乡筛查，没有其它资料，只有一张病历和一张诊断证明书。
李健原是内科专业医师，2021年经过转岗、培训并通过相关考试后获得神经卫生专业执业资格的。李健称，筛查时没有做心理测量、辅助检查等，这些需要复核时在医院做，（到时）就需要做这些量表。“筛查时是可以下诊断的，但还要进一步复核”。对于“为何没有进一步复核”的疑问，其未予回应。
澎湃新闻记者问及病历中“二年前有攻击他人行为”具体指什么时，李健表示，“好像当时是说（他）要准备弄人啊什么什么的，具体记不清楚了。”其称，病历不需要详细记述。
“认为创业能成功”也是精神异常表现？李健对此称，当时，李和永买了很多缝纫机，“他说自己学过，能把鞋子做了后销往全世界，这是一种夸大、一种妄想”。
多名村民认为李和永看起来“精神挺正常”
国家卫健委制定的精神障碍诊疗规范（2020年版）显示，双相情感障碍典型表现为心境高涨、精力旺盛和活动增加与心境低落、兴趣减少、精力降低和活动减少（抑郁）反复或交替发作，可伴有幻觉、 妄想或紧张症等精神病性症状及强迫、焦虑症状，也可与代谢综合征、 甲状腺功能异常、多囊卵巢综合征以及物质使用障碍、焦虑障碍、强迫障碍和人格障碍等共病。双相障碍具有高患病率、高复发率、高致残率、高自杀率、高共病率、低龄化和慢性化等特点。
相关的诊疗规范明确，判断患者是否罹患双相情感障碍需综合评估，其中涉及实验室检查，评估躁狂、轻躁狂、抑郁等量表。
李和永购买的部分缝纫机设备
李和云介绍，李和永只读到小学四五年级，长大后就到广东打工。因发生过劳动纠纷，二十多岁开始接触、自学法律。2020年疫情时返乡，买了些缝纫机等设备，想办鞋厂，但因资金等原因，一直未开张。
李和永家的房间，有些地方结了蛛网
李和永家的主屋，是三间简易瓦房。因为近一个月没人回来，敞开的屋内都已经结上蛛网。堂屋里，摆着六七台二手缝纫机，杂物凌乱地堆着。
刚返乡时，李和永的二娘劝他，“我说你莫忙开厂，先把房子修了，媳妇说了，两个人来打拼。他不听，说我把厂开起来，媳妇愁什么”。
“他想把这个厂做成，但没听他说要把鞋销往全世界。”李和永的二娘说，厂没办起来，李和永有压力，但并无精神问题。
对李和永被送精神病院的情况，近邻A不愿评价，称“谁都不想得罪”。
近邻B说，李和永同多数村民玩不到一起，主要是性格问题，“说简单点，就是认为自己了不起，啥都懂”；不过，李和永精神挺正常。
邻居C说，李和永爱讲道理，找他聊天容易生气。不过，精神没啥问题。李和永想把厂办成功，不让别人小看他。李和永非常节俭，曾把别人扔的病猪仔捡回来，养了三四年。这段时间，村委会买了玉米面送到李和永堂姐家，堂姐每天帮李和永喂猪。
邻居D说，李和永说话“蛮懂道理”，没感觉李和永脾气狂躁。 “他说帮别人打官司，我们信都不信。都觉得他没什么学历，不太可能。”
医院方：不认为李和永有伤害他人的危险
和近邻不同，受李和永指导打官司的村民，对李和永则很信服。
相比他们，李和永确实更熟悉法律。2023年4月，李和永开始指导他人打官司、写材料，甚至和他人一起与诉讼方、相关部门交涉。那个月，李和永曾和某单位接访领导发生不愉快，而他保持了冷静，这一幕让很多人佩服。
截至事发，李和永帮助的村民有十人左右。多人称，其从未开口要过钱。
“这一年多，我们经常见面，但我只请他吃过一顿饭。在一个小饭馆，他只让点两个素菜，我坚持加了一个荤菜，总共花了三四十元。”村民王某某表示，自己有个心愿，就是将来官司打赢，会向李和永表达一点心意。
62岁的村民刘明翠说，让她印象最深的，是自己多次申请调取民事诉讼案卷却未果。后来，她拿着李和永找来的相关法条，终于调取出来。
刘明翠说，因上门帮自己取证，李和永问自己要过200元误工费。李和永并非什么案件都帮，都是先要材料，研究后，看是否占理或有转机。不占法理的案件，他会推掉。他还推掉过一起家庭内部的琐碎民事诉讼，觉得“一家人打官司，没必要”。
接受过李和永帮助的几位村民强调，李和永无精神病，思维很清晰。“他相信法律，总和我们说，不要做违法的事。”
华龙总医院精神科负责人马和平明确表示，自己不认为李和永有伤害他人的危险。其一直强调，如果家属对把李和永送进精神科不满，应该去找村委会。
涉事的华龙总医院
村委会作为临时监护人将李和永母亲送进精神科
村委会5月20日盖章的证明显示：兹有村民付必香，77岁，因家中无有监护能力的亲属，村委会作为临时监护人，自愿将付必香送往恩施华龙总医院治疗。
马和平照着念道：入院记录显示，村里面的一些人和村干部反映，付必香在村里表现精神异常，主要是与周围邻居关系不和，再就是找邻居没有原因的吵架，在村里大喊大叫，对所有人都破口大骂，经常晚上跑出去到处逛，清醒后自己回家。说村委会针对他们家，对他们家的政策没有落实到位，常跑到村委会办公室里闹，说要去告状。期间，患者未行正规治疗。两天前，村干部带医生到患者家中进行精神鉴定，患者儿子情绪不稳定，出现冲动报复行为。村干部将患者儿子送入华龙总医院精神科进行专科治疗，患者觉得村干部要害她儿子，半夜12点左右拿着砍刀到村委会办公室门口，要求村干部将其儿子接回来，并疯狂用刀砍砸门、指示牌，说办公室有人不给她开门，后村委会联系警方将其控制，后于今日凌晨1点将患者送入我科，经我科以精神分裂收治。
李和云表示，事发当天下午自己和母亲一直在一起，直到母亲被带走，母亲根本没拿刀砍砸村委会办公室门。此外，母亲走路要柱拐棍，到村委会有一两公里，还是山路，走过去要很久。
多名村民向澎湃新闻表示，没有听闻付必香砍砸村委会办公室的门这件事。
图为杨家山村委会
5月22日，澎湃新闻询问恩施市警方，是否接到事发当晚打砸村委会办公室门的警情，是否有相关监控视频？
22日晚，杨家山村委会一村干部对此回应称，4月18日到李和永家，想对李和永母亲进行精神障碍筛查，后来双方发生了争执，李和永“说要扇我”，但实际并没有动手。村主任肖玉军表示，根据当地筛查规定，精神障碍患者如果有过激行为或者扬言什么，就要出面要介入，要他去精神病院治疗。
针对“事发当晚付必香用刀砍砸村委会”，肖玉军表示村委会外面有监控。不过，前述村干部提醒说“（当时）天黑了”，另有一女村干部说，监控“维修了”。
李和云表示，即便母亲真有砍砸，按照精神卫生法规，对其母亲进行收治，也要经过她这个监护人同意。而村委会在证明中称母亲无有监护能力的亲属，这明显不属实。对此，马和平称，因为送人过来的是村委会，监护人已经换成村委会，所以无法满足李和云复印病历和了解治疗方案的要求。
当事人称身体状况越来越差
对治疗费用问题，马和平表示，自然是谁送过来谁解决。
恩施华龙总医院收费窗口工作人员介绍，截至5月22日，付必香和李和永的费用各自都是七八千元，预结算显示， 医保报销后还需要个人支付三四千元。
恩施市卫生健康局工作人员介绍，村委会送精神障碍患者到医院，必须通过乡综治办才能送走，否则后勤保障费用问题无法解决。
“我了解的政策是，恩施市去年发生了两起突发的造成家属死亡的情况，所以这块管得比较紧，这种有危险行为、过激行为的（人员），送到两个定点机构，一个是恩施华龙总医院，一个是恩施福达精神病医院。”该工作人员说，资金来自民政、医保、保险公司三个方面。
澎湃新闻查询发现，这两家医院均为民办医院。
5月20日，澎湃新闻以家属名义探视时，李和永称，他被送进华龙总医院后，没经过任何检查，进来就打针、吃药。不听话就被摁、打。“打的什么针不清楚，是马和平亲自摁的。吃药一天两次，每次吃六颗药，一种小药四颗，大药品两颗，吃了浑身发抖，头晕脑胀的。”
“李和永说我们打他，我可以让你们看是打，还是约束、保护。”马和平否认曾殴打李和永，他称付必香从进来开始不吃不喝，医院找护工护理，找心理医生慢慢劝说，现在自己能在走廊散散步，在活动时看看电视，和其它病友聊聊天。
然而，李和云提出能否将付必香接出院，马和平表示，付必香的情绪没有稳定，所以不适合出院。
在澎湃新闻探视时，李和永称自己身体越来越差，主动提出让家属送一些鸡蛋、面包补一下。李和云称，相比14天前第一次家属探视，李和永的声音明显发颤，还能看到手抖现象。
精神病患者被锁8年小黑屋 被解救时号啕大哭
一周前,济南长清张夏村42岁的精神病人吴强刚从小黑屋里被人解救出来。21岁那年,他得了精神分裂症,三进精神病院,症状未曾缓解反而愈演愈烈。犯病时,吴强胡乱打人,甚至杀人,闹得家里鸡犬不宁。无奈之下,他被父用镣铐锁住,还关在铁笼和小黑屋中,这一锁就是11年。
三进医院治疗，花完了钱只好放弃
1995年,济南长清张夏镇张夏村,村民吴强刚好21岁。他中专毕业,学的是汽修,正打算找一份修车的工作。吴强是家里的大儿子,他下面还有弟弟和妹妹。在父母的眼中,他内向,不爱说话,不到处乱跑,也从没打过架,一直是个让父母省心的孩子。“小时候给他10块钱,他一分没花,原样还了回来。”这个故事被他的父母反复提及。
但是没有人能想到,最省心的大儿子却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无尽的痛苦。
1995年,一次邻里纠纷改变了吴强的人生。邻居家五六人一起上来,把吴强给打了。事后,吴强受了很大的刺激,他倒头就睡,一睡就是八天。“气出不来,串了筋。”母亲齐良英说。
直到吴强时不时地咯咯笑,父母才发觉出了问题。他们带着吴强去了四十公里外的一家专业精神病院。1996年2月去的,六七月才回来。犯病后,吴强一共三次来到这家精神病院,但是治疗效果并不明显。“他在医院不吃药,偷偷吐了。”齐良英说。偶尔有点效果,出院后吴强也不按时吃药,遇到点刺激,就又犯病,一次比一次严重。
那时,吴强的父亲吴文河出去打工,一天赚十几块钱,每次去医院都得花几千块钱。“没钱了就回来,筹到钱了再去治。”吴文河说。就这样,吴强第三次去医院后,钱都花完了,就再也没去过。
在医院里,吴强也遭到了虐待。因为他不听管,一个男护理员便用被子蒙着他的头,把他一顿狠揍。齐良英去看时,发现儿子脸都不是个样儿,鼻青脸肿,眼睛只剩一条缝。
由于治疗不力,吴强的病一天比一天严重,犯起病来六亲不认。吴强一犯病,就有一股子邪劲,得三四个成年男人才能制住他。
烧了三次家，还杀了一个老人
家里的东西被他放火烧了三次,家具也都被他砸烂了。最严重的一次,他杀了人。
那是一个60岁的村民,在吴强犯病时,那人曾经来帮忙灌药,吴强便对这个老头记恨在心。有一天傍晚六点多,他在村子南边的河道旁发现了这个老头,老头刚从田地里回来,扛着一把铁锨。吴强便上前,抢过铁锨把人给打死了。事后,吴家赔了死者家属两万块钱。
2005年的一天,吴强又犯病,他拿着很长的铁钉子去扎吴文河的一条伤腿。吴文河把他拨拉开,吴强以为要揍他,就摸了个叉子,向吴文河打过来。吴文河用胳膊挡了一下,叉子的齿都被打断了。吴强还不罢休,又摸了个别的家什,追着吴文河跑。吴文河和齐良英跑到厕所里躲了起来,吓得不行。“我们说,这怎么办啊,别藏了,要不就锁起来吧。”吴文河回忆说,“没办法啊。”说这句话时,他抹了把眼泪。
当天,吴文河就叫了人来,把吴强锁在了一个空置的屋子里,锁了一个月。这期间,吴文河找了会电焊的女婿,专门定做了一个大铁笼。两年后,吴强竟然把铁笼的栅栏给弄断了。四五个人来到院里,把刚出来的吴强架起来,拧着胳膊推到了旁边的一间小黑屋里。
这间不到10平方的小黑屋早已准备好,就是防备吴强从铁笼逃跑的。吴文河特意给屋子安了一个铁门,窗户也换上粗粗的铁栅栏。铁门落锁,神志不清的吴强被关在了小黑屋里。8年来,铁锁从来没打开过。吴强一步也没出来,家人几乎一步也没进去过。
戴了多年镣铐，被解救时号啕大哭
直到2016年6月22日,济南精神病医护人员通过“解锁行动”,才把吴强解救出来。他出来的时候,长发及腰、赤身裸体,肌肉萎缩后几乎站不起来。被解救出来的那一刻,吴强号啕大哭。
6月28日,记者来到吴文河家中,小黑屋还保留着吴强走之前的样貌,里面堆满了矿泉水瓶和塑料袋,还有破碎的棉被和军大衣。里面没有床,吴强从矿泉水瓶子堆中挖出一个坑来大小便。
吴强的父母不敢进屋,就通过窗户往里送饭。“天长三顿,天短两顿。”吴文河说。由于吴强把碗都摔坏了,而且拿不出来,齐良英就用矿泉水瓶给儿子送饭。矿泉水瓶里装上水或者面条,有时候装菜。馒头等就用塑料袋装着,一块扔到屋子里,吴强就会自己摸索着捡来吃。“一送饭去心里就不得劲。”齐良英说。
大多时候,吴文河夫妻俩对儿子的恐惧胜过感情。当被问到有没有想过把他放出来时,吴文河说,“可不能放,俺们都害怕。”虽然如此,每年大年初一的时候,夫妻俩都会抱着哭一场。
因为害怕吴强跑出来伤人,他的手脚都被用镣铐锁上。后来手上的铁链把皮肉磨破,流血化脓,露出白骨,他们才把他手上的铁链摘掉。但是脚上的铁链一直在,直到医生来了,才给撬开。
6月28日,记者在病房里看到了吴强。他的头发被剪短,已经能弯腰行走。与刚出来时的狂躁相比,他已经恢复了很多,可以自己吃饭吃药,以及上厕所和洗漱。
院长刘庆贵说,吴强是典型的精神分裂症,现在在吃药打针,进行保守治疗,后续可能会进行微创手术,有望恢复自理能力。吴强每月的医药费在两千左右,由医院负担。
跟吴强聊天时,他会给出回应。给他水杯,他会说谢谢,腼腆地笑。当被问到年龄时,吴强说,二十七。他的记忆依然停留在年轻的时候。
精神病患,归处难寻
“一旦确诊了精神病,无论是乱打乱闹的阳性症状,还是自我封闭的阴性症状,都应该限制其行为能力。”南昌二七医院精神科高喜翠医生说,像吴强这类的精神分裂症,往往伴随暴力倾向,且不定时发作,对其进行行为限制是必须的。“但精神病人也是人,应该提供治疗。”
病患多,床位少
吴强的病情发展到后期,已经无法被正常监护,南昌二七医院精神科高喜翠医生认为,这种情况下应该依靠药物来对其暴力倾向进行抑制。“现在的精神类药物大部分都能控制住阳性症状。在治疗一段时间后病情稳定好转了,再适度让他接触社会。”
如果症状确实是家庭无法控制,张洪涛建议还是送精神病院。“有暴力倾向的病人可以安置到特殊的病房中,有专业的治疗和约束。”
不过,数据显示,全国重性精神病已达1600万人。与数量众多的患者相比,能够接受治疗的并不多。江西省精神卫生中心一位专家曾介绍,江西省重性精神病患者达100万人,但全省床位才32万张。
南昌二七医院精神科高喜翠医生表示,不少家属没钱将患者送到医院,只能“锁”在家里。此外,精神疾病常年服药,虽然新农合可以报销一部分,但是对于不少农村家庭来说还是很困难。对于这种情况,张洪涛说,首先可以寻求公益医院的帮助。“有的精神病院每年都提供免费收容名额。”同时,她还建议家属求助当地民政部门。
2014年,南昌市曾制定救助办法,向全市贫困精神残疾人每人每月提供50元的精神药物治疗补贴,每年按一定任务目标向确需住院的贫困精神残疾人一次性提供4000元住院治疗补贴。但这样的补助水平对于长期住院吃药的患者家属来说,难以解决当下的困难。
社区康复也是难题
让患者回归社会,送患者到社区进行康复也成了题中之义。“可现在的问题是,社区康复的效果不是很好。”南昌二七医院精神科高喜翠医生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有的患者回家吃了一段药后,患者家属也就不监督患者吃药了。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因为人员少等各种原因,服务又跟不上。有的家属担心影响患者的名声,不愿意社区卫生站知道这种事。”
南昌二七医院精神科高喜翠医生则认为,社会义工参与可以帮助精神病患者康复。她还建议,政府和社会应该加大对精神病患者的管理与服务,如发现症状较严重者,要及时告知公安局、街道办等。
精神病人-无处安放的人生<谁来拯救>
据中国疾控中心精神卫生中心2016年初提供的数据，我国各类精神障碍患者人数在1亿人以上，但公众对精神障碍的知晓率不足五成，就诊率更低。神经精神障碍在我国疾病总负担中已排名首位，约占中国疾病总负担的20%。
目前，全国的重症精神病人有2300万之多。有人说他们是“定时炸弹”，关于精神病人伤害人或者被伤害的报道也是屡屡出现;也有人说他们是“一群可怜人”。不管你用什么眼光来看待这个问题，这个被边缘化的社会群体已是让人避无可避。精神病人们都在哪里，他们的生存状态如何?这都是我们需要关注的。
根据卫生部《2009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统计，2008年全国共有精神病院598家。美国有3亿人，却有5400多家精神病医疗机构。根据解放军总医院副院长范利在2009年两会时的说法，截止2005年，中国平均精神科床位密度为每万人1.04张，平均10万人才有一个精神科医生。一个成熟的社会，除了专业的医护人员之外，还有社会工作者、义工等一起编织起一张关爱的网，这更是缺失的。
根据中国疾控中心精神卫生中心提供的数据，全国至少有5600万各类精神障碍患者尚未接受过任何有关的医疗服务，即使是严重的精神疾病患者，每4人中也仅有1人接受过正规的精神科医疗服务。当然，我国的精神病院职能也不明确，治疗与消除社会不稳定因素兼而有之。一方面是精神病医疗资源的匮乏，许多病人得不到有效的治疗，另一方面却有一些正常人，却被莫名其妙地送进了精神病院，如上访者、家庭纠纷受害者等。
他们可能的人生轨迹：
1、在精神病院一直住下去。根据《2008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报告》，隶属于民政部门的精神病院一共有159家，收养在这里的人有3.1万人。其中主要是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法定赡养人和监护人的三无病人，此外也有许多病人因为家属不愿将其接回或者是完全无法适应社会等原因，在这里一住多年。
2、出院，继续痛苦的生活。据卫生部《2009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2008年，全国精神病院的出院人数是73万。精神病是非常容易复发的病症，痊愈者要融入社会也是非常痛苦的事情，在《深圳商报》2006年的一篇报道中曾经提到精神病痊愈者仅有1%可以正常回归社会。
案例： 2009年夏天，浙江省富阳市一个六岁的小男孩在公共场所被一名男子用杀猪刀狂砍了三四十刀，当场毙命。事后人们发现，这个男人前几天刚从精神病院出院，而在事发的前一天，这个男人还打过一个16岁的女孩，不断冲人大喊：我要杀人，要杀小孩。当人们质问精神病院院长时，他回答说，一般都要病人康复后才出院，但如果家属要求的话，医院也会准许。
3、死亡。据统计，精神病人遭受意外伤害的几率明显高于常人，50%曾试图自杀，10%的病人最终自杀成功。另外精神病人也可能会突然发病，对周围人施以暴力。也有遭到医护人员的虐待，乃至死亡。这样的情况尽管不多，但是往往骇人听闻。
案例： 2008年年底，山东莱芜市精神病院一位叫王秀英的老人突然死亡，在死者家属拿到的医院监控录像中显示，死者曾经遭到医护人员的殴打。诚然，做精神病人的护理工作往往让医护人员精神压力很大，但是靠着虐待病人来发泄心中的愤懑只能说是人性的缺失。
据南昌二七精神病医院介绍：中国有90%的精神病人都和家人住在一起。由于人们对于精神病相关知识的匮乏，相关的社会组织的缺失，政府职能的空白，许多在家的精神病人过着非常惨淡的生活，他们的家人也是痛苦异常，许多精神病人被当作累赘给扔了。面对质疑，家属也一肚子委屈：同样是社会弱势群体，为什么残疾人有低保，而精神病人就没有呢?
他们可能的人生轨迹：
1、被送去治疗。医疗费用是一件让人头疼的事情。据业内人士的保守估计，一个月的治疗费用至少在4000~5000元之间。政府的救助也是杯水车薪，如长沙实施的《长沙市社会精神病人药物救助的实施办法》，药物救助总费用 600~700万元/年，长沙有6万精神病人(人均100~110元/年·人)，其中2万病人生活困难。有精神卫生专家透露说，《精神卫生法》迟迟立不起来，核心就在于谁来支付精神病防治费用，按照国际惯例，国家承当主要费用，如出现意外则由其监护人承担相应责任。但是现实的困境是，国家并不提供经济支持，许多家庭却承担不起。
案例： 2007年，在成都曾经发生过一件轰动全国的人间惨剧，一个女孩用枕头把自己患病的双胞胎妹妹给活活捂死。5年半之前，妹妹因为一场高烧得了精神病，从此疯癫。她不时毫无征兆的狂躁表现将家人折磨得筋疲力尽。精神病院的高收费让家人实在无力承受(每月5000元，还要家人陪护)，她更是在精神病院打医生而被退回。多次申请社会救助也无门，最终发生了这样的惨剧。
2、被锁在家里。无力治疗的直接后果就是，许多家庭放弃了治疗，将病人关在家中，免得出去闹事，更有甚者，关不住，就直接锁起来，甚至一锁就是几十年。
案例： 四川宜宾的钟光富是一名精神病患者，发病后常常会有些暴力倾向，他的老父亲实在是被拖累得心力交瘁，最后用一根长8米，重达15公斤的铁链将自己的儿子紧紧锁住，一锁就是十九个春秋。更为悲剧的是，在老父亲死后，钟光富被自己的亲哥哥给扔在了宜宾市政府门口。
3、去伤害或者被伤害。精神病人中有20%的有暴力倾向，精神病人突然病发伤害家人、邻里甚至陌生人的报道屡见不鲜。这类病人又被称之为武疯子。湖南省政协委员周进宇曾经做过一个提案，显示光是在衡阳市就有4~5万的武疯子。
案例： 2009年11月26日，在云南禄劝陈文法将亲生父母以及外公、外婆、堂伯 父伯母等人杀死，制造了震惊国内的特大刑事案件。陈文法落网后被鉴定患有精神分裂症，作案时处于发病期间，无责任能力。在无罪释放后，他被强制送入精神病院接受治疗。可是在他好了以后，放出去以后再伤人怎么办，他的家乡人提心吊胆，连民政部门和公安部门都对此一筹莫展。
被家庭或者医疗、救助机构抛弃的精神病人只能流落街头。浪精神病人在我国的确切总数尚无统计，据研究者估算，应在3-6万左右。这是个被偶像的时代，犀利哥们的生活其实充满了曲折，压抑与悲哀。在一份学者所作的《对81例流浪精神病人的调查报告》对收治的流浪精神病人的诊治分析，伴发严重肢体疾病的占42%，其它还有发热、下肢坏疽、子宫脱垂、小脑萎缩、糖尿病、怀孕等多例。风餐露宿的流浪，别人的歧视甚至伤害，伴随着每一个流浪精神病人。
他们可能的人生轨迹：
1、犀利哥。真正的犀利哥只是有点心理问题，这里的犀利哥其实代表的是那部分还算幸运的流浪精神病人，不管过程如何曲折，至少能和家人团圆。只是，回到亲友身边的他们会不会再次被遗弃，或者又会有怎样的坎坷前路?
2、被侮辱与被伤害。流浪精神病人因为神志不清，比起一般的流浪人员来说更容易被歧视、取笑甚至于被伤害。四川自贡某媒体曾作调查，有50%的女流浪精神病人都被人性侵害过，由此怀孕的更是不在少数。
案例： 今年3月16日，山东《齐鲁晚报》报道说，潍坊市救助站救助了一名女流浪精神病人，不仅身体残疾，还怀有7个多月的身孕。如何保障流浪精神病孕妇的权益，目前在我国法律是个空白，这让警方束手无策，救助站左右为难，最后只有登报求助，看能不能找到该女子的亲人。
3、流浪中走向生命的尽头。风餐露宿的生活，严重的身体疾病，甚至于突然的自杀，夺走流浪精神病人生命的理由太多，太多。生命的脆弱与社会的不公，就这么在他们身上应验。
案例：2007年3月，一名流浪精神病人张衡生在湖南省湘潭县境内的107国道发生车祸，虽然露出白骨，但是伤不致死。当地村民报警后，警察却根本没来过问，村民们也没人愿意把他送到医院或者接回家中。5天过后，一场大雪过后，张衡生被冻死在了路上，死不瞑目。
据《2008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报告》，截至2008年底，全国救助单位收养救助的人数为1.7万人。而其中的精神病人估计人数很少。其一，根据2003年8月颁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条例》，救助站对精神病人采取的是先予救治、后予救助，所以救助站只能接收经过医疗、病情得到缓解的这类流浪者。其二，在收容站改为救助站之后，救助就变成了自愿救助。而精神病人会自愿的有几个?也屡有救助站的工作人员依据《救助管理条例》，说当发现对象是不能提供真实住址的精神病患者时，一般不予救助。其三，各个职能部门之间互相踢皮球，推脱责任。在海口就曾发生过这么一起事件，市民报警，请求救助一个女精神病人，结果民警看了一眼就离去。此事经由媒体曝光之后，公安机关亲自派专人护送精神病院就医，结果精神病院以没有床位为由拒收，海南省救助站以没有条件拒收，民政部门也表示为难。病人如皮球，被踢来踢去。
他们可能的人生轨迹：
1、被救助站送到精神病院。这对于病人来说当然是不错的，可是问题在于许多的医院也很犯难，床位不够，人手不够，经费不够，例如海南省安宁医院310个床位收治了939人，实在是无能无力了。在向江西省人大提交的一份报告中，江西省精神病院称，该院已财政结算的101名肇事肇祸精神病人实际住院费用达148万元，而财政拨付只有34万元，资金缺口达百万元。
2、继续流浪去。救助站是开放式管理，所以精神病人来去自如。再去流浪的不在少数。
3、被遣返，或者被遗弃。这里的遣返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联系到家人，然后精神病人被遣返回去，这当然是皆大欢喜。可是更多的人被遣返，相当于被遗弃了。例如就曾经有媒体报道，广州每年大约有500名无主精神病人被周边地区送过来。
许多的精神病人都有着这样的人生轨迹：家人辛苦照顾却无法支付高昂的医疗费，甚至于被病人折磨得失去耐心而放弃;流浪在街头，被歧视、被伤害，却被救助站拒之门外……而一部《精神卫生法》立了二十多年了，还是立不起来。精神病人本就悲剧的人生，何时才不再无处安放?
朱金红事件最新进展，非常关注其现在状况。关在精神病院半年，没病也给整出有病，好像有部电影就是讲这方
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崇民特字第0009号申请人唐美兰。 委托代理人郭乘希。 被申请人朱金红。 申请人唐美兰称，2006年8月，被申请人朱金红因受惊吓出现精神分裂症状，2007年4月2日在家人陪同下去南通市第四人民医院精神病门诊就诊，同月24、27日在家人陪同下复诊，服用精神类药物后，病情趋于稳定。 2010年3月至2010年9月因病情复发在该院住院治疗。 2013年8月病情复发而跳河自杀，被警方救助送至上海市徐汇区精神卫生中心住院治疗。 2013年11月，朱金红再次离家出走，直至2014年1月7日返回申请人处。 请求宣告被申请人朱金红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查明，被申请人朱金红目前未服用精神类药品，在审理过程中，未发现其思维及语言表达与常人相异，能够辨认并控制自己的行为。 上述事实有审判人员与其现场交流视频资料在卷佐证。 本院认为，被申请人虽曾有因精神疾病住院治疗的既往病史，但目前在无需药物控制的情况下，思维及表达能力正常，能够辨认并控制自己的行为，不符合认定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条件，申请人的申请不符合法律规定。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十三条、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百八十七条、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申请人唐美兰请求宣告被申请人朱金红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申请。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周 礼二〇一四年六月十三日书记员 毛敏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