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学生为何同情巴勒斯坦 曾经的越战 现在的巴以战争

【文/刘燕婷】

4月23日,加沙战争来到第200天,巴勒斯坦平民的死亡人数已经突破3万,美国校园的反战示威也进入新高潮。

3月开始,范德堡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出现反战学生的示威游行,最后有多位学生被捕、3人被学校开除;4月12日,反战的耶鲁大学学生在校内集体绝食,活动逐渐形成规模,22日警方以“非法入侵”的名义逮捕了在场的60名示威者,其中有47名学生;4月17日,哥伦比亚大学的反战学生开始在校内搭建“加沙团结营地”(Gaza Solidarity Encampment),校方随后授权纽约市警察局突袭校园并进行大规模逮捕,一度被强行拆除,却又很快恢复。这次逮捕也标志着自1968年反越战示威以来,哥大首次允许警方镇压校内抗议活动。

4月20日,南加州大学也爆发大规模示威,校方原本安排成绩优异的毕业生阿斯娜·塔巴苏姆(Asna Tabassum)在毕业典礼上致辞,却因犹太团体公开质疑前者立场亲巴勒斯坦、在社交媒体上分享和点赞反以色列的观点、具有“反犹”倾向,导致校方直接取消了塔巴苏姆的致辞资格,校内舆论也因此炸裂;4月24日,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反战学生集体静坐示威,德州警方随后以“打击反犹主义”之名入校驱散学生、拆除营地,导致至少10人被捕。

当地时间4月28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校园内爆发冲突。(图源:CNN)

当地时间4月28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校园内爆发冲突。(图源:CNN)

但上述事件都不是孤例。放眼全美,包括北卡罗莱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圣路易华盛顿大学、密西根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爱默生学院、塔夫茨大学、马里兰大学和加州州立理工大学洪堡分校,都出现了亲巴勒斯坦的反战示威。尽管各校有的是强力手段、警力奥援,能在“打击反犹主义”的大旗下驱散人群,却依旧无法阻挡学生的前仆后继。

这种场景画面,让人想到1960年代的反越示威。当然,当年的规模远胜今日,两场冲突的背景脉络也不甚相同,但毫无疑问,大学生都扮演了重要角色。而比较两波运动的源起,当时的大学生之所以踊跃反战,除了越战本身的媒体形象极度糟糕、战事胶着多年、征兵波及年轻人外,很大程度也与民权运动、新左派思潮、甚至是“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所催生的嬉皮(Hippie)风尚有关。

换句话说,对当年的大学生来说,反战实践既有个人意志,也不能脱离某些时代背景的宰制。时隔60年,美国这次的校园反战示威也是同样道理。

学生的愤怒早有迹象

首先,校方、犹太团体对学生们的“反犹”批评当然言过其实,不过观察战前民调数据也能发现,这代大学生与前人相比,确实是对以色列“相对没有好感”的一代。

以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22年7月公布的“美国人对以色列观感”调查为例:55%的美国人对以色列持正面观感,41%的美国人持负面观感,整体看来正面略多。不过如果细究各年龄层,就会发现不同世代的差异相当明显。

首先是战后婴儿潮世代(1946-1964年出生),这代人大致对应了调查中的“65岁及以上”区间,对以色列的好感高达69%,是各区间最高,反感也只有29%;再来是X世代(1965-1979年出生),其大致对应了调查中的“50岁-64岁”区间,对以色列的好感依然有60%,反感则来到36%;接着是千禧世代(1980-1996年出生),这代人大致对应调查中的“30岁-49岁区间”,对以色列的好感降到49%,反感则上升到47%;最后是Z世代(1997-2012年出生),其大致对应调查中的“18岁-29岁”区间,对以色列的好感只有41%,反感则创下56%新高。

有趣的是,这种世代差距也在同一份调查的其他问题中体现。

例如“对拜登(Joe Bidne)处理以巴问题的观感”,整体数据显示有62%的受访者不确定拜登是否过于偏袒某一方,有16%认为拜登正在取得正确的平衡,有13%认为拜登过于偏袒巴勒斯坦人,只有8%认为拜登过于偏袒以色列人。

但如果从不同年龄层来看,不同世代的认知显然有差距。在“65岁及以上”区间,认为拜登取得正确平衡者有23%、偏袒巴勒斯坦者有19%、偏袒以色列者只有3%;在“50岁-64岁”,认为拜登取得正确平衡者有18%、偏袒巴勒斯坦者有14%、偏袒以色列者只有6%;但到了“30岁-49岁”,认为拜登取得正确平衡者有14%、偏袒巴勒斯坦者有10%、偏袒以色列者则来到9%;接着是“18岁-29岁”,认为拜登取得正确平衡者只有11%、偏袒巴勒斯坦者只有9%、偏袒以色列者则高达16%。

整体来说,在这次加沙战争爆发前,美国家庭早就存在关于以巴冲突的代沟,尤其是正在读大学的Z世代,明显与作为其父母的X世代严重分歧,前者对以色列的反感、对美国政府偏袒以色列的不满,都创下历代最高。

4月24日凌晨,抗议者在美国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参加示威活动。新华社记者李睿摄

4月24日凌晨,抗议者在美国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参加示威活动。新华社记者李睿摄

10月7日冲突爆发后,这种世代分歧自然又被撕裂得更厉害。10月17日,昆尼皮亚克大学(Quinnipiac)公布全国民调,显示18-34岁的受访者中有51%不赞成美国向以色列运送军备以应对哈马斯的袭击,但50-64岁的受访者中有高达77%表示赞成;10月21日至24日进行的《经济学人》/YouGov民调也显示,在18岁至29岁的族群中,同情巴勒斯坦人的比例(28%)略多于同情以色列人的比例(20%),这种分布样态与65岁及以上相差甚远,后者有高达65%同情以色列人,但只有6%同情巴勒斯坦人。

之后随着以色列进攻加沙,年轻人的不满更加沸腾。

2023年12月,以色列被南非以“种族灭绝”之名告上国际法院,皮尤研究中心也在该月公布了“美国人对以色列与哈马斯战争看法”的民调结果:18-34岁受访者中,有38%认为以色列的军事行动“过头了”;在35-49岁受访者中,这个数据是27%;在50-64岁(23%)、65岁(16%)以上的受访者中,这个数据则显著递减。

2024年1月,以色列被国际法院宣判“必须防止种族灭绝”前夕,《经济学人》/YouGov公布民调,显示有超过三分之一的美国人(35%)认为以色列正对巴勒斯坦人实行种族灭绝。而这个数据在18-29岁的受访者中高达49%,在30-44岁受访者中也有44%,但在45-64岁受访者就直接锐减为28%,65岁以上受访者的数据更是只剩21%。

整体来说,民调数据为这波大学反战潮提供不少线索:冲突爆发前,Z世代对以色列原本就是反感多于好感;即便这次冲突的导火线是哈马斯闪击触发以色列报复,10月7日后几个礼拜的民调依旧显示,虽然X世代、战后婴儿潮一代相对同情以色列,Z世代却依然相对同情巴勒斯坦人;以色列进攻加沙后,Z世代认为以色列正对巴勒斯坦人进行“种族灭绝”的比例,也比其他年龄层都高,几乎到了每两个人就有一人如此认为的程度。

而从年龄分布来看,Z世代(1997-2012年出生)正好对应了当今的大学生与研究生,一群本就对以色列好感不强的人,集体目睹了这几个月的残酷杀戮,且本国政府还是这场杀戮的最大靠山。这种情境无疑会加剧彼此的怒意串联与共鸣,而校园刚好又为这股愤怒提供了展演空间,最后导致反战示威在美国大学遍地开花。

大卫正在成为歌利亚

不过民调数据更多是以立场分布的呈现,来解释示威背后的情绪基础。但要了解这代大学生的立场起源,还须回归其成长背景,以及美国当下的社会脉动。

首先是这代美国大学生的成长背景。这决定了其对以色列的认知,会与父母、祖父母的认知有所不同。

在战后婴儿潮世代(1946-1964年出生)的成长过程中,以色列的形象大致与两个事件有关:纳粹大屠杀、以阿战争。大屠杀虽然发生在二战期间,却深刻影响了一代人的心理认知,犹太人因此成为“全世界都欠他们一个公道”的“神圣民族”,反犹主义也因此被识别为极度危险与禁忌的存在;以阿战争则强化了犹太人“被迫害”、“不得安居”的形象,而以色列“以少胜多”打赢战争,既满足冷战下美国的“必胜”情结,也迎合了“经历磨难终受庇佑”的一神教叙事。

总之,受纳粹大屠杀、以阿战争等事件影响,战后婴儿潮世代所理解的以色列大体等于“犹太人的重要避难所”,是这个民族经历2000年流离苦难后,终于能回归的应许之地。尽管这场回归导致巴勒斯坦人大量流血,由此触发了漫长的民族仇恨与冲突,但从数据来看,这代人还是更关注以色列的流血,认为这是犹太人“受迫害”的迹证;且当年的巴勒斯坦武装一度有全球左翼支援,这在某些战后婴儿潮世代看来,实在不像手无寸铁的弱者。

4月24日,人们在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校园里举行集会。新华社发(克里斯托弗·达维拉摄)

4月24日,人们在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校园里举行集会。新华社发(克里斯托弗·达维拉摄)

而上述认知也被X世代(1965-1979年出生)继承,只是这代人出生在以阿战争尾声、甚至是已经结束的时空,距离大屠杀也更有距离,对于所谓“犹太人被迫害”的感受已经不那么强烈,却也没有发生显著位移。而真正产生认知转变的,则是再后来的千禧世代(1980-1996年出生)。

当千禧世代成长、开始形成对全球局势的理解时,巴勒斯坦第二次大起义正好爆发,奥斯陆和平进程名存实亡,以色列侵吞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土地、剥夺水源、限制行动、审判不公、军警滥用暴力的现象频繁则出现新闻报道中。在这种情境下,关心全球事务的青年实在很难将以色列与“受迫害”的标签相连结,因为现实环境怎么看,都是巴勒斯坦人更适合这个描述。

这段认知转变随后也被Z世代(1997-2012年出生)显著强化。这代青年不仅距离大屠杀十分遥远,也没有生活在以阿战争的岁月,更没有经历过1990年代以巴签署《奥斯陆协议》(Oslo Accords)的时空,没有看过以色列左翼、巴勒斯坦温和派,曾经为了和平共存而携手合作。从他们有记忆以来,现实中的以色列就是个不公正的占领方,对加沙地带执行漫长的不人道封锁、多次发起攻势遂行杀戮,对约旦河西岸的非法占领更是肆无忌惮。

而Z世代基于成长背景所形成的“以色列是迫害者”意识,就跟战后婴儿潮世代认为"以色列被迫害"一样,都是根深蒂固不易改变的认知。如今这种认知又受到美国两股社会脉动的牵引,加剧了这次前仆后继的校园反战示威。

当地时间2024年4月24日,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Mike Johnson)在没有事先公开的情况下访问哥伦比亚大学。(图源:法新社)

当地时间2024年4月24日,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Mike Johnson)在没有事先公开的情况下访问哥伦比亚大学。(图源:法新社)

但到了30-44岁美国人,排名第一的回答变成了Facebook、Twitter、Instagram、Reddit、TikTok等社交媒体(37%),接下来才是ABC、CBS、NBC等广播电视新闻(33%);到了30岁以下美国人,排名前三的回答则是Facebook、Twitter、Instagram、Reddit、TikTok等社交媒体(41%),《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等报纸或新闻网(28%),以及YouTube(27%)。

可以发现,与战后婴儿潮相比,Z世代美国人相当依赖社交媒体作为自己的新闻来源,连带YouTube也扮演了重要角色。而这些平台有一共同特征:不受美国传统媒体的亲以色列立场网罗。例如CNN媒体谈论以巴冲突时,往往更聚焦以色列受到的伤害,更频繁的讨论以色列的人质、而非监狱中的巴勒斯坦人。

但社交媒体在这点上完全相反,甚至可以说是增加巴勒斯坦立场曝光的重要渠道。例如巴勒斯坦电影制片人比桑·奥达(Bisan Owda)、记者欣德·库达里(Hind Khudary)、记者多阿·阿尔巴兹(Doaa Albaz)、记者莫塔兹·阿扎伊扎(Motaz Azaiza)等,都通过Twitter、Instagram、TikTok等媒体发布了自己在加沙的现场纪录,吸引全球数百万粉丝追踪。此外,算法无疑会强化用户对相关信息的接收,也就是说,如果一位用户浏览了呈现加沙惨状的影片,在算法的机制下,用户将在未来收到更多相关影片。

而在Z世代原本就不喜以色列、同情巴勒斯坦的基础上,其对社交媒体的依赖明显强化了这种情绪。以TikTok为例,#freepalestine这个主题标签有高达327亿次观看,其余类似标签也有数十亿、甚至百亿观看;与之相比,#standwithisrael这个主题标签只有6.31亿次观看,#istandwithisrael也只有2.9亿次观看,这两个已是支持以色列相关标签中,唯二破亿观看的标签。因此可以这么说,尽管犹太金融资本财力雄厚,但在这场社交媒体的阵地争夺战,以色列明显屈居下风。

而另一股催化大学示威的美国社会脉动,则是近年反复延烧的族裔冲突。

在部分有色人种示威者看来,巴勒斯坦事业与美国的种族正义存在“跨界的共情”:民众生活在不公的环境里,被武装的士兵或警察糟蹋生命与尊严,不论地点是约旦河西岸与加沙,或是美国的有色人种社区,唯一出路就是反抗。

当地时间2024年4月27日,美国华盛顿特区,白宫记者协会晚宴开始前,示威者在希尔顿酒店外抗议以色列和哈马斯的战争。(图源:视觉中国)

当地时间2024年4月27日,美国华盛顿特区,白宫记者协会晚宴开始前,示威者在希尔顿酒店外抗议以色列和哈马斯的战争。(图源:视觉中国)

而这种有色人种共情巴勒斯坦人的连带意识,当然也有民调上的证据。2023年11月GenForward对18-40岁年轻人进行的民调就揭露,白人受访者是唯一一个更同情以色列人(25%)而非巴勒斯坦人(18%)的种族/族裔群体,其余非裔(22%-10%)、拉丁裔(23%-15%)、亚裔(31%-12%)的数据,都是同情巴勒斯坦的比例多过同情以色列。

而被问及对美国政府支持以色列的感受时,白人受访者中认为"过度支持"(28%)的比例是各种族/族裔群体中最低,这一数据甚至与与认为“程度恰当”(28%)的比例等高,此外白人也是认为“过度支持”(28%)与“不够支持”(13%)差距最小的种族/族裔群体。

而与白人的回答相比,其他群体的回答相对立体。例如非裔有33%认为“过度支持”、18%认为“程度恰当”、14%认为“不够支持”,拉丁裔有35%认为“过度支持”、20%认为“程度恰当”、16%认为“不够支持”,亚裔有46%认为“过度支持”、20%认为“程度恰当”、7%认为“不够支持”。

显然,有色人种不仅有更强的同情巴勒斯坦倾向,也对于美国扮演的角色更加不满。值得注意的是,据美国统计,在2024年有资格投票的4,100万Z世代年轻人中,45%是有色人种。上述数据也或多或少解释了,为何美国大学会因千里之外的巴勒斯坦议题陷入狂怒,因为部分示威者已在一定程度上,进到过去Black Lives Matter(BLM)的示威情境中。在这个情境下,以色列军人就像滥用枪枝的美国警察,被屠杀的巴勒斯坦人则像命丧警察枪下与膝下的美国有色人种青年。

整体来说,美国Z世代距离大屠杀已经相当遥远,也对中东战争、奥斯陆和平进程没有生活记忆,其对以巴冲突的认知起点,就是近年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持续种族隔离与杀戮;与此同时,社交媒体崛起、BLM议题发酵,也显著影响了美国Z世代的社群议题与同温层建构,让巴勒斯坦议题成功在校园中燎原。

1998年、笔者4岁时,美国梦工厂影业(DreamWorks Pictures)推出了著名动画《埃及王子》(The Prince of Egypt),剧情讲述摩西(Moses)成为先知、带领希伯来人离开埃及的过程。这部动画受到全球好评,片中歌曲《When You Believe》也获得了第71届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原创歌曲奖,笔者当年就与许多同龄孩童一样,随口都能哼上几句。而构成《埃及王子》故事主轴的《出埃及记》,不仅是犹太教的重要叙事,也是当代犹太人庆祝逾越节的由来,更在美国拥有一定文化地位:1958年美国历史小说家莱昂·尤里斯(Leon Uris)出版了以此为名的畅销小说,小说在2年后改编为电影,成为1960年代美国大众理解以色列、建立其英雄形象的重要来源。

从小说《出埃及记》到动画《埃及王子》,这是美国战后婴儿潮、X世代与以色列同情共感的一段岁月,在这两代人的认知中,以色列就像大卫,阿拉伯联军与巴勒斯坦武装则像歌利亚,大卫虽弱势,却还是在与歌利亚决斗时出奇制胜。但时至今日,尤其是以色列大开杀戒、美国校园发出怒吼的当下,这种认知已经明显主客易位:在现在的美国青年看来,大卫无疑是巴勒斯坦,歌利亚则明显是以色列。


巴以战争的启示

巴以战争的启示:

1、历史遗留问题:巴以战争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二战后英国委任统治时期的分治计划,这导致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两个国家的诞生。由于历史遗留问题,包括领土、难民、水资源和耶路撒冷等争议,使得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一直存在,并最终导致了战争的爆发。

2、文化宗教差异: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在宗教、文化和历史传统方面存在巨大差异。这些差异在战争中起到了催化作用,使得两国之间的冲突更加复杂。

3、地缘政治因素: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分别位于阿拉伯半岛和地中海东部的交界处,地理位置重要。因此,该地区的战争不仅影响了中东地区的稳定,也对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4、内部政治因素: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各自的政治体制也对其冲突有重大影响。以色列实行议会制和多党制,而巴勒斯坦则实行民族委员会制度。这些不同的政治制度使得两国在处理冲突时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和方法。

5、国际干预:巴以战争的持续时间长久,国际社会的干预和调解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尽管许多国家和组织都试图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冲突,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紧张关系仍然存在。

巴以战争的历史背景:

1、领土问题: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的领土争端是巴以战争的主要根源之一。根据联合国分治决议,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分别获得部分土地,但由于种种原因,两国实际控制的领土与决议存在较大差异。特别是对于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等地区的领土归属存在严重争议。

2、难民问题:巴勒斯坦战争导致大量巴勒斯坦人沦为难民,他们逃离家园,流离失所。难民问题成为巴以冲突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巴勒斯坦人认为以色列的建立是导致他们遭受苦难的主要原因,而以色列则认为巴勒斯坦人应该通过和平谈判而非战争来解决问题。

3、宗教矛盾: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存在严重的宗教矛盾。以色列是犹太教的国家,而巴勒斯坦是伊斯兰教的主要发源地,双方在宗教问题上存在深刻分歧。耶路撒冷作为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圣地,其归属问题也成为巴以冲突的一个重要焦点。

美国在巴以冲突中起了什么作用

美国在巴以冲突中的作用是为其提供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上的援助和保护。

拓展资料:

中国一贯主张政治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支持“两国方案”,即在联合国有关决议、阿拉伯和平倡议和中东问题“土地换和平”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完全独立、拥有完整主权的巴勒斯坦国,并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

中国认为这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出路,也是实现巴勒斯坦人民的生存权、建国权、回归权的根本途径。

中国对巴以冲突持续升级、局势愈演愈烈深表担忧,对冲突造成大量平民伤亡深感痛心。中国强烈谴责并反对一切伤害平民、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呼吁立即停火止战,保障加沙民众最基本的生存条件。

中国支持联合国安理会发挥应有作用,尽快通过有关决议,为缓和局势、实现停火提供政治支持。而美国则一直是以色列最坚定的盟友和支持者,在巴以冲突中站在以色列一边,为其提供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上的援助和保护。

美国认为以色列有权自卫,反对任何损害以色列安全利益的行动。美国对巴以冲突表示遗憾,呼吁双方保持克制,避免平民伤亡。但是,在联合国安理会上,美国却多次阻挠通过呼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立即停火的声明或决议。

美国还表示不支持“两国方案”,而是推动“世纪协议”,即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在美国的主导下达成的和平协议。

这一协议被认为严重偏袒以色列,损害巴勒斯坦的合法权益,遭到了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国家的强烈反对。

从这些立场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和美国在巴以冲突中的角色和责任是截然不同的。中国是一个没有私利、公正客观、积极奔走、主张和平的调解者和促进者。

中国关注巴以冲突的当前局势,也着眼于巴以冲突的根本原因和长远解决。中国呼吁停火止暴,也支持“两国方案”,为巴勒斯坦人民争取民族权利。

为以色列人民保障合理安全。中国站在国际公平正义一边,也站在发展中国家一边,与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保持友好合作关系。

如何看待巴以问题?我们应该支持巴勒斯坦还是以色列?为什么支持巴勒斯坦或是以色列?

个人看法。 二战后,犹太人复国,但犹太国家是在千年之前就灭亡了,巴勒斯坦地区中,已经生活了很多阿拉伯人。 由此,矛盾展开。 联合国曾经划分过边界,但无疑极为偏向以色列:这是大国因素在背后,美国。 美国利用以色列,插手中东。 随后,爆发了四次中东战争,美国支持的以色列,和苏联支持的阿拉伯人,几次交锋。 但以色列大部分占据上风。 巴以问题,涉及领土、民族、宗教、大国因素等等,极为复杂。 从国际舆论上看,大多倾向巴勒斯坦。 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往往因为伤害巴勒斯坦的平民,被国际舆论谴责。 中国一般情况下,也会跟着谴责。 但中国和以色列的交流,也极为密切,甚至有部分军事交流。 至于如何帮助,中国在中东的影响力是有限的,多在经济影响方面。 同时,中国在任何事物中,从来没有选边站,不管是巴以问题,还是其他大大小小的冲突,比如叙利亚,也门,等等。 这让我们既是局外人,同时又和所有的国家,有密切的经济往来。 所以,个人看法,中国应该珍惜这种公平的调停人的角色,而并非像美国、俄罗斯、西方一样,加入一方,展开厮杀。 提供经济援助,呼吁停止流血,当然,根本的目的是保证我们是石油供应安全。 一个有钱的和事老。

  • 声明:本站内容均来自互联网,仅供演示用,请勿用于商业和其他非法用途。如果侵犯了您的权益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在24小时内删除。
  • 本文地址:https://www.srwj168.com.cn/kuaibao/167.html
隐藏式门把手是元凶吗 四问问界M7追尾起火3死悲剧 被追尾养
中国新能源产业的优势是靠真本事获得的 和音