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新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原站长唐际根（左）向美国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馆长蔡斯·鲁宾逊（右）一行介绍司母辛鼎（5月17日摄）。新华社记者 翟翔 摄
新华社郑州5月20日电（记者翟翔、桂娟、袁月明）“殷墟博物馆拥有一流的设施，拥有非凡的藏品，并且讲述了精彩的故事。”美国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馆长蔡斯·鲁宾逊在参观完殷墟博物馆新馆后说。
鲁宾逊一行日前从美国专程来到河南安阳，与殷墟博物馆开展馆际交流。他们用一天的时间，在这座古老的城市中访问博物馆、考古工地、与中国同行座谈交流。
位于安阳洹河旁的殷墟博物馆新馆，与殷墟宫庙遗址隔河相望。安阳是中国第二个朝代商朝最后的都城，1928年在这里开启的考古，让大量精美的青铜器等工艺品和甲骨文展现了中华文明的悠久与魅力。
“这里曾经是中国人口最多、最繁荣的城市之一，在甲骨文中，商朝人自豪地把它喊作‘大邑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原站长、南方科技大学讲席教授唐际根向三位美国学者介绍。
美国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由弗里尔美术馆和赛克勒美术馆构成，隶属于世界最大博物馆系统史密森学会。其中，创办于1923年的弗里尔美术馆是史密森学会旗下首家艺术博物馆，曾经支持了1928年开启的殷墟考古发掘的早期工作。2023年2月，美国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为了纪念弗里尔美术馆建馆百年，举办了《安阳：中国古代王城》特展。
鲁宾逊表示，《安阳：中国古代王城》特展讲述了商朝文明、手工艺、城市规划、考古和合作的故事，是弗里尔美术馆百年纪念三大展览中展期最长的，占据了博物馆的主要展览空间，受到公众的喜爱。
“一个多世纪以来，我们的博物馆致力于对古代中国文明的了解。”鲁宾逊表示，希望继续这一传统并与中国同行建立伙伴关系，开展联合展览、研究交流、人员互派等合作项目。
“今天我拍了许多照片，这些照片展示了许多知识及空间设计之美。”美国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副馆长洛丽·达根·戈尔德表示，殷墟博物馆的创新与展陈方式非常出色，令她感受到了中国同行的用心和关怀。
与鲁宾逊同行的还有中国古代艺术策展人卫其志。1977年，就读大学的卫其志第一次来到中国，实地感受中国的历史文化，坚定了彼时18岁的他研究中国的决心。
“又一次来到安阳，不仅是友谊的力量，还有安阳研究在国际上的吸引力。”卫其志把这一次来到安阳称作“回家”。
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是“博物馆致力于教育和研究”。鲁宾逊表示，美国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有一个名为“教学中国”的数字平台，提供给12岁到15岁的孩子及其老师，“美国人非常渴望了解中国的文化、历史和文明”。
“专业知识是伟大博物馆的基础和伟大考古学的基础，中国有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鲁宾逊说。
殷墟甲骨文对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意义
甲骨文发现的重要意义之一，是证实了中国早期国家——商王国的存在。 在殷墟甲骨文发现以前，人们只能从有限的文献记载中知道历史上有个商王朝，而且这些文献无一是成于商代的。 最系统讲商史的是西汉司马迁所撰《史记·殷本纪》；即使连公认为保留了较多商人语言的《尚书·盘庚》篇，其中亦多杂有西周时的词语，显然是在西周时期被改造过的文章。 由于文献奇缺，更缺乏同时代的文字史料，以至在本世纪20年代，著名学者胡适仍主张“现在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3]。 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将大量的商人亲手书写、契刻的文字展现在学者面前，使商史与传说时代分离而进入历史时代。 特别是1917年王国维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4]，证明《史记·殷本纪》与《世本》所载殷王世系几乎皆可由卜辞资料印证，是基本可靠的。 同时，他根据缀合的两片卜辞（《殷墟卜辞后编》上8·14＋《戬寿堂所藏殷墟文字》1·10），发现上甲以后几位先公之次序应是报乙、报丙、报丁，《史记》以报丁、报乙、报丙为序，是后世传抄致讹。 这篇著名的论文，无可辩驳地证明《殷本纪》所载商王朝是确实存在的。 这不仅是中国历史研究的一件大事，而且鉴于殷商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这一发现也是世界历史研究中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事。 甲骨文发现的重要意义之二，在于王国维用甲骨文证实了《殷本纪》的史料价值，使《史记》之类历史文献有关中国古史记载的可信性增强，其意义不仅局限于商史。 因为这一发现促使史学家们想到，既然《殷本纪》中的商王世系基本可信，司马迁的《史记》也确如刘向、扬雄所言是一部“实录”[5]，那么司马迁在《夏本纪》中所记录的夏王朝与夏王世系也恐非是向壁虚构。 特别是在20年代疑古思潮流行时期，甲骨文资料证实了《殷本纪》与《世本》的可靠程度，也使历史学家开始摆脱困惑，对古典文献的可靠性恢复了信心。 殷墟甲骨文发现的重要意义之三，是引发了震撼中外学术界的殷墟发掘。 “五四”运动促使中国的历史学界发生两大变化，一是提倡实事。 求是的科学态度，古史辨派对一切经不住史证的旧史学的无情批判，“使人痛感到中国古史上科学的考古资料的极端贫乏”。 二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史学界产生巨大影响[6]。 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讲授《古史新证》，力倡“二重证据法”，亦使中国历史学研究者开始重视地下出土的新材料。 这些历史因素对近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兴起起了催生作用。 1927年秋，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发掘殷墟，其最初的目的乃是为了继续在此地寻找甲骨[7]。 当李济主持第二次发掘时，已开始从主要寻找甲骨变成对整个遗址所有遗存的科学发掘，认识到“凡是经过人工的、埋在地下的资料，不管它是否有文字，都可以作研究人类历史的资料”[8]。 并从而取得以后14次发掘的重大收获，所以可以说，正是甲骨文的发现揭开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序幕。 殷墟甲骨文发现的重要意义之四，是大大加速了对传统的中国文字学的改造。 汉代以后中国的文字学家崇尚许慎的《说文解字》，文字学主要是《说文》学；但由于北宋以来金石学的发展，特别是对金文的研究，已不断地用商周古文字对《说文》的文字学进行补充。 到了清代，在乾嘉学风的影响下，对金石学的研究进一步深入，使《说文》的权威性受到了较大的冲击。 光绪九年（1883年）刊行的吴大澄《说文古籀补》以金文资料充实、修订《说文》，为中国文字学向近现代文字学发展搭起了一座桥梁。 甲骨文的发现更提供了汉字的早期形式，其构成离小篆甚远，多有象形、会意文字，令当时学者眼界大开。 《说文》以小篆为本解释字原的理论与其整个文字系统皆难以维持，从而使“许学最后的壁垒也被冲破了”，从此“中国文字学就到了一个新的时期”[9]。
简述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历程及其影响
回顾20世纪中国学术的发展历程，应该说：这是一个丰收的世纪、创新的世纪、辉煌的世纪。 一百年间，名家辈出，群星灿烂，成果丰硕，推陈出新。 中国传统的学术发生蜕变，西方学术大量引入中国，在中西方学术的交流、撞击、融合中，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诞育，并迅速地茁壮成长。 一百年内，各个学术领域均有新的突破和重大进展，构建了完整的中国近现代学术文化体系。 回顾和总结20世纪的学术发展，明辨其是非得失，是一桩很有意义的工作，是为了推进21世纪的学术，进一步建构中国社会主义学术文化必不可少的重要步骤。 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有着璀璨的成果和丰厚的积累。 它长期以来哺育了中华儿女、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性格与精神，在世界学术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但从19世纪中叶以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也带来了西方的学术文化。 西学东渐，经历了几个阶段，先是器物文明的传播，其后是制度文明、精神文明的传播，直到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 西方的学术文化，涵盖广阔，影响深远，进入中国后生根、开花、结果。 它改变了中国学术思想界以至全社会的发展方向和前进步伐，中国从传统的封建社会跨进近代社会。 其间，中学和西学、旧学和新学、传统学术和近代学术发生了激烈斗争和逐步融合。 中国20世纪之学术即在这一斗争和融合的再创造过程中呱呱堕地。 中国近现代学术肇始于严复翻译西方的学术名著，19世纪末，他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向中国人介绍了进化学说，使中国学术界的观念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此后，他又陆续翻译亚当·斯密的《原富》，穆勒的《群己权界论》，甄克思的《社会通诠》，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穆勒的《穆勒名学》，耶方斯的《名学浅说》，这些都是中国传统学术界罕有研究、著述的领域，中国近代的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逻辑学得以借鉴，因之萌生。 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说明近代历史学与传统历史学之区别：“自世界学术日进，故近世史家之本分，与前者史家有异。 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 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 ”他大声疾呼，历史学必须冲破传统，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并认为这是有关国家兴亡的大事，他说：“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唯此为大。 ”此时，夏曾佑编写《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是我国第一部用章节体写作的具有近代色彩的中国通史。 其他学科也在20世纪之初相继跨人近代时期，1910年沈家本创办的法学会和《法学会杂志》可说是近代法学的萌芽；王国维、罗振玉研究殷墟出土的甲骨可说是近代考古学的滥觞；章太炎研究印度哲学、王国维研究叔本华，开近代中国人研究外国哲学的先河；五四时代，陈独秀、胡适鼓吹文学革命，中国近现代文学得以诞生，胡适写作《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次用西方观点对中国古代思想进行分析研究。 至于自然科学，19世纪后期已由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翻译了许多著作，做了大量准备。 1915年，留美的中国留学生成立中国科学社并创办《科学杂志》，中国近代的自然科学研究也逐步展开。 20世纪的中国学术是先进知识界为了挽救国家危亡，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的产物。 西方的各派学说，众多著作，像打开闸门的洪水一样，冲进中国。 中国学者站在自己的基地上进行选择、甄别、吸收，创造适应于自己时代的学术文化。 学者们，作为中国人，生于斯，长于斯，在中国接受教育，必定会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 20世纪的第一代学者，从旧时代过来，大都精通中国的传统文化。 五四时代激烈的反传统文化的战士们，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吴虞等，他们为了完成除旧创新的历史使命，竭力反对旧传统，要与旧传统决裂，但实际上旧传统已渗进他们的血液里，他们不可能完全斩断传统。 真像他们自己所说：他们是从旧营垒中冲杀出来，进行了反戈一击。 即使像陈序经那样的“全盘西化论”者，也不可能摆脱旧传统。 只要你是中国人，曾受中国文化的教育，就不能完全摆脱中国学术文化的影响，“今日之我”不可能全盘反对和完全丢弃“昨日之我”。 同样，20世纪的中国学者，不管他的思想多么保守、顽固，也不可能完全反对西方的学术文化。 西方学术文化的先进性、优越性日益明显，人们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它，全盘反对和摒弃西方学术文化的人也是没有的。 近代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大多受西方的影响，西服革履、西装大菜、洋房高楼、汽车飞机，西方文明，无处不在，哪个人的生活能离开这些？茅盾在《子夜》中写的吴老太爷头脑冬烘，顽固不化，但从乡下来到了上海，口诵《太上感应篇》，居住的却是洋房，出门更非坐汽车不可。 拖着辫子，倡导复古的辜鸿铭其实是受过西方完备高等教育的一位大学者。 20世纪的重大特点是中西文化从斗争走向融合，人们都在亦中亦西、非中非西、中西合璧的文化氛围中成长。 两种异质文化的斗争和融合不会在短时间内结束。 历史上，佛教文化传人中国，经历了汉魏两晋南北朝唐宋，儒佛之间发生激烈斗争和相互排拒，才逐渐地融合，产生了儒学化的佛学——禅宗，和佛学化的儒学——理学。 明清之际，耶酥会士将西方文化带来中国，虽有徐光启、李之藻甚至顺治帝、康熙帝等上层人物的扶植，也遇到儒学的顽强抵抗，经一、二百年之久而烟消云散，并未能生根、开花、结果。 可见异质文化之间的融合，尤其是要从融合中诞生出新的学术文化，是一个长期、缓慢而艰难的过程。 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在中国传播，这是历史上异质文化第三次进入中国，其声势之大，影响之远，大大超过了以前的两次。 由于西方学术文化的先进性，使中国传统文化相形见绌，在上个世纪末，中学和西学的两军对战中，中学已阵脚大乱，败下阵来。 必须吸取西学之长，“以洋为师”在中国学术文化的基地上重新创造，才能重建中国的学术文化。 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经过中国学人们不懈的努力，20世纪的中国学术得以孕育成形，脱颖而出，并显示了崭新的面目和蓬勃的生命力。 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大体上说，有以下特点： 一、以进化学说和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 中国传统学术赞美上古时代的制度和人物，颂先圣而薄后王，把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视为道统所在，后世丢失了古代道统，故而欺凌争斗，社会日益退步。 19世纪末，严复翻译《天演论》，社会进化的原理风靡全国，完全改变了陈腐观念，中国人懂得了用进化史观来观察和研究人类社会，得出了与古人全然不同的结论。 这样，20世纪的学术文化抛弃了传统观念，树立起近代新观念。 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掌握了科学的唯物史观，进一步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与主观能动作用等等，把学术文化的研究置于唯物史观和科学方法的指导之下。 20世纪中国的学术文化有了长足的发展。 20世纪的中国学人全都信从进化原理。 而在1949年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占有主导地位，在它的哺育下，诞育和成长了大批学者。 二、形成了新的知识分类体系。 中国传统学术，分成经、史、子、集，并不严格地建立在学科分类的基础之上，其中经学特别重要，凌驾于上，且涵盖一切。 《易经》中包括数学、哲学、自然科学；《书经》中包括政治学、历史学、地理学；《诗经》中包括文学、艺术、自然科学；《礼记》中包括政治学、伦理学、教育学；《春秋》中包括历史学、政治学。 许多学科尚在幼年萌芽状态，尚未从笼统的经学中分化独立出来，学科之间的界线极为模糊。 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茁壮成长、规模齐备，形成了新的知识分类体系。 自然科学移植了西方几百年积累的学术成果，独立为一大学科。 其中分门别类，学支林立，建立了数、理、化、生、农、工、医等大学科，门类繁多、内容充实，洋洋大观，达到了较高水平，且有裨于国计民生。 而人文和社会科学中，文史哲分离，形成各自的专业，经济学、法学、教育学、社会学、新闻学、政治学、心理学等新学科，纷纷诞生独立。 由于20世纪人类社会的飞速进步，人们对自然、社会、人类自身的认识更加深入，知识量、信息量巨大增长，学术文化的内容日益充实，范围日益扩展，完全突破了传统的经、史、子、集的旧框架，形成了近现代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新的学科分类体系。 三、理性方法的运用。 传统学术研究的方法不够精密、逻辑不够严谨，推理判断带有一定程度的主观色彩。 治学中带有直观感悟，冥心静思，自省修养等等。 某些非理性的方法，如形象的、感悟的、信仰的、揣测的、情绪的方法，只要能表达研究对象或真实、或虚幻的状态，就能形成某种学术性的知识，如古代的瀛海九州说，天人感应说，明心见性说。 20世纪的中国学术引进西方的研究方法，运用归纳和演绎，重视证据，“无征不信”、“孤证不立”，摒弃主观成见，抱着冷静、客观的态度，以理性方法对确定的对象进行具体、准确的认知活动。 在自然科学中运用显微镜、望远镜、以及其它科学仪器和实验手段，在社会科学中则着重调查研究的方法，获取第一手的实际材料。 20世纪的学术文化追求的是精确而具体地把握现实世界的丰富多样性，进而认识其本质和规律。 近现代学术崇尚的是理性精神而非感悟、信仰或权威。 四、高扬爱国主义精神。 中国进入20世纪，帝国主义的侵略更加凶狠，封建军阀和国民党政府的压迫更加残酷，内忧外患，民不聊生。 20世纪的中国学者们目睹山河破碎，人民苦难，抱着无限的同情，唤起自己的责任感，慷慨以拯救天下为己任，在各个学术领域中苦心探索，矢志钻研，目的就是为了救国。 20世纪的中国学术是在风雨如磐的苦难岁月中诞生发育的。 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封建主义压迫，使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是20世纪学者们共同的强烈愿望。 搞自然科学的希望科学救国，搞经济学的希望实业救国，搞教育学的希望教育救国，搞政治学的希望国家繁荣昌盛，搞哲学的希望振兴民族精神，搞历史学的希望以历史经验教育和唤起民众，搞文学的塑造了众多威武不屈的民族英雄的光辉形象。 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伴随中国的苦难而产生，它推动国家的前进、呼唤民族的奋起、激励大众的斗争，因此，爱国主义渗透其中，成为它主要的精神支持。 20世纪的中国学术高扬着爱国主义的旗帜。
[中美文化交流开启高端学术通道]中美文化交流的意义
2008年12月8日至9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和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共同主办、中国艺术研究院承办的“中美文化论坛――数字化时代的文化遗产保护和展现”学术研讨会在北京隆重召开。 文化部部长蔡武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来华参加此次会议的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代表团和部分中美两国专家学者。 文化部副部长赵少华、文化部副部长、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王文章、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主席布鲁斯・科尔、美国总统艺术委员会执行主任亨利・莫兰以及美国驻华使馆公共关系处公使衔参赞元敦奎先生等中美文化管理机构高级官员出席论坛的学术研讨活动。 来自中美双方的50多位官员、专家、学者和艺术家就相关论题进行了深入而积极的讨论。 “中美文化论坛”的宗旨是为中美两国在文化领域建立一种具备公共性、学术性、互动性的定期对话机制。 通过此机制，中美两国可就文化相关议题进行对话与交流，探讨在文化多样性的当代语境中，文化艺术的发展方式和文化遗产保护等问题，加深中美两国在文化艺术和人文科学领域的了解，促进双方在文化艺术和人文科学领域的友好合作，推进两国的文化交流得到全面、持续、深入的发展。 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中美两国专家学者围绕“数字技术与文化遗产保护”的中心论题，针对数字技术在遗产保护中的作用、数字技术与当代文化发展等多个论题进行了广泛对话与深入讨论。 蔡武部长在会见美国代表团时高度评价此次学术研讨会。 他说，中美两国文化部门和机构加强交流与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有助于加深两国人民的了解与友谊。 此次文化部与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合作，共同举办“中美文化论坛”学术研讨会，在促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在促进数字技术与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结合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它不仅标志着中美两国文化交流与合作达到一个新的阶段，而且对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也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他说，数字技术的出现并在文化、艺术、人文科学等领域的广泛运用将为人类文明的创造、传播、研究和保存带来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昭示人类文化发展的一个新方向。 研讨会经过两天的积极热烈讨论，取得了丰硕成果。 与会专家在文化多样性、文化遗产保护、信息数字化的发展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对话与交流，分享了各自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研究方面运用数字技术的经验，提出了许多富于创新性的学术观点，取得了不少共识。 他表示相信，中美两国文化关系前途宽广，潜力巨大。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美两国的文化合作必将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文化部副部长、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王文章在论坛开幕式致辞中指出：“中国政府历来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特别是在利用数字技术保护文化遗产方面，做出了诸多富有成效的工作。 故宫博物院和国家图书馆就利用数字技术在文物和古籍保护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方面也进行了许多有益的实践，中国艺术研究院还利用数字技术对大量的传统音乐资源进行修复和保护。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中美文化论坛，能够与美方广泛地开展科技和文化之间的交流，挖掘中华文明的优秀传统元素和宝贵遗产，为人类的和谐发展与和平进步做出积极的贡献。 ” 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主席科尔在开幕式致辞中讲到：“我们两国将在支持人文学科以及文化遗产的保护及介绍方面寻求进一步的合作。 对于未来两国之间富于成效而重要的文化和学术交流，我充满了热切的期待。 运用数字技术能够很简单地处理以往不能解决的问题。 在这些领域，数字技术所显示出的巨大力量让我们思考新的问题，寻求能够跨越时间和不同物质的新的关系和模式。 在美国人文科学基金会，我们深信数字技术在改变人文学科方面也有巨大的潜力，也会以同样的方式改变人文学科的知识、教学以及规划和设计。 我们希望能引领这一‘新边疆’的开发。 ” 文化部副部长赵少华在闭幕式致辞中指出：“中美两国文化部门和机构加强交流与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有助于加深两国人民的了解与友谊，也具备坚实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基础。 此次‘中美文化论坛’，无论从主办方的规模和规格来看，还是从讨论和交流的深度、广度来说，都堪称是中美文化和学术交流史上的一件盛事，它必将为中美文化交流开启更为辉煌的篇章！” 数字技术：为文化遗产保护提供新空间 数字技术的发展为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与展现创造了新的技术和物质手段，同时也改变了传统文化遗产的保护方式。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传统音乐档案部主任麦克・凯西提出，目前音频保护存在数量大、退化、陈旧过时等三大难题。 印第安纳大学利用数字技术保护历史档案的策略有三种：迁移、复制和确认。 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人文科学数字研究中心副主任肯尼斯・普莱斯介绍了美国的惠特曼超文本数字资料库的建设经验。 中国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李文儒指出，数字化技术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与速度推动着博物馆公益性、公共性核心价值的全面实现。 故宫博物院在数字技术展示方面所做的探索主要有：故宫博物院数字化信息的采集、保管和传播，推出与展览同步的数字化服务，充分发展网络服务，研发制作《天子的宫殿》等。 中国国家图书馆副馆长陈力指出，数字化为中华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 国家图书馆已经完成和正在进行的数字化工作包括：中文书目数据库的建设、光盘数据库的引进、馆藏特色资源数字化工作和国家数字图书馆工程等。 在文化遗产保护的数字化中，资源的科学处理、使用、管理、长期保存等应当受到更多的重视。 中国艺术研究院建筑所所长刘托提出，数字技术在保护和传承正在消失的传统建筑的构造和营造技艺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国传媒大学张骏教授认为数字技术在文物保护方面的作用主要有三点：数字复原、陈列展示和数字备案。 数字技术：促进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 数字技术带来的先进的信息采集、处理与传播手段，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与速度，推动着当代文明的发展，改变着人类文化的存在形态。 中国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科技委副主任杜百川指出，数字化是为了建立新的服务体系、运营体系和新的发展平台，应对其他传输手段和其他新媒体的竞争。 我国广播影视数字化的重点是传统广播影视从模拟向数字的过渡，并积极拓展新业务和新媒体。 中国艺术研究院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管理中心主任王路介绍了艺术研究院在非物质文化保护方面所做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等工作的相关经验。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李玫研究员指出：中国艺术研究院收藏的汉族民间音乐涵盖中国大陆31个省、市、区和40多个少数民族的音乐。 音乐音响资料共约7000多小时。 研究院正在进行的“馆藏濒危音像档案数字化抢救”项目最终要完成对音频、视频、图片、古籍文献的全面整理并实现数字化存储与使用。 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视频影像总设计师杨庆生、奥组委项目专家徐刚介绍了奥运会开闭幕式中运用数字技术表现中华文化遗产的新鲜经验，打开了思考数字技术开发利用文化遗产的独特思路。 数字技术：当代人文艺术领域的“双刃剑” 数字技术带给人类的不只是福音。 在看到数字技术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专家也指出，它是一把双刃剑。 中国艺术 研究院院长助理、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贾磊磊指出：数字技术在给电影银幕带来无穷无尽视觉奇观的同时，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电影“以现实反映现实”的定性，代之以“以假象虚拟现实”。 电影凭借数字技术完成了从“再现现实”到“虚拟现实”的跨越，电影艺术从传统的纪实美学迈进了虚拟美学的时代。 《美术观察》主编吕品田提出，必须正确认识技术的双刃剑性质。 数字技术对于文化遗产和文化多样性具有正反两方面的作用，它可以带给世界以生动、丰富、形象的文化多样性，也会使那些不具传播强势的弱势文化受到来自“文化单极化”的挤压，进而在更大范围之内影响弱势文化的生存条件。 因此，如何更好地驾驭和开发利用数字技术，改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消除数字鸿沟，促进人类文化的多样性，还需要加强世界各国之间的交流，共同探索利用数字技术推动文化发展的战略与策略。 “中美文化论坛”缘起于2007年6月文化部邀请美国总统艺术人文委员会代表团成功访华，这个代表团由美官方5个主要文化机构以及来自美国公私文化机构的负责人组成，与中方就扩大并深化两国文化交流达成许多共识。 那次访问开启了中美官方文化交流的新格局。 之后，“中美文化论坛”筹备工作开始启动。 同年11月，中国文化部组织了中美合作项目代表团赴美与美国各文化机构就代表团访华时的提议进行了具体落实，为召开中美文化论坛达成共识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08年4月中方特派考察小组出席了在意大利召开的“国家认知：历史记忆和文化”学术讨论会，为此次“中美文化论坛”作了充分的前期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